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合作和反目——从四清到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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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教授的史学研究专著《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最近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对中国文革和主导了文革运动的主要人物的表现,从政治心理和中国政治文化角度,提出了很多新颖而深刻的分析。宋教授的研究表明,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张春桥这些身处中共政权高层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这些心理疾患同制度环境给予他们的恐惧和压力相关,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和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文革中诸般荒谬绝伦的现象,就都事出有因了。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从心理学角度看,其变化不定同恐惧与仇恨造成的心理病态相关。只有厘清了这些精神与心理因素,才能对文革做出符合实际的政治学与经济学分析。

我感到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关于刘少奇的第二章。

四清是文革的预演,文革是四清的延续


我们这些文革过来人都记得,文革作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发动阶段带有群体狂欢的外观特征,这是中共几十年来发动与组织群众所擅长的手法。毛泽东刚开始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是这个国家和党的第二把手,因此他是排在毛之后、其他所有人之前的。不久,他的第二把手排位被林彪替代。再后来,毛发动批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年后的中共第九届代表大会上,他被判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并规定永远不可翻案。之后,刘少奇沦为阶下囚,最终以一种非常凄惨孤独的方式死了。他无疑是文革受害者,是文革政治的牺牲品。

但这只是历史呈现的局部外观。宋永毅在分析刘少奇的这一章中指出,文革运动不是毫无预兆地突然发生的,它有一场长达三年的预演,那就是被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运动。这场运动从理论到实践,从口号到组织,从目的到方式方法,都酷似文革。可以说,文革就是诞生于四清运动的。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

四清运动和文革一样,出发点是判断各级党和国家的干部很多已经“变色”或正处于“变色”的危险之中,为了防止失去政权,必须展开一场阶级斗争。文革中盛行的“造反”、“夺权”口号及提法,其实早在四清运动中就已经提出并付诸实践。尤其是刘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提出的“桃园经验”,极大地引导了全国四清运动的极端残酷手法。

宋永毅教授讲解了1965年1月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的来龙去脉。二十三条曾经被认为是毛泽东对四清的纠偏,实际上是因为1964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无意中怠慢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恼火,把会议结束后解散了的各省省委书记又叫回来继续开会,有备而战地通过了二十三条,目的是向风头太盛而让他感觉威胁的刘少奇找碴,埋下了由毛泽东主导将四清转变为文革的种子。

宋永毅教授引用不完全统计:在刘少奇挂帅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5,327,350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联盟、集团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为敌我矛盾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

事实证明,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对国家形势的判断、思路和理论提法及策略方法,都是一致的,都是极左。宋永毅指出:“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运动中的真实表现,刘少奇非但跟着毛泽东的左调亦步亦趋,在不少方面更有自己的独创。考诸史实,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和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影响,相互启发之效。也可以说,在帮助毛泽东形成和发展他的文革思想上,刘少奇有推波助澜的贡献”。

刘少奇和毛泽东在文革理论上的一致性

不仅如此,史实显示,文革初期,刘少奇是伙同或追随毛泽东迫害一大批干部,包括自己的亲信和老部下如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即“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宋永毅指出,“在1966年5月到8月的四五个月内,刘少奇是党中央一线对全国文革的实际领导者”。在这段时间内,刘以中央名义颁发了近十个文件,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在理论提法和实践上都和毛泽东高度一致。在这个时期,全国揪出了一大批“黑帮”和大小“三家村”。刘少奇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亲自指导,斗争了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等省的主要干部。7月2日,刘少奇亲自对乌兰夫进行极其严厉的批评。

宋永毅指出,“在抓党内走资派上,毛刘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条路线的分歧。如果说有分歧,那就是毛的中国赫鲁晓夫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最终目标是刘少奇,而刘少奇的最终目标则是为了保自己。 ”

用历史事实指出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与文革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不是单纯为了清除刘少奇而发动文革的,文革的主要动因不是个人权力争斗。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当时党和国家各级干部与组织的判断十分一致:“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 ” 如果没有毛泽东个人精神疾患而生出的迫害狂,如果不是“一山不能有二虎”的畸形权力关系,毛泽东和刘少奇就会联手搞文革运动,就像他们曾经联手搞四清,曾经联手整肃其他党内干部一样。他们的一致性建立在他们对国家的一致判断上:共产党有可能丢失打来的江山。

为什么他俩会有这样的判断?这是宋永毅教授的著作引起我思考的问题。

中共革命的唯理主义思路

在中共即将执政之时,毛泽东等最高层就开始思考执政后怎么办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这两大问题。

中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由苏联派人组织起来的政党和武装力量,它曾经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主导下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虽然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死后中共有了独立意识,但是直到五十年代末,遇到重大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仍然是从苏共的榜样中寻找答案。巩固政权用的方法是斯大林式的镇压和清洗;发展经济的思路是计划经济和合作化运动。

十余年后,到四清前,中共政权事实上已经没有被颠覆的威胁,政治上的新旧敌人已经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被“杀关管”,但是经济建设和民生却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状态。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农业合作化全盘失败,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空前大饥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刘少奇做出了需要搞四清的判断,后来转变为文革运动,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大劫难。毛刘中央对当时国家情势的判断和现实完全相悖,这一判断出错则全盘皆错,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毛刘和中共领导层,是怎么会做出这个判断的?

宋永毅著作的最后一章,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和公民异议,讲述了对文革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批判。这些异端思潮和异议,全部来自社会底层。虽然顾准曾经是党的干部,但是他在文革前早就受到压制批判,他的思考也是来自社会底层。中共党内没有出现批判性异议,这既是专制制度从生理上消灭一切反对力量的结果,也和中共及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唯理主义思想状态有关。

宋永毅指出:“顾准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唯理主义的独断论,指出其表现其实是另一种神学,结果必然走向真理的一元性,并由此导致思想专政的文革”。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这是中共革命的要害问题。文革中年轻一代的异端和异议,限于那一代人的阅历学养,几乎都是在马列主义和共产革命的语言框架中思考和言说,只有顾准这个老革命是唯一的例外。顾准指出了中共革命理论秉承苏联模式的命门:社会发展的历史决定论。

这种唯理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苏共革命与执政,也是中共革命与执政的“正当性”来源。全球共产革命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使这套理论及思想方法被全党全民接受从而奠定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这一“洗脑”工程是斯大林的首创。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非常重视理论教育工作,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照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体系,由此不仅导出了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观念,使得任何残酷非人道的斗争都有了道德上的合理性,而且发明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现实世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中共非常重视这一套理论的教育和传播,这套理论是中国所有大中学校的必修课程,视之为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根据这套理论,社会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这种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是非常强大的,是无敌的。而这种规律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所洞察,被共产党所掌握。根据这一规律,社会必然向某个方向发展,走向唯一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必然性由此而生。符合这一规律、追求这一终极目标的任何做法,就都有了道德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乌托邦理想主义是这种唯理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之一。也正是这套看上去“科学与理性”的唯理主义思维,吸引了上世纪中国社会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精英投入了中共革命,相信自己找到了为劳苦大众乃至全世界全人类创造幸福新生活的不二法门。然而在经历几十年“砸烂、摧毁、打倒旧世界”的折腾,导致中国空前灾害,带给民众无尽苦难而产生疑惑以后,他们中很多人却仍然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反思,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后悔和忏悔。我们在我们的上一代中见过很多这样的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如果他们能明白,这个世界上本没有他们曾经相信的“客观规律”,他们才有可能想通,这场中共革命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它带给国家和民众的,只有灾难,没有好处。所谓“理想主义”不是对民众、对家庭、对个人犯下如此错误造成如此磨难的可接受的理由。国家和民众遭受了那么深重的苦难,幷不是因为那本来就不存在的“客观规律”的“必然性”,而是某些为数有限的人

的决策,而且这种决策常常受这些人心理病态的影响。中共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放弃传统和经验而去寻找“规律”,企图实现一个现实中不可能的目标,就会继续走在一条灾难的路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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