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中日关係—台湾文化协会100年: 2020年8月14日光传媒主《抗战与中国的转折及中日关係》研讨会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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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国国旗

作者 | 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兼任副教授

(沈淑华整理)

关于抗战历史或者是中日关系,两岸间其实是因为基于过去不同的历史经验,还有各自的政治发展,以及在当代涉及的一些价值认同的问题,所以台湾人和大陆的小粉红对于日本大和民族的情绪就有很大的差别。

我想让我接在矢板明夫之后发言,在这个可能国语的北京腔比我还浓厚的一位日本人之后从台湾人的角度来谈中日关係,我觉得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

我今天,为什麽要从台湾来看中日关系呢,我还下了一个副标题,叫“台湾文化协会100年”,这是有一定的用意的。

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从这边来开始谈呢?

当然,我们知道,在上个月,中国共产党才庆祝它建党100年。但是对台湾人来讲,这个100年其实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台湾文化协会创立100年。

台湾文化协会是什麽样的概念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让各位可以知道我怎麽从这个角度带出这主题,我们能怎样来看待中日关系。

启蒙的先声──台湾武装抗日
台湾文化协会,他的灵魂人物蒋渭水,有“台湾的孙中山”之称。
蒋渭水长成的时代,是日本在台湾所设立的第一个高等专科学校,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学生,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就是现在的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前身。
早年日本侵略台湾,在乙未战争当中病死的比战死的还要多,主要因为水土不服,再加上清朝时候,台湾或当时中国,大家的公共卫生观念不足,也欠缺医疗水准,所以日本人到台湾来,病死的比战死的还要多。日本人占领台湾以后,一开始就推动的新式教育,是以公共卫生与现代医学为主,因此台湾早期接受日本近代化影响的第一批菁英,主要是医学生或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学生。这也造就整个100多年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台北市长柯文哲就是医生,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是医生,台湾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也是医生,所以在台湾来讲,医生从政,大医医国,和当时日本人把台湾的近代化教育重心放在医学教育有非常大的关联,当然也和孙中山先生是医生从政也有某种程度的关係,所以造成台湾人跟台湾社会对于医生有非常高的崇敬。
台湾文化协会就是由当时台湾医学校医学生共同创立的,当中的灵魂人物就是蒋渭水。他为什麽要发起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呢?
当时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因为今天谈抗战,那我们从台湾的抗日说起。
我们知道在1894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当时台湾人并不服,所以就有了台湾最早的独立运动。台湾民主国的领袖有总统前台湾巡抚唐景崧、内务大臣前台湾布政使俞明震、副总统台湾本地仕绅邱逢甲、还有特地请自中国、曾担任过清朝代理驻法国公使的外务大臣陈季同等等,也就是说,台湾本地仕绅、中国大陆受到近代化洗礼的知识份子、还有开明的官员,共同在台湾集结成立台湾民主国。
台湾民主国是以民族自决的思想作为开国精神,当时是研议依法国跟德国交界的洛林(Lorraine)跟阿尔萨斯(Alsace)自决事例,透过公民投票争取独立,因为台湾当时不服《马关条约》割让的决定,因而想透过民族自决的方式,决定建立台湾民主国来对抗日本。
台湾民主国非常积极地从事国际交涉。台湾民主国为什麽敢放手一搏呢?为何台湾人敢不服《马关条约》的决定,要和日本人来做一个决战呢?因为台湾民主国其实是拥有相当多的外汇,台湾当时的米、糖、樟脑等农产品,在全球拥有非常高的市场占有率,再加上台湾在清朝开港以后,位于东西国家交通必经之地,所以有非常多的外国人士跟台湾本地仕绅有所交流,台湾本地仕绅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国际观,所以他们认为可以用国际交涉的方式来抵抗日本。台湾在进行国际交涉的过程中曾经接触的国家,最积极交涉的对象就是法国,因为法国占有越南,旧名叫安南,法国的海军也就经常穿梭在台湾海峡与南海间。台湾民主国希望法国支持,所以就请清朝驻法国特使王之春兼任台湾民主国驻法代表来担任台湾对法国的交涉事宜。这件事情最后导致王之春和清朝驻法国公使馆人员被法国驱逐出境的这一段历史。
另外台湾曾经积极交涉的对象还包括俄国,台湾民主国宣告独立的时候,俄国曾经有贺电到台湾来。而英国,也是台湾积极交涉的对象。
还有一个,就是澳洲。今天澳洲跟台湾的关係其实也越来越密切,澳洲曾经表达过万一台湾海峡有战事,澳洲的军队愿意来维持台海区域的和平安全。而澳洲,我告诉各位,在1895年台湾乙未战争的时候,王之春曾经接受驻英公使馆参赞宋育仁提议,借款购买英国制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洲水兵组成舰队,聘前北洋水师统领琅威里(William Metcalfe Lang)领军,假借澳洲商团自组护航名义,由菲律宾奇袭日本长崎与东京。此议洩漏,而为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上奏朝廷所阻。这是当年台湾的抗战,军事战之外,还有外交战和国际法律战。他们建立了法国式三权分立宪政体制的台湾民主国,而想以一个近现代国家的形式,透过当时国际法的观念,意欲利用国际关係,援引外国势力介入,来抵抗日本。而这个努力我们知道,就是没有完成,因为法国态度后来非常迟疑,根本未出兵,所以台湾民主国很快就沦陷了。它在台湾历史当中的意义在哪裡呢?
台湾民主国设置了总统,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总统”这个词这样的中文翻译,就是从台湾民主国开始的,在台湾民主国之前,总统可能只是一个军队统领的概念,但是台湾民主国把它上升成为国家元首的名称,跟英文的President做一个对译。后来中华民国建立,把President同样翻译成总统。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总统的概念指涉国家元首的,就是台湾。
另外三权分立的概念,行政、司法、立法、国会等等这些概念,都是在台湾民主国宪法的草案当中提出来的,但很可惜,当时由邱逢甲汇整的宪法文本,在战火当中焚毁掉了。这些资料,我们只能从当时人们的笔记还有报纸杂志留下来的报导来拼凑,台湾民主国的建国人士,他们基于现代的宪政主义、三权分立、人权保障、主权在民,这些朦胧概念所建构的国家蓝图,我们只能从这些历史的残篇断简中去把它勾勒出来。
这边我再跟各位说明,日本实际上是以军事征服了台湾,但在法律上,《马关条约》不平等条约割让台湾,在当时的国际法也是没有问题的,军事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因而是取得台湾的主权的。日本征服台湾的过程,整个完成还在乙未战争之后,台湾人在面对中国国民党人说八年抗战,或是中国共产党人说十四年抗战,其实台湾人能有一种更夸大的说法,台湾人对日抗战二十年,比中国抗战还要更久。为什麽台湾人会有这个说法呢?因为台湾人的武装抗日整整持续了二十年,为什麽台湾这麽小的岛武装抗日可以持续那麽久,这也跟台湾併入中国的版图时间非常晚有关。
中国东南沿海的各个族群,主要是客家人、闽南人当中的漳州人、泉州人和在广东的潮州人。他们到台湾来,和本地的原住民族有过摩擦。台湾原住民族,有过去所称的高山族,还有平埔族,加起来林林总总共有二、三十个族群。这二、三十个族群与中国大陆各地方来的族群,在台湾形成族群间的械斗与战争。以我们客家人为例,当时几乎每个客家聚落都有武力。清朝政府鼓励民间举办团练,所以台湾本地也有团练,就形成了台湾民间的武装力量,变成台湾对日抗战的民兵主力。
台湾的抗战打了二十年,前期武装抗日由清光绪21年(1895年)年台湾民主国打到光绪28年(1902年),以歼灭割据凤山县后壁林即今天高雄市小港区的林少猫告一段落;后期武装抗日则受中国革命鼓舞,由光绪33年(1907年)台湾复中兴会总裁蔡清琳领导新竹县北埔起义发端,终结于民国4年西来庵事件,大明慈悲国奉旨平台征伐天下大元帅余清芳与日军决战于台南县噍吧哖(今台南市玉井区)败阵,这是台湾武装抗日最后的一页。
台湾人当时对日本的统治并不服气,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本身是医学博士,他著有《国家卫生原理》,主张将生物学原则运用在国家治理。他观察到日本若要能够治理台湾,靠武力镇压的方式是不行的。后藤新平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得,是对于台湾民族性的论断,他说台湾人爱钱怕死爱作官,故用威胁跟利诱两手策略来收编台湾的仕绅,当然前提也是日本有足够强大的武力来台湾进行镇压。所以日本的确是在《马关条约》二十年之后,用二十年之久的时间,才终于将台湾完整地平定下来。

启蒙的辩证──台湾文化抗日
我们知道在1920年代,日本进入了所谓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受到西方洗礼,在明治维新《明治宪法》的基础之上,开始推动了民权运动,也激盪并鼓励了台湾人的民心。
在台中雾峰这个地方,有一位年轻仕绅,林献堂,当时只有20多岁,他知道梁启超流亡在日本,所以设法到日本去请见梁启超,跟他谈论台湾如何回归中国的问题。梁启超非常诚实地告诉林献堂,中国并没有能力来收复台湾。台湾人如果要在日本的殖民之下,争取到一个比较平等的地位,梁启超对林献堂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採行爱尔兰模式。
这个爱尔兰模式是什麽呢?爱尔兰人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利用英国的《大宪章》(Magna Carta)、《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An Act Declaring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the Subject and Settl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Crown)等宪法性法律所构成的不成文宪法制度,争取到爱尔兰人在英国统治之下的平等地位,后来逐渐实施自治,成为英国的自治领,最后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和英国维持非常好的关係。梁启超对于台湾人提供这样一种建议,这个建议就形成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最早的发想。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就是学习爱尔兰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形成爱尔兰本身自治的议会,迈出自治的第一步。台湾人当时就组织队伍到日本东京的帝国议会进行请愿,希望能在台湾成立台湾人自己的议会,台湾民党筹设之时,甚至主张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台湾总督能由台湾人民选出。台湾地方自治的思想,就是在大正民主时期,与日本对抗当中萌生出来的。
跟随林献堂到日本参与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蒋渭水,和林献堂有著不同的教育程度与家庭背景、阶级出身。林献堂是地主出身,蒋渭水父亲蒋鸿彰在宜兰以命相维生,蒋渭水童年时曾是灵媒,台湾人俗称之为乩童。但蒋渭水是接受现代教育的,是日本时代台湾最高学府台大医学院前身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学生,所以他的日文程度非常好,而林献堂则是接受古典国学教育,从来不说日语。
就在100年前,蒋渭水这批青壮派就在台北市私立静修高等女学校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推举林献堂为总理。台湾文化协会有非常重要的精神。是什麽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之初,蒋渭水在《台湾民报》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文章篇名叫做〈临床讲义──关于名为台湾的病人〉,非常符合他本身是医生的形象。他以医生的角度为台湾诊断,台湾人到底有什麽样的文明病。蒋渭水认为当时台湾人罹患了严重的知识缺乏症,也就是台湾人欠缺现代的知识。所以台湾文化协会就以文化启蒙做为协会主要宗旨,举办各种读书会或读报会、演讲会,聚集拥有现代知识的台湾人到台湾各地去进行演讲、举办活动。
台湾的抗日,其实是从武装抗日开始,到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之后转而主张採取爱尔兰模式,来进行宪法的斗争。亦即透过日本的《明治宪法》来争取台湾人跟日本人同等的国民地位,不再是次等殖民地的人民,而是普通的公民,要在台湾成立自己的议会,所以到了1928年,蒋渭水草拟《民众党党纲大要》,就提出台湾制宪的主张。我是苗栗县竹南镇中港人,台湾民众党竹南支部就是在我们的妈祖庙慈裕宫成立的,蒋渭水和各地党人跋山涉水到中港来举办演讲和座谈,为我们当地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父亲曾群芳曾与我口述,他是听祖父曾鸿钧说的,我去查考史料得到证实。
相对于当时同样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鲜,蒋渭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非常具有国际观,他还倡议推动联合被日本压迫的民族组成联邦如台韩联邦,共同对抗日本。这些思想当然不见容于当时的日本政府。我们也知道,在100年前,共产国际在中国协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当时台湾人也受到共产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论是俄国的列宁(Vladimir Lenin)或是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的《14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都主张民族自决,殖民地自决的观念就此成型。
这就是台湾人民族解放运动的整个过程,从武斗进入到文斗,且学会用现代的宪政主义来向日本人争取平等地位,这个过程当然形成了台湾人的宪政主义跟民主人权意识,而这些观念就在战后就跟中华民国的历史衔接起来。
谈到这边,回过头来再看台湾文化协会,在蒋渭水这边,他曾经有这样一种看法看待中日关係。我们要提醒的是,台湾的主流是汉人,蒋渭水的时代是把汉人跟蕃人(台湾原住民)分别看待,他口中的“台湾人”基本上单指汉人。
台湾的汉人非常关心中国革命,也看到日本跟中国关係的紧张,所以蒋渭水为首的台湾文化协会这批台湾青壮派知识分子,认为台湾夹处在中日两国之间,一方面是日本的国民,另一方面在文化与民族上面又是汉民族,所以台湾人可作为两个民族国家和平的桥樑。他们认为,台湾人握有世界和平,或者东亚和平的钥匙。台湾人,当时在东亚国际关係当中,特别是中日关係之间,以身为和平的钥匙的这样一种身分来自我期许。当我们在谈台湾文化协会100年跟中日关係,我们从这角度来看的话,我想跟各位分享,在100年前,当时台湾,还有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怎麽样来看待中日关係,怎麽样来看待台湾在东亚、在这个世界的地位与重要性。
后来,我们知道,日本以大东亚共荣圈这种说法来侵略中国,那台湾人呢?台湾刚开始是以台韩联邦的主张来对抗。其实如果当年日本不是以武装侵略的方式来佔领中国的话,而是像蒋渭水,或者孙中山,以大亚洲主义,来重新整顿日本的中国观、东亚观或世界观,也许此后亚洲的历史,会走向不同的一种面貌,就不再是以中日民族为国家跟种族的界线,用整个历史悲剧,包括铭刻的民族伤痕,直到今天仍旧作爲政治上被运用的工具,不时地刺痛中日两个民族的感情。
以上是从台湾来看中日关係。

中国抗战与台湾兵
转到台湾人和抗战。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台湾人就是以志愿军的方式被徵调参军。我这边告诉各位,日本人并不会将徵调参战的台湾人派去中国的战场,甚至非常防范台湾人与中国接战,主要原因是怕台湾人因为与中国的连结,到了战场,阵前起义。所以,台湾兵基本上都是派到南洋战场,台湾兵当中战力最强的是高砂义勇军,就是台湾原住民的部队。台湾的原住民属于南岛民族,跟南太平洋的各个国家有著不同程度相似的文化、语言与血缘。
战争结束,中国便有人注意并讨论,台湾人在抗战当中,到底属于战胜国或是属于战败国的议题。如果将台湾作为日本的国民,它属于战败国,但台湾若是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话,它就属于战胜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的讨论。不过我要告诉各位,在抗战期间,台湾籍特别志愿兵并没有开赴到中国大陆战场实际作战,台湾混成旅是派驻在海南岛,确实有与当地中国游击队接战,但也真的发生了阵前起义。当然有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去做官,比如说,在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或者在满洲国,有非常多的台湾人在当地任职,但你不能光批评台湾人,因为参加满洲国和参加汪精卫政府的更多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台湾人,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有他们所置身历史的环境,我们不能用抗战胜利之后成王败寇的观点来看待当时作为日本国民的台湾人在中国大陆任官任职的事实。像满洲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谢介石,他就是台湾的新竹人。
在抗战胜利之后,有一个《惩治汉奸条例》,然台湾人算不算汉奸?国民政府的确也逮捕了一些台湾人,把他们丢到监狱裡面用《惩治汉奸条例》来定罪,第一届立法院对此曾经有过相当大的争论。而带起这一议题的人,用在质询行政院者,当中有丘汉平委员,是后来中华民国政务委员丘宏达的父亲。南京立法院就反对国民政府或者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把在日本政府当中任职的台湾人当成汉奸来定罪的做法,因为他们说,台湾已经割让给日本了,所以台湾人在日本政府当中任官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台湾人的情况跟中国人投入日本政府或于伪政权中任官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后来司法院做成一个解释,台湾人不受《惩治汉奸条例》的规范,才解决当时一度紧张的台湾、中国大陆民间跟国民政府三方之间关係。当然后面爆发所谓的228事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就不再讨论之。

抗战与战后两岸关系
接下来我要来谈,对于中国抗战,台湾一般人怎麽来看待。
我们要知道,在1949年后有60万从中国大陆来的军民迁移到台湾。它佔台湾人口比例有多大呢?本来有台湾只有200万人,一下来几乎等于台湾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些人就是我们台湾所谓的外省人。外省人其实已成为现今台湾重要的人口结构一部分。不仅如此,因为外省人是跟著中华民国的政府和军队过来,他们大部分很多都是官员、军人或是其家属。他们把他们在中国大陆体会到的历史意识与政治观念带到台湾来。因整个中日战争过程造成他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结果,加上抗战胜利之后面临国共内战,国军厌战,最后不得不流亡台湾。这些台湾外省人流离的命运,都认为和中日战争有很大的关係,所以他们也就把这个仇日意识,非常强烈鲜明地带到台湾来。
但是为什麽台湾人不仇日?我告诉各位,台湾虽然曾历经过我前面讲的二十年的武装抗争历史,但毕竟后来在大正民主期间,日本的民权政治家,甚至台湾共产党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日本共产党也非常支持台湾殖民地的独立,所以台湾跟日本的民间关系,经过长期的磨合之后,早年的民族间对立,就因此慢慢地消失了。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其实又紧张起来,因为日本人对台湾人是有某种疑虑的,特别是对于台湾人的忠诚问题。谁知道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参战的台湾兵包括学生兵,战后集结起来,就成为反抗国民党的民间武力。
台湾人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作为日本人被捲入战争,但是战场上又感受到歧视,尤其面对不忠诚的质疑时,就让台湾人非常清楚地瞭解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台湾人。所以台湾人出头天的意识,就格外地强烈。因此,对于抗战胜利这个事情,其实很多台湾人是非常高兴且欢迎的。为什麽呢?台湾人有机会参与建立新中国,然后参与当时中华民国的制宪,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成为中华民国这个新宪政国家的主人,所以台湾人,是非常欢迎国军来台湾接收。
我们也知道,如果不是抗战胜利,日本其实可以继续统治台湾。在国际法上《马关条约》是合法割让,因为在1928年《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 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通过之前,战争的确是国际上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台湾算是合法割让。
因此,若日本后来没有发生军国主义、没有侵略中国的战争行为,且在最后战败,那麽台湾事实上是没有机会回归中国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地承认,中国军民在抗战过程当中的牺牲,导致日本陷入中国战场,最后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当中败亡,让台湾人终于有机会脱离殖民地的地位,回归中华民国,而有机会去实现台湾人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当中希望成为国家主人的夙愿,用我们台湾人的话说,叫做“台湾人出头天”。
各位可以想像,抗战胜利的时候,8月15号,整个日本经由天皇裕仁宣佈投降,台湾人很多人可能不知所措,不知道到底该高兴还是该难过,但是当时比较具有进步意识、有国际观的台湾人,其实非常欢迎这天的到来,当然之后存在高度的期待落差,所以就形成台湾近代史上非常複杂、爱恨交织的一页,那个是另外问题,暂且不表。
好那我们回过来谈中国抗战和台湾的抗争,在1945年8月15号当天日本投降之后,中国大陆人民的命运和台湾人民的命运终于有机会,在《马关条约》五十年之后,重新又集结,而有机会凝聚在一起。照理说,可以推动战后政治协商,通过和平建国制宪,建立新中国,重建中华民国的这种方式,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宪政主义的现代国家连结在一起。但是抗战胜利四年之后,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变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统治了中国大陆。
就像我们上一节冯崇义教授主持的失板明夫演讲〈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係〉当中听到的,他也提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保存实力,让国军消耗在正面战场,所以这导致在抗战结束之后,国军的确有厌战的心理,也不愿意在内战当中和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兵戎相向。这种厌战心理也导致国共内战当中的形势逆转。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把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新编第四军慢慢坐大,在抗战之后成长茁壮,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将国军赶出中国大陆。所以这段共产党崛起的历史,我想也和抗战这段历史无法分割。毛泽东曾经向日本表达感谢,说日本人侵略中国,把国军消耗在战场上,不然不可能有机会在中日战争当中持盈保泰和捲土重来,最后席捲中国,成为新的统治者。
历史非常大的嘲讽在接下来的两岸战争中发生。
今天是8月15号,再下一週下个礼拜,8月23号就是著名的八二三砲战纪念日。这是两岸之间最后一次战争,──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再有战争,至少现在就是民国47年1958年的八二三砲战。八二三炮战当中解放军的砲弹最先打死的中华民国军事将领,是当时镇守金门、而在八年抗战当中著名的对日本开第一枪的河北省宛平县守将(第29军第219团长)吉星文。这个揭起八年抗战,重要的卢沟桥事变的主角,吉星文将军。他因为芦沟桥事变成为中国抗战大家的永久记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吉星文将军是死在解放军的炮弹上,就在下个礼拜8月23号八二三砲战。当时共军的炮弹打向金门,它这个砲弹非常地准,奇准无比,直接打向金门防卫司令部,三位副司令赵家骧、章杰和吉星文当场阵亡,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胡琏虽然受伤,但是侥倖地躲过砲弹,国防部长俞大维也躲过。三位副司令当场阵亡,其中一位就是抗战历史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吉星文。
胡琏本身也是抗战英雄,在金门被称为恩主公,他守护金门、守护台湾海峡,在1949年之后,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古宁头战争扭转国共在台海强弱的形势,古宁头战争最后的决胜就是胡琏从江西一路带出来的第12兵团,第12兵团全面接手金门防卫后改制为金门防卫军,胡琏镇守金门中间一度离职,在八二三砲战前夕又从第一军团司令再调回金门防卫司令部领军。
两岸最重要的战争,胡琏都是非常吃重的角色,而他本身成名,是在抗战期间因为镇守长江三峡,在石牌战役将日本军队阻挡在长江三峡之外,这个战役被称为无声的战争,据说中日双方军队弹药都打完了,所以最后进行肉搏战,所以那一场战争,是听不到枪砲声的,而嘶喊声最后双方都喊不出来,有的也只能在山谷当中迴盪,山壁向远方遮挡了所有的声音。胡琏就是这场无声的战争当中负责守卫石牌这个地方的将领。这场战争让重庆不至于沦陷,国民政府苦撑待变,才有最后迎接胜利的机会。所以石牌战役其实是阻挡日本长驱直入四川、保卫中华民国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胡琏和其他有功将领获颁青天白日勳章,胡琏的勳章现就放在金门太武山下的莒光楼。
莒光楼正对中国大陆,今天胡琏把青天白日勳章,当年抗日战役的一个象徵,在身后放在莒光楼,对于台湾人或对国军来讲,也有跟石牌战役守护住中华民国命脉同样的历史意义。胡琏驻守长江三峡,今天胡琏和12兵团的军魂同样地驻守在金门,抵挡未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中华民国可能再一次发动生死存亡的战争。面对未来可能同样历史、似曾相识的情境,胡琏兵团跟他的青天白日勳章有著守护台湾、守护中华民国的那种鼓励人心的意义。这位抗战期间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最后成为守护台湾非常重要的力量。
抗战期间中日之间互相对峙,可是我要告诉各位,抗战胜利之后,因为国民政府对日本採取所谓的以德报怨政策,所以日本几位躲过南京审判或者是东京审判的军事将领,是非常地感激蒋中正的不杀之恩。所以在面对中国国共内战、台湾保卫的军事部署情形时,就有非常多的日本将领投入国军担任军事顾问来协防台湾,就像日本的支那远征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是在南京受降当中代表日本,向中国的代表何应钦将军呈递降书者,而他是国共内战及其后台湾重要的军事顾问。
另外,在古宁头战争的时候,金门山上有个地方叫湖南高地,是当时国军主要的军事参谋总部,当中就有一位日本军事顾问根本博,中文化名林保源,他是自愿到台湾再来到金门前线的,他对古宁头战役有非常大的贡献,就是他建议国军善用战车。国军有非常多的战车从中国大陆运送到台湾和金门,都是美援的战车,就用战车来守卫金门,因为共军第一波登陆之后,未必有能力把后续的士兵和补给源源不绝再运送到金门岛上,金门岛上除了太武山周边山地之外,有很大片的面向中国大陆那边叫安岐的平原,是非常适合战车驰驱的战场,日本的这个军事顾问,就给国军提供这方面的建议,同时也协助国军进行操练,所以古宁头战役,共军后来的确就是败在国军的战车战术上面。若各位有机会到古宁头战史馆,可以看到立了大功被称为金门之熊的M5A1战车。
在战后,有日本的军事顾问富田直亮,中文名白鸿亮,组织顾问团白团协助国军在台湾重整部队,白团的日本顾问和教官,原本也是日本远征军的将领。他们都以化名来台协助国军。各位要想,在国共内战当中,其实能够撤退到台湾来的部队都是残兵败将,并没有一支完整的部队从大陆迁移到台湾来。胡琏部队当然是当中战力最强的,但实际上胡琏他的12兵团早就在淮海战役,也就是徐蚌会战当中被打掉了。后来防卫台湾主力的12兵团金门防卫军,其实是在江西重新徵兵招募还有沿路抓兵、重新打造的一个新的部队,和淮海战役之前的12兵团是两个概念,虽然胡琏重组兵团因而前后几个将领是相同的。所以台湾防卫国军的战力是不强的。在韩战爆发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等待中国内战尘埃落定,才有进一步的选边站问题,所以在古宁头战争期间,国军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援,那一场战争,仅有的所谓外国势力,可能就是日本的军事顾问根本博。
所以这个历史非常弔诡,八年抗战当中在中国战场上面敌对的双方,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中,日军成为国军非常重要的支持,应该这麽说,就是这些日本将领,他们成为国军非常重要的军事顾问来协助国军抵抗解放军的对台进攻。这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弔诡的一段历史。

台湾人的日本怀旧病灶
我最后可能再留一点时间好,也许可以再做一些交流。我最后要谈的就是说,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感情和中国大陆其实有很大的差别。主要差异呢,在于很多大陆人,包括台湾外省人,他们会说就是因为台湾人被日本人殖民,因日本奴化教育形成的皇民化表现,台湾人对于日本佔领台湾期间的种种近代化建设,相当程度是感谢的。也就是说,不像韩国人与中国大陆人士,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强烈的仇日意识。
那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这过程就是所谓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使台湾人对于国民政府、中华民国、中国形成高度的期待落差,政治学上叫做政治怀旧病(political nostalgia),也就是说它使得中国和日本有了对比,殖民者日本人跟被认为是自己同胞的中国政府,怎麽在对待自己上有大同小异的君临态度,由此表达出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谴责。也就是说,藉由对日本的怀旧病来凸显,声称是自己同胞的国民政府对待台湾人的不仁不义。所以要知道,应该在二二八事变前后的历史脉络来看台日关係。
战后日本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中华民国和美国之间有《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所以台日之间,其实是具有军事的合作和同盟的关係,再加上战后世界经济体系重组,台湾依赖于以美日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才有战后的经济奇蹟。这个就是日本人所谓的雁行理论,也就是说,日本处在东亚经济体系当中,东亚就像一个雁群,日本是前面带领起飞的大雁,日本把它重要的技术或者资金利用台湾的劳动力形成一个产业链,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商品对美国输出,形成日、台、美间的经济产业链关係。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台湾在东亚产业链当中的作为生产基地的地位,就被中国大陆取代,台湾最后保留了的是高科技产业,也就是半导体产业。当年能够让台湾在冷战结构之下的两岸对峙中能够维持和平,同时经济能够起飞,日本人对台湾的协助,可以说功不可没。所以对台湾本地人来讲,对于日本从早期的敌视,也就是说非我族类的情绪当中,因为对比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的白色恐怖统治,所以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台湾本地人在白色恐怖期间,比如说以我的家庭为例,我父亲曾群芳,他因为受日本教育,但是又受到国内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从而导致社会的排斥,正是他在战前所接受到的日本高等教育,然后利用台日美之间的经济体系,让他的日本教育背景在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当中,才华有机会发挥,才让他的整个社会地位与经济情况有机会改善。以我父亲那一代的大多数台湾人来讲,因为殖民地教育的语文障碍,是没有机会进入到中国的政府服务的。可是因为台湾的经济跟日本之间的紧密关係,他可以利用他在战前日本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加入让台湾加入到日本跟美国的这个产业链当中,所以也就改善了他作为台湾人本地人的社会跟政治地位,当然也包括他的财富。这就是说,台湾人对于日本人从日本殖民时期的那种对立状态,因为加入了战后回归中国不愉快的经验,然后再加上台日美这个冷战结构非常紧密的以经济体系为基础的同盟关係,所以台湾人对日本人的印象和感情发生骤然与巨大的转变。
但是我最后要讲的就是,日本后来改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当时台湾人,不论是外省人或台湾本地人,在心理上有非常大的打击。
我记得,那时候我刚要念小学,还有印象,当时日本来台湾的谈判代表叫椎名悦三郎,这名字我现在都还记得,其实我那时候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台湾全国同仇敌忾的情形。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小学老师在课堂上还跟我们这麽说,他说,日本在抗战后曾经投降过中华民国一次,今天日本抛弃中华民国,去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终究还是要再投降中华民国一次。那时候,我们小学生被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鼓动得情绪高亢。过去五十年了,我现在对那些往事,还是历历在目。
当台湾有卫星电视的时候,我父亲发现,日本放送协会NHK电视频道节目特别是新闻报导或者是天气预报,其实眼裡是没有台湾的,而直接跳过台湾,亚洲各国的天气预报,没有台湾,台湾是不在日本的视野当中的,因为台日断交之后台日之间也断航,经济往来曾经有一段期间非常地低盪。日本因为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让台湾人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种印象是存在了的,日本是一个比较没有骨气的国家,非常地媚共、非常亲中。
直到李登辉出任总统以后,大幅度改善台日关係,我们才对日本有重新比较好的正面印象,这是因为李登辉的日本殖民地菁英教育背景,使他摸熟了日本的民族性,而能根本地改变日本对台湾的关係。
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从抗战的历史,来看台湾的抗战跟中国抗战,以一个台湾人身分来谈台日关係、中日关係。以下还有一点时间,非常欢迎各位来提出问题,我们做一点交流。

答问:
命运共同体经验凝聚成民族意识
冯崇义:非常感谢建元兄非常详实的讲演,别开生面从另外一个很新的角度来对比中国的抗战和台湾人的抗战。
我们的观众主要是在YouTube上,在Zoom现场的人不多。我借这个机会请教建元兄一些问题。你谈到台湾人、台湾人很纠结的这个民族认同,或者身分认同。特别是在跟中华民族、日本人跟本地人不同族群之间的关係。我现在想探讨的是台湾民族主义如何整合的事情,它面临一个很大的事,就是现在香港出来的香港独立态度。
我们回顾民族主义,它有两个不同的脉络。一个是从英美法起源的脉络,它就是最经典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叫自由民族主义也好,叫公民民族主义也好,它的整个民族主义是跟自由、民主完全纠缠在一块的,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像英国,它的民族主义起来就是在英国革命的过程中,它应该是近代第一个近代的民族,但是它的民族认同,则是与现代自由的公民连在一起。公民有权去参与政府官员的选举,就是参与国家政治。英国不再只是那个皇室的英国,而是通过议会代表民意的国家。公民本身是纳税人,他本身有选票,他这个民族认同是跟民主、自由连在一块。
美国更典型。因为它的独立战争,本身就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最典型的民主共和国。它是通过跟英国之间做一个切割,它的民族的形成是跟这个民主建国完全重叠的。
法国也一样,法国它这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它本身这个法兰西民族也是在大革命以后形成,民族认同与对自由、民主的认同相一致。
台湾现在的这个民族主义,它好像是走的另外一个路子,就是从德国那边过来的,就是我们叫的族群民族主义,民族认同强调族群血统。甚至于某种意义上讲,还受著党国民族主义的概念,就是身份认同直接跟血统和族群连在一块,然后跟其他的族群,需要很鲜明的分割,和当今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同是一个类型,以族群血统来确定公民身分。这与美国最典型的公民民族主义不同。美国不管你从哪裡来,不管你是哪个族群,只要你向美国的宪法效忠、你对美国国家核心价值效忠,你就是爱国的美国人。
台湾现在是属于什麽状态。就是说,特别是新生代,已经属于自然独的这片,是为什麽?我想问下你是怎麽观察这一块?
曾建元:好,谢谢。冯老师这个提问联繫到我前面讲的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文化协会蒋渭水他们面对日本指责他们要将台湾从日本独立出去,不断提“台湾人”的概念,日本政府对于蒋渭水或台湾文化协会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指控。
当时台湾文化协会提到一个概念,他们主张,“台湾人”和“台湾本岛人”是不同的概念,台湾本岛人指台湾的汉人,台湾人呢?是所有住在台湾这个岛上愿意认同台湾共同支持建设台湾的所有人,所以日本人也可以是台湾人,生蕃,他们将原住民称作生蕃,也可以是台湾人。
在100年前,台湾本地人的自我认同是本岛人,而台湾人的概念呢,其实是日本人带进来的,是日本的近代宪法带进来的,以公民身分为界线,形成一种新的民族认同。
这种新的台湾人的概念,在台湾人跟日本人文斗当中慢慢地形成,台湾人的概念取代了本岛人,台湾的汉人跟原住民就慢慢被台湾人的概念凝聚起来,这个概念因为后来碰到1949年之后大量涌入的外省人,所以台湾人跟外省人的概念在台湾是互斥和分开的。台湾人怎麽样把外省人纳进来,其实也是在台湾民主化之后才慢慢开始,特别是在现在所谓的天然独世代,很多是外省人第三代。
所以刚才冯老师所谈的台湾民族主义,其实是有两种典范的衝击,一个是日本时代台湾人在近代化过程当中在与日本的抗争中学习到的爱尔兰模式,以及由此而启发的公民民族主义,和中国在抗日战争当中所形成的中国种族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典范,在台湾岛上因为国民政府在台湾的威权统治,而形成强烈的碰撞。所以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我想不容否认的是,台湾本省人的确是运用了种族民族主义来进行政治动员,非常有效。这就是民主进步党形成的社会基础。台湾的统独认同论争,之所以会延续到今天,和选举利用族群动员有关。放到这个大历史背景,可知其实和中国的抗战、台湾的抗战是有关的。
前面冯崇义老师提到,比如说美国,美国没有独立革命,法国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英国如果也没有光荣革命,德国没有历经普法战争,没有经过政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民族认同不易凝聚。台湾的国家认同,以台湾为界限的现代公民国家建立过程还没有完成,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台湾今后的国家认同要以台湾为中心凝聚起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对台湾打压,让中华民国走不出去,其实是在帮助台湾形成它的台湾认同。盖这个被中共打压的经验,在台湾是不分外省、不分本省人、不分原住民等族群所共同经历的,这种休戚与共的命运连结,是使台湾走出过去的中国或者是台湾的悲情历史而完成台湾民族主义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共能够看清问题的话,就它所指摘的台独,从台湾的角度来说,它才是台独最大的催生者。今天台湾的民族主义还在演变当中,希望以李登辉所讲的建立台湾新中原的概念,用《中华民国宪法》重新去凝聚台湾人的认同,并不那麽顺利,为什麽,因为“中华民国”国号没办法使用,特别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场的时候,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还在。台湾的民族主义或者国家认同会走向哪个方向,我想还是要放在两岸关係怎麽样去发展的脉络下来观察。
弔诡的是,也是因为中共的压迫,被中共压迫的中国大陆民主人士,和台湾人重新找到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这就是被中共压迫的经验以及对民主宪政价值的认同,我觉得这是未来台湾跟中国重新连结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觉得未来不论台湾会走向怎样的方向,今天我们共同面对共产党的压迫的命运共同体经验,是未来台湾跟中国共同命运的发展很珍贵的一个资产。今天我能在这边跟各位来畅谈这一问题,也是因为我们都有同样开阔的心胸,同样的价值认同,才会有这样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我在台湾还不见得会有喔,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共同的精神资产,我们要好好地去承袭它。

生活中的自由中国
冯崇义:就你刚才讲的这个民族认同,梳理两个不同典范在台湾的演变过程,确实是可以解掉很多中国人裡头的一个心魔。因为在现在这种长时间的分离还有在中国大陆中共政权长期的洗脑,让普通中国人的思维能力是满低的,他们没办法去准确理解一个很複杂的概念和现实。
对台湾这个新的民族,最困扰人的这个民族认同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超出他们大部分人的理解能力,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
但你提到另外一个变量,就是中共政权。其实,我们的后代或我们将来有机会写这个历史的话,中共政权它本身对中华民族的破坏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它本身从立国开始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连根拔起,现在才想回去用一个实用主义的方式去利用它。但是这种对民族心灵的创伤,这几代人的创伤是一时半载无法医治的。现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大陆汉人与周边民族,也就是边缘地区的族群,包括新疆人、西藏人、台湾人、香港人与中华民族之间发生这种深度的疏离,是这种政权它本身造成的。
所以中共政权现在煽动中华民族主义,是极不够格的。如果它说它是民族代言人,它不够格。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国族,包含居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族群。中共掌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就是中国,中华民族所信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不能与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混为一谈。我不晓得对这麽个问题是不是要从这个角度去观察。
曾建元:其实我非常赞同冯崇义老师的见解,所以我觉得中国要有一个未来的话,共产党党国极权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一定要终结,不但是从实际的政治秩序当中结束,它对中国人民心灵精神的奴役状态也应该要终结。让中国人真正成为一个具有自主人格的地球人,中华民族才有重新去整合凝结的机会,否则的话,就像冯崇义老师所讲的,现在我们台湾因为夹杂著中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概念上的混淆,然后在国际上所谓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没有办法被正常地使用,所以在台湾现在日常的语境当中,慢慢因为两岸交流变得频繁,谈到中国大家不会想到我们是中国,中国是他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像冯崇义老师在台湾,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是中国人,他会把你当成是澳洲的华人,因为讲到中国人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小粉红或是共产党青面獠牙非常狰狞的面貌,所以中国这个概念在台湾并不是个光荣的符号。对此我觉得很可悲,为什麽?因为在我们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好像昨天是台湾的民俗节庆七夕,我们叫做中国情人节,我们不会说它是台湾情人节,七夕我们台湾各地的庙宇香火鼎盛大家都去拜拜,去祈求好的姻缘或什麽的。这个现象我想在中国大陆的民间可能看不到,像台湾交通繁忙堵塞,大家都忘了现在还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到庙裡去进香,这是什麽,这是传统中国文化在台湾的日常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作用、所发生的力量。这跟你是不是承认是中国人没有关係,因为中国的那种文化,中国的精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当中。所以跟中国、跟共产党去争执谁是中国人谁是中国正统,对我们台湾人来讲,会觉得非常无聊没有意义。想当中国人就让他去当吧,中国人这个符号已变得如此地丑陋不堪,就让它去吧,但是我们台湾人呢,会继续维持著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化,然后我们也将带著现代的宪政意识来充实我们日常的公民生活。我们日常生活具体的实践,正好就可以打破共产党所讲的中国人不适合自由民主的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我们认为台湾在文化上面具有大量中国的成份,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秩序渊源自中国,台湾不是证明中国人非常适合现代宪政主义国家的生活吗?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的确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妨害中国成为文明国家非常重大的阻碍,我身为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在台湾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希望台湾人面对我们未来的命运,一定要和所有的华人团结在一起,把中国故土上面这样一种邪恶的政权早日让它终结,这样我们所有的华人,所有的中华民族或全世界人类,才有真正自由解放的一天。

中国再启蒙的力量
冯崇义:是,因为你提的另外那个文化人可以大派用场的任务,就是使中国人从这个极权党国洗脑教育造成的精神笼狱中解脱出来。你讲第一步需要把这个党国解体,然后去创造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外在条件。但是这并不是要从外边去解放,而是这些人要嘛裡面走出来,他需要真正意义上的Enlightenment,启蒙。就是他要从自身封闭的精神世界走出来,他必须来一次Enlightenment,就是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型,也就是社会学上的再社会化,从新再接受一个新的一个价值体系,新的一个甚至于最基本的价值观,关于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那些自由民主与法治那些观念。
现在,中共政权对中国人的毒害已经深入到良知层面,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良知已经受损。现在在中国日常生活中已经遇到相当大的麻烦,你在中国有亲戚朋友的话,会知道他们日常为食品不安全提心吊胆过日子。哪一个民族能够制造出这麽多带毒的食品出来,因为要经过产业链多少环节才会把这些带毒的食品生产出来。
在道德认知相当混乱的情况底下,才会对这个同胞的生命,对生命尊严,没有最起码的敬畏,完全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唱红歌唱了很高大上的语言,跟这种互害行为是完全分裂的,这与精神奴役有关联。
李酉潭教授讲到现在这个担忧。好不容易开放一点言论,互联网开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又严格进行信息封锁和阉割。因为信息来源非常重要,精神奴役无法解脱,根源于信息不对称。你跟他讲良知、讲道理,往往变成鸡同鸭讲。就是因为讯息渠道的阻塞,再加上他们那种处理信息的那种特别的党国方式,根本无法接受事实和道理。事实上现在这样子,让很多人很担忧。就是说,若明天中共政权垮啦,解体了,这群人是不是有能力去重建一个好社会,完成道德重建与社会重建,重建一个符合现代人类文明一个道德体系与政治制度。这个是一个蛮多人忧虑的问题。
曾建元:确是个大问题,也许我们有赖《光传媒》未来再开一个论坛,我们来讨论中国精神文明如何重建的问题,我是对于从中国大陆内生产生这种力量,在现在电子极权主义这个垄罩之下没有那麽乐观。我反而要寄望于外在的力量,这个启蒙的力量,就在于熟悉中文的外部力量。我们台湾人或者海外华人,应当是中国再启蒙再社会化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力量。
冯崇义:现在这个肩膀上就很重,我刚才一开始就介绍建元兄是学人干政的典范。其实,我们从我们自身的个人爱好和能力而言,我们关起门来做学问,来过小日子,会很滋润。所以我们一起探讨这麽多现实政治议题,其实是因为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让我们没办法去关起门做象牙塔裡的学问。我们人生裡头,中国宪政转型没有完成,其实对我们自身的工作和生活本身影响极大,你讲的到这个《光传媒》,他们其实也是一样。
做这件事情是圣徒行为,它本身是给社会做一个奉献,为社会转型和重建添砖加瓦,从不同角度激发我刚才所讲的Enlightenment,就是那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必须参与进去,才能够得到刚才建元兄讲到的一种解脱。如果说不参与进来,没有变成一个理性自觉的、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个体,就是一个积极的公民,他是没办法摆脱这种蒙昧、这种精神奴役状态。
当年孙中山说以革命来启蒙,就是要透过革命过程本身来触动灵魂、带动思想转变。英美法这些国家的转型经验中,有一个完整的启蒙运动。孙中山等人走捷径,就是将民众捲入宪政转型的现实政治运动,认为这种作用比纯文字的启蒙速度会更快。你可以讲他们的深度有限,但是如果从大众层面看,那个时候的国民在革命过程确实有很大觉醒。
我们如果回到历史,举辛亥革命的例子,孙中山、中国革命同盟会他们所做启蒙宣传,《民报》也好,《新民丛报》也好,他们当时的发行量,满当满就是几十万份或是上百万份,就是中国那麽大的国家,有四亿人的国家,恐怕是100万人可以接受这个“共和”概念。
但是一旦把皇帝给掀翻了,到了袁世凯以后,你想再搞帝制,全国人都不认同,就是这个观念一下子从帝制时代走向共和时代,人们的观念转变不是说以前靠思想传播。思想传播的范围是窄得多,政治制度一下子变过来后,大众的思想也就跟著过来。到五四的时候,你看参加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人,那个学生群就是几千万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政治运动本身,有启蒙的功能,如果它们是朝著相同方向的话。
曾建元:这个是极大的问题啦,就是怎麽看中国在严密的社会控制下,星星之火如何可以点燃,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地沉重,特别是看到香港很快地遭到打压。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在现代电子极权主义之下,怎麽让冯老师所谈的政治启蒙这个薪火怎麽去点燃,我觉得这真的得好好地去思考这个策略。
冯崇义:但是你谈到香港,香港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我和我太太看得很难受的,像林郑月娥,她以及一大批在英美教育系统里头培养出来的公务人员政府人员,现在一下子就转过来就去当中共的鹰犬。你看她的表现,好像没有这个良知心理上的障碍。就是去年香港流水革命中警方的表现,也很接近大陆的公安。除了政界、警界,还有一些无良商人。最让人震惊的就是,这些受过很完整的英美教育的人,竟然要走得这麽远。最典型就是这个林郑月娥,你现在闭著眼睛想,如果给她一个权位把她放在北京习近平的位置上,她的行为模式会跟习近平不相上下。其实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就是我们讲这个极权政权授权作恶,个人的堕落非常之快。另外一个层面,比如像香港政客,思想启蒙挡不住权力的腐蚀,很快就变得非常丑陋、非常凶残。
曾建元:权力要靠权力来制衡,要期待林郑月娥内圣外王这个不太可能,把她当成坏人以后还有机会,当像这样的制度才不会再产生这样的恶人,那才是根本,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有一个足以对抗极权的力量,我们才有办法去扭转今天中国大陆走向更加极权的方向。最近美国提出来,要在年底召开民主峰会。我觉得透过全球民主国家力量的集结,才有办法去抑制中共极权的扩张,这个部分可能自由世界应该要好好地反省跟检讨。
冯崇义:最重要就是人们的选择取捨。现在包括西方很多政客不再去珍视自由价值,而是完全採取实用主义的方式去跟中共极权政权做勾对,就包括川普(Donald John Trump)本身,如果你纯粹用这个经济民族主义来跟中国的民族主义交手,会很成问题。这裡头当然有它的内在利益逻辑在里头,但是你如果没有提到这两种价值体系、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生死搏斗,就无法取胜。
林郑月娥其实也是出身寒门,以前跟中共之间并没有非常深的利益关係,一旦被放到行政长官特首的位置上,就完全背靠著中共来支撑。为了她现在这个权位权势,就可以把所有的民主自由法治生命尊严全部踩在脚下。有时候我看她答记者问那种神情、那张脸,绝对受不了。从香港文官系统出来的人,怎麽就变成简直像妖怪一样,专制权力对人的毒害实在太可怕了。
如果国际上没有把自由民主价值放在一个很高的位阶,让这些不同制度底下的政客们,有一个良好期待,世界就好不起来。就是刚才讲的是非善恶问题,究竟站队站在哪一边?如果他们认为,现在大家都不把自由民主当回事了,而且主要民主国家也放弃了他们捍卫自由民主的责任,那麽他们就会採取像林郑月娥那种只问利益输赢而不问是非的行为。

民国111年1月19日8时45分
于台湾独家传媒智库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