萧育和:凯因斯的信徒能维护世界和平吗?读《贸易战就是阶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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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 President George Becker holds up a World War II era editorial cartoon illu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steel during hi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in Washington, July 19. Becker cautioned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going forward with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Status to China. WP/RCS - RP2DRHZGDCAA

贸易战就是阶级战。图片来源:路透社/达志影像

萧育和 / 思想坦克 2022 年 1 月 17 日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关于「贸易战」的作品,而是尝试解释,因为贸易收支失衡所引起的国际纷争,背后所存在的阶级与不平等因素。它关注不平等对于总体经济的破坏性效应,表面上看似纯属一国国内事务的事件,最终却因为国际收支的变化,而影响到世界其他经济体的人民。

美国人抱怨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赚走了他们的钱,但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不过是遮掩「各国内部不同经济阶级之间整体冲突」的假象,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当前的美中贸易冲突,在两位作者看来,本质上都并非「贸易战」,主要经济体的所得集中现象,才是导致生活水降低、贸易失衡恶化乃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祸首。

帝国主义的旧事重演

而这些都不过是「旧事重演」(Everything old is new again)。全书的观点立基于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ohn A. Hobson)对于帝国主义的观察与研究。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来自于殖民母国的生产与资本过剩,受薪阶级没有足够的消费力消费本国的生产,将过剩的生产产出向海外输出成了当时欧洲资本家续命的手段,当「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投入现有政治版图以外地区」时,「为了将新国度纳入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政治扩张,就成为输出剩余资本与生产的政治搭配方案。

今天所谓的贸易战也是如此。表面上是国家间之于市场的冲突,但本质上是国家内经济分配的反映。所得分配被不平等地从劳工转移到资本,衍生了制造品供给过剩、就业机会流失与债务增加等后果。霍布森当年的建议是通过彻底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来避免帝国主义的政治恶果,具体方法是提高受薪阶级的消费能力。

本书的观点基本上立基于霍布森的诊断,作者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受薪阶级消费能力被压抑的结果,这导致了两个问题:(1)劳动阶级消费能力出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贫弱,造成过多的产出无法消化;(2)劳工的财富被系统性地移转到权贵阶级,不仅扼杀了普罗大众的购买力,形同牺牲消费来补贴生产,其金融资本的巨大积累,也导致了过度的投机行为。

这些都会让本地国家寻求透过海外市场来消化过剩产出与资本,导致了投机性泡沫,例如美国在1994年到2000年间的资本支出泡沫,被葛林斯潘称之为「不理性繁荣」的结局是金融危机。过去,企业部门花费在扩大生产产能上的开销,理应超过它产生的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则由家计部门的储蓄来填补,但在金融危机之后,从2000年到2003间美国的净商业投资大幅缩减,如今,企业部门的支出经常少于其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因此而产生的企业结余不是被分配给股东(例如美国的状况),就是被企业保留下来(例如德国、日本与南韩的状况),但未做他用,这同时也是生产性投资萎缩的象征。

贸易战的美国因素与中国因素

对于美元全球准备通货地位的评价,也是本书颇具启发之处。一般认为准备通货的发行者具有优势地位,但就如两位作者所说,这是一个「以心理学而非经济学为出发点的错误观念」,如果准备资产的发行国并没有掌握支配全球经济的绝对压倒力量,否则它必然面对国内需求与全球对准备资产需求之间的张力。尼克森当年在国际霸权与自由贸易的抉择之间,选择了妥协,就是一例。废除布列敦森林体系的结果,短期来看,货币贬值恢复了美国出口商的竞争力,长期来看,美元与黄金脱钩使得美国在经济事务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本书认为因为美元的准备货币地位,及美国金融部门因此被迫成为全球超额储蓄的巨大贮存槽,反而造成了美国的负担。全球对于美元资产的额外需求,让美国金融部门必须藉由额外的供给来加以满足,超额的金融债务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美元的优势地位,让美国人被迫吸收了全球涌入的超额资本流入与制造品,结果是房市债务泡沫与制造基地被迫外移等后果。

在两位作者看来,美国朝野两党对于「控制联邦赤字」之财政手段的政策共识,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任何个别部门的支出与储蓄决策,鲜少足以解释整个国家的整体经常帐收支为何出现顺差或逆差」,关键是「家庭、企业与政府等部门的支出及储蓄决策的综合影响」,以及「促成这些整体综合影响发生的系统性扭曲」,控制预算赤字并不必然能防止贸易逆差持续成长。

两位作者开给美国的政策处方是藉由消除不平等来缓解低消费的压力以及整体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大社会安全网与公共支出,有助于矫正不平等的所得分配地位,例如降低薪资税、提高所得税标准扣除额以及医疗补助等等;而也因为美元的准备货币地位无法撼动,美国应该寻求更好的方法消化全球的资本流,例如发行足够的国债来应对海外资本的涌入。伴随这些项目而来的预算赤字都是必要成本。更重要的是,能促使出口剩余国家降低出口的机制,例如货币升值。

就中国来说,产生所得不平等分配的结构性因素,最重要的中国压抑消费的金融机制。极低的存款利率,以及因为政治因素对贷款方的偏袒,将中国普罗民众的财富大规模转移给大型制造商、基础建设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以及省级地方政府。另一个结构性因素是中国的户口制度,中国的社会安全系统无差别地要求全国劳工捐输,但只有居住在正式户籍登记地的人,才能领取津贴,这样的规划设计让社会安全部门成功缩减对以亿计贫穷中国人的支出给付。牺牲劳工与储蓄者利益的结构,必然产生了压抑消费的结果。从1998年到2010年底,中国家计消费的GDP占比降低了15个百分点,到2018年,家计消费依据低于总产出的40%,这明显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

此外,中国累退型的租税系统,也加剧了所得的不平等分配。在这个租税系统中,在个人所得税项目所征到的税金仅相当于于GDP的1%,但消费税与社会安全税的项目却约当GDP的14%,在中国,低所得者甚至必须应付比富豪更高的税率。

根据本书的解释,中国储蓄率的上升并不是家计部门储蓄上升的结果,两位作者并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并非取决于文化因素或节约习性,而是取决于国内的所得分配状况」,以中国来说,高储蓄率是财富移转到消费占比较低富人的结果,他们是中国限制家计所得与消费成长,因而不成正比受惠的既得利益者。高国内储蓄如果能挹注到生产性的投资活动,就能促成经济成长,若是虚耗在类似在偏远的沼泽地兴建地铁这种浪费性项目,就可能反而阻碍经济成长,拉低生活水平。

与中国的情况类似,德国因为降低租税与福利支出所导致的所得集中,已经足以压抑德国家计的支出。新自由主义化的政策让一般的家庭对于公共社会安全的缩减越来越敏感,导致储蓄率上升最直接的现实因素就是意识到未来的退休津贴将会缩减。

凯因斯的信徒

本书的寓意是,如果中国与美国能有更平等的经济分配体系,就能有效缓解国内的整体需求与就业问题,各国的贸易冲突将随着内部阶级冲突的舒缓,而得到解决,或许,也就能避免地缘政治上的冲突。

本书的立论也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帝国主义战略提出了相当有说服力的政治经济解释,一带一路能创造中国制成品、建设服务出口以及金融资本的新需求,但两位作者也指出,一带一路国家的整体潜在市场远比北美与欧洲来得小,「中国妄想利用一带一路来取代它失去的传统出口市场」的如意算盘,或许短期可以续命,却不是根本之道。

已经不只一位评论者指出本书对于贸易战国际政治面向上的空白,毕竟「贸易战」与「贸易冲突」本质上还是有所区隔,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也不仅仅只在于贸易的顺逆差而已。本书对于国际贸易、全球金融、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政策上的讨论,都颇具启发,其规范性的关怀极具凯因斯主义风格:「繁荣不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各个社会的成就不是靠牺牲其他社会而来。由于每个人都经由贸易与金融而息息相关,所以,更多生产与更多消费最终必定对每一个人有利」。

然而,因袭凯因斯倡议而生的布列敦森林体系,当年正毁于国际政治的现实算计,阶级之间的剥削战争或许是加剧贸易战的催化剂,但或许,贸易战本质上终究是霸权权力竞逐的反映。


书名:《贸易战就是阶级战》

作者:马修‧克兰恩(Matthew C. Klein),麦可‧佩提斯( Michael Pettis)
出版社:麦田
出版时间:2022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