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马飞:致命的自负 —国民党大陆溃败的原因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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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四十年代末以极短的时间在内战中胜出赢得政权,不仅出乎当时许多人所料,迄今也仍然是吸引中外历史学家不断探讨思考的一个难解之谜。多年来,从各种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出发,对此也有过各种相关的论述,而近些年来,时代的氛围的变化以及新材料的出现,也刺激了一些学者就此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引发些相关的讨论。这里刊发的这篇研究文章,是两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在其详细扎实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基础上所做出的结论,讨论了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心理,军队士气,蒋介石决策的失误,现代战争机器与国民党治下的经济承受力、美国的态度等各方面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希望借此文的发表能进一步激发相关的讨论,以深化我们对这一中国当代史上决定性的事件的认识)。

引言

国民党丢失大陆,是个带有神奇色彩的故事。抗战胜利,中国名列世界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国民党政权不仅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大批武器装备,而且获得了大量的英美剩余物质和军械。国际国内声望和军事实力,达到历史巅峰,却在短短的3年内土崩瓦解。时间之短、速率之快,令人匪夷所思。对国民党失败原因的探讨,学界有归咎于国民党军事战略战术上失策的。[1]有认为是国民党经济政策的失败所致。[2]也有人认为是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政策失当的缘故。[3]比较新奇的说法是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制度创新不够。[4]而比较常见的是腐败导致败亡说和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而失去农民说。[5]

在我们看来,这些说法你不能说都没有道理。但总体而言,还缺少对国共内战中国民党一败涂地的原因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持重要因素决定论的各种观点均可在历史上找到反例。

我们认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和国民党由于大批战后剩余军火的涌入,导致其自身军事实力的极度自信。战后接收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又使得国统区经济陷于停顿。在未顾及抗战后许多军人和百姓不愿再战的心态的同时,更未预料到其庞大的现代化战争机器形成的巨大消耗,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迅速消耗了其原本薄弱的经济本钱,继而引发了国统区经济的全面崩溃和社会的剧烈动荡,紧接着又很快地吞噬了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

一、 列宁主义光谱里的经济失策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抗战后期,征兆已经相当明显。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在日本军力有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居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巨大而突然的胜利,“一白遮百丑”,将一切毛病都掩盖了。国民党中断了已经开始的内部整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好骄傲之中。国民党在精英与社会公众中的威望如日中天,达到国民党历史中的最高点。

战后接收敌产的活动,加剧了国民党的腐败,舆论视为“劫收”。在美国大使馆在给白宫的报告中评论道:“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 巳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城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声望。”[6]然而,原本就有列宁主义的因素国民党政权,将战后的接收,视为增强国家实力,扩张国有资产的机会,甚至波及部分民营资产,即使在竞争领域也成立了一系列的国字号的公司,使国有企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成为国家经济的主体力量。[7]

令原有沦陷区百姓和工商业者叫苦连天的事,是法币与伪币兑换。抗战后期,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远比沦陷区严重。抗战刚结束时,以重庆物价与上海相比,上海之物价要比重庆要高出35倍。按正常来说,伪币与法币之比定在1:35是合理的。[8]然国民党中央考虑到自身原有统治区的通胀问题较为严重,为了将消除自身的高通胀,他们以征服者的心态来对付原有日占区的百姓,制定了极为不合理的兑换比例。1945年9月26日,财政部宣布:以法币1元比伪中储券200元的兑换率, 收兑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限期四个月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只能兑换五万法币。[9]后来,在舆论的抗议下,兑换比例降了一些,但情况并未好转,沦陷区百姓受到严重的劫掠。李宗仁回忆说,“以致一纸命令之下, 收复区许多人民, 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区的失尽人心, 莫此为甚。”[10]更为严重的是,因在货币兑换中的掠夺行为,私人工商企业得以运转的流动资本迅速减少,沦陷区的大量企业纷纷倒闭或停工。《大公报》指出,兑换率扶摇直上直接造成了人们的倾家荡产,并且毁掉了江浙的中产阶级。国民党当局的政策和做法,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内把国内最富庶地区置于经济崩溃的边缘。[11]不合理的兑换加上对民营资产的劫收,造成了国统区经济状况的迅速恶化。一位于1945年11月访问华北和华东的苏联人称,上海90%的工厂关了门。而能够开工的工厂为了减少经营成本,不是大量的裁员,就是降低工人的工资,导致罢工浪潮此起彼伏。[12]在天津,该市已停产的工厂约为90%。[13]

抗战结束前,政府早已垄断了包括财政、金融、外贸、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部门,民营工商业资本在整个国家经济中所占比重还不足三分之一。[14]战后,在原有经济国有化思维的作用下,国民党以接收“敌产”为由,放肆地将许多民营厂家没收,国有垄断资本迅速膨胀,但效率低下。至1947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但其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42%,其中经营情况最好的电力工业,设备容量占全国的74%,但发电量只占61%。[15]有研究者指出:“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受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16]

事实上,内战爆发前,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足以支撑内战的经济。

面临经济窘迫的局面,宋子文公开要求蒋介石不要打内战。1946年6月,宋子文在行政院进行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通货膨胀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政府对财政危机有什么办法?”宋子文回答:“老实说,不和平,什么办法都没有。”[17]

张治中力劝蒋介石不要打内战。他认为,此时,不光军心厌战,“东南民力之凋残实况,本良心主张,今后决不宜再有战争。”他劝蒋对“今日之事仍当以最大容忍作最大之让步。我如能委曲求全,则问题未尝不能获得一时之解决,即令国家尊严、政府体制,因此而受到相当损害,但政府为适应人民之愿望,不惜牺牲一切,以迁就容忍,其用心之苦,爱民之重,忧国之切,必将大白于天下,因而普遍获得人民之同情与拥护。而中共则师军阀之故智,分裂国家,危害统一,在我中央宽大政策反映之下,必为人民所共弃。”“在正常之民主潮流与国家统一环境之中,中共割据分裂之局势势不能无所转移,渐至被迫放弃其现持之策略,预计此一期待之时间,不过一二年而已,必不若用兵之旷日持久。所谓欲速则不达者此也。倘在此一二年之后,中共犹不幡然觉悟,而复逞其野,肆为叛逆,则我经一两年之整备,力量必较现在为充实,民心士气必较现在为昂扬,国际形势之推移亦将对我更有力,此时再声罪致讨,犹未为晚,且必能迅获解决,无淹时费事之虑也。”[18]

但是,蒋介石却自信满满。蒋介石认为,国军力量非比江西剿共和抗战之时,“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19]“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过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20]

二、现代化战争的“黑洞”

然而,恰是给了蒋介石底气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在战争中却成为国民党的致命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事实上也是一个小米加步枪的装备水准,砸锅卖铁得到的一点德制与苏制的现代化武器,在抗战中消耗殆尽。在抗战末期,通过美国援助开始有了一点现代化的样子。

虽然早在1941年,美国的租借法案就开始应用到中国。但直到战后,蒋介石才猛然成为珠光宝气的富翁。对华租借一直延续到1947年才告结束。据《美中关系白皮书》统计,从1941年5月至战争结束,美国援华的租借物资及劳务总计约为8.46亿美元,其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为5.17亿美元,其余基本为工农业商品和各类劳务开支。[21]其中,大部分物资是在1945年初史迪威公路通车之后才运往中国的。从抗战结束至1947年底,国民政府又陆续从租借法案下获得6.94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2]据台湾学者统计,先后接受美式装备与训练的中国部队为39个师。[23]另据大陆学者统计,由美国租借物资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至少应有44个师。虽然训练和装备的计划是在战争末期制订的,但这一工作的完成却是在战争结束之后。[24]

大批的美械装备,再加上收缴日军的装备。使得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在一个短时间内,飞跃式地跃上了顶峰。1945年初,赫尔利对蒋介石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时,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25]这一说法与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对于从来都是小米加步枪的国军将领来说,骤然有了这么多现代化装备,信心特别容易膨胀。正是基于对战后初期国军现代化实力的自信,蒋介石和国民党强硬派才敢不惜违背国内外舆论,对中共贸然下手。蒋介石初步估计8个月,最多10个月即可完全战胜共产党。其亲信陈诚更是乐观地估计3到5月即可解决问题。[26]战争爆发之初,阎锡山就说:“共我比较,共得势(能使一部分社会扰我),我得力(美助)。”“共军大体环境不如我。”[27]

然而,武器是要人来掌握的。国民党军队的现状,却跟如此现代化的装备严重不匹配。抗战中,海军全部损失,机械化部队消耗殆尽,在军队中,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为数不多,战后最后两年新加入国军之新兵在国军中所占比重较大。此外,有作战经验的空军飞行员几乎全部牺牲。[28]

就其美械兵团而言,开战之初,虽有美军事顾问团的指导,然士兵大多未经长期训练和缺乏实战经验,在武器使用上不习惯,以及不知武器发挥威力需要哪些条件。据有学者研究,内战前,除新1、新6两军和中国远征军的16个师参加过缅北战役之外,多数部队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及实践就被投入了战场,部队对美械装备的熟悉程度远未达到标准,甚至五大主力的5军、18军、74军也仅对部分军官与军士做了2-4周的武器训练,在绝大部分官兵基本上没有了解新式装备的情况下就投入实战。[29]此时,配合美械装备运输的交通设施很不完备。津浦、平汉、胶济、北宁线等铁路运输之重要的交通枢纽还未畅通,再加上共军广泛地采用毁坏铁路、公路、桥梁的战法,[30]破坏国军运输补给线的,美械装备的运输与补给很困难。国军坦克和装甲车的运输需倚靠大量的火车车皮,增加了运输的难度和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靠空运的话,其承载量有限,但耗费巨大,且不能运输坦克等重型武器。美械装备由于火力的迅猛,弹药消耗很快,对野外后勤补给的要求很高,这恰恰是国军后勤的主要缺点。结果在实战中,美械部队经常发生弹药不足的情况,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还有,美械装备使用的弹药,必须由专门的兵工厂制造,如型号、制式与美式坦克、机枪和大炮不匹配,后者根本无法射击。而国共开战时,国民党还没来得及建立生产与美式装备配套之各种物资和弹药的兵工厂,其原有的兵工厂无法生产美制枪弹。这样,弹药一旦打光,就须依靠美国援助。如果没有援助或援助不及,这些坦克和枪炮就成了废铜烂铁。蒋介石曾告杜聿明:“东北部队美械弹药应设法节省,不得浪费,希特别注意,通饬所属遵照办理为要。”蒋还电告在美国采购军火的毛邦初,令其告诉美国人,“美械子弹之奇缺实为严重情形之主因也。”[31]在战争后期甚至出现了部队被迫将部分美械武器又换成国械以提高战斗力的情况。例如鲁南鏖战时,有些国军部队即是如此。淮海战役前,甚至嫡系主力第5军也重新装备国产步枪、迫击炮等以解决弹药补充问题。此外,坦克和装甲车只有在交通通畅的平原地区才能发挥出威力,在山区、河流众多的地带,以及城市巷战中均无法施展自身的效果。陈毅根据共军与国民党机械化部队作战的经验得出:“美械使火力增强,但火器复杂,蒋军士兵无法掌握,不能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野战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32]

就空军而言,由于抗战时,国军空军中有经验的飞行员几乎全部阵亡,新训练的飞行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参加了内战,多数人不仅缺乏飞行经验,更缺乏熟悉美式飞机的投弹、轰炸之复杂技术的时间。另外,在国民党空军得到的美制飞机中,有一些根本派不上用场。重型轰炸机B-24/25主要适合对敌大城市、大工业设施进行战略轰炸的,等于基本无用。轻型战斗机P-40,P-47,F-51等是用来与敌方战斗机空战,或攻击敌轰炸机夺取制空权的。而中共此时虽然有飞机,但从未投入战斗,因此,国民党军战斗机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对中共战争中最需要的对地攻击机(俯冲轰炸机),国军却一架也没有。在实战中,国民党空军勉强用战斗机代替,但因飞行员从未学过俯冲轰炸,更没有对地集束火箭、凝固汽油弹,哪里谈得上命中精度和攻击效果。战斗效率如此之低的空军,却依旧消耗着大量的军费。

美械武器装备的威力能否最佳地发挥出来不说,这些装备的维护、作战、运输开销巨大,已经成了国民党政权沉重负担。1946年时,李济深估计,养国军一个美械师的开支可以用来维持39所大学,养200个师每年仅军饷就要28800亿元,还不包括枪械弹药及各种装备等在内。[33]《申报》的简讯曾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单长春弹丸之地,每月军政费用即达7亿元之多。”[34]

在美械武器装备的各项耗费中,占财政支出最大的是燃油和机械润滑油。抗战期间,国统区的用油多数靠进口,少部分是利用玉门油田所产的石油炼制汽油、煤油,还有以甘蔗和杂粮为原料生产酒精,用酒精代替汽油;以桐油和菜籽油为原料生产代汽油;以煤焦油为原料生产代汽油,来支持一些轻型车辆。然而,除了倚靠进口和用石油炼制的汽油、煤油外,后面这些土办法根本无法让美械装备开动。抗战后,由于政府没收了台湾的日占时期的石油产业,国内自产油量有所上升,然自产油量仍然十分拮据,国内的现代交通工具、国军的运输、坦克、飞机、舰船之开动多靠进口的汽油。抗战胜利后,由于中国政府和民间进口了大量的车辆船艇,再加上国民党很快就发动内战等原因,国内燃油和机械润滑油进口量迅速上升。战争的最初两年,石油进入情况如下:1946年进口汽油93,990,199加仑,煤油77,388,915加仑,柴油及燃料油192,519,590加仑,润滑油及润滑脂17,959,003加仑;1947年进口汽油143,359,969加仑,比上年进口量增加52.5%,进口煤油100,349,013加仑,比上年进口量增加30%,进口柴油及燃料油702,833,122加仑,比上年进口量增加265%,进口润滑油及润滑脂17,818,904加仑。[35]到1948年,因国统区经济已完全崩溃,再加上国军的机械化军团多数被消灭,中国的石油进口量才大幅度减少。在战后中国进口油品中,军事用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1948年4月至6月飞机汽油、车用汽油、润滑油与润滑脂以及燃油的预计输入量为例,其直接供应军用的比例,分别为74.1%、33.2%、33.3%和20%。若将间接用于军事的油品,如“国营交通用油”项中用于军事运输部份的油品合并计算,其军事用油所占比重则更大。[36]

除了燃油耗费外,国军的军事训练,美械装备的运输、维修、保养,军人后勤保障和军队的开支等等,加在一起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据有关资料显示,内战头一年,国军的军费开支以达政府全部支出的83.3%。1947年与1948年的军费支出与财政总支出比例比1946年还高。[37]显然,国统区糟糕的经济状况,根本无法支撑一场如此现代化的战争,打了不到一年,通货膨胀就已经大幅度地超越了抗战八年的水准,成为脱缰野马。

三、现代化战争导致的经济崩溃

如笔者上述分析,由于国统区生产能力较低,财政收入本就不高,然这点收入又很快被内战消耗掉。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至1947年中叶,随着内战的进行,政府每月的财政赤字增长已达15000亿元。[38]自1947年伊始,战争刚打了半年,政府之财政赤字主要倚靠开动印钞机来填补,此外,政府还向银行巨额借款。到1947年底,银行根本没钱给私人工商业贷款,因此宣布停止向私人贷款,至此,私人工商业受到毁灭性打击。[39]金圆券发行前,财政部长王云五曾对行政院长翁文灏摊牌说:“公库收入只及支出的百分之五,物价飞涨,支出庞大,全靠发行新票子支持,军费开支所占比重很大,仅东北军费已占财政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原有法币贬值愈演愈速,人们对原有法币之信心愈益薄弱。”[40]

拿内战时期之军事支出和财政赤字与抗战时相比,抗战后几年,政府平均每年的军事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虽达到50%[41],但财政赤字比内战时要低很多。因此,钞票的发行量要比内战时少得多,通货膨胀也未有战时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国军中现代化装备很少,开销不大。

内战时巨大的军费开支,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由于国外的贷款和国内银行的垫款有限,政府不得不开动印钞机发行钞票,大大加重了国统区原有的通货膨胀现象。据史料显示,内战刚开始1年,法币发行量已达到内战前的5倍。内战的第二年,法币发行量已达到上一年的6倍。[42]1947年初,在战争刚进行了半年,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恶化。1947年1月的物价指数是1946年的近3倍。至1947年底,物价指数已高达年初的5倍。[43]此后,物价继续暴增。

宋子文之所以在内战爆发之初敢采取增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豪赌政策,很大程度上缘于蒋介石和陈诚等人对宋保证,战争最迟1年即可结束,因此,宋没有长远的打算,又改变不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只得应付住眼前的局面,其他待内战结束后再来整顿。然而战争刚打了半年,因军费开支猛增,国统区经济已经接近崩溃。为此,宋不得不增加税收、变卖敌伪产业,以及不断地抛售黄金外汇,用来吸收市面上泛滥成灾的货币。然通胀之主要原因在内战造成的军费开支巨大,这个已成决堤之势的窟窿决非抛售政府手中掌握的那一点黄金、外汇所能堵上。时人就分析,“显然的,黄金的猛抛仍不及通货的膨胀为迅速,整个政策的失败在客观上自为不可避免。”[44]除此之外,自1947年2月起,政府陆续出台了各种商品的限价命令。然这些命令根本对物价上涨不起作用。影响物价的主要因素是商品与货币,只是限制价格,而对直接影响价格的商品和货币没有管制措施,物价当然很难稳定。对于生产者来说,许多工厂,高价进原料,限价销售产品,折本损利,被迫停产或大量裁员。一些企业主为了避免限价的损失,大量抽走生产资金或干脆把工厂,转移到香港等地。这进一步导致生产萎缩,物资更加匮乏,又反而加重了通货膨胀。

在调停国共之争失败后,马歇尔将军在内战爆发之初就指出,军费的消耗,据报告占了国民政府预算的70%,这样为了支持庞大的军事行动,竟在政府的财产方面造成了一个真空。他对蒋介石说:“如果经济崩溃的话,那末国民党将陷入危险,而一个易于使共产主义传布的地带将产生。”马歇尔还觉得,国民党政府各战区的军事长官们对于任何财政限制的考虑,完全懵然无知。他不仅从军事观点上,不同意这种看法,而且认为在没有来得及证明他们那种军事观点系属正确的以前,经济将完全崩溃。他建议蒋介石道:“共产党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已经庞大到不容忽视的程度,即便是不顾虑到用不可避免的方法去消灭他们的残酷性,也不是靠军事力量所能消灭的。”所以他认为设法把他们拉入政府是必要的,而且应尽力避免足以破坏谈判的军事行动。然蒋介石此时早已被自已拥有的现代化武器弄得利令智昏,他对马歇尔言道,武力消灭共产党是必要的。目前的局势已和过去剿共的情形不同,因为此时有公路,在军事上可以自由行动了。所以他确信共产党的武力可以在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期间被消灭。[45]

再次,对西方民主国家之政治常识缺乏了解的蒋介石还指望美国人大力军援自己。为了倚靠美国战胜共产党,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在内战爆发之初就召开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国民党频频许诺、但拖了又拖的国民大会和实行宪政。然蒋不知道,美国政界虽会基于意识形态的因素而给予国民党一定的援助,但基于民治政体自身的逻辑,这种援助并不是无限的。美国的每一笔援华法案都须经过政府和国会的反复磋商才能通过,中间有一个步骤出现问题,援华法案的通过就会受到影响。客观地说,如果国民党政权剿共战争进行的顺利的话,美国国内对援华的抵触情绪就会少些。而一旦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美国政府的援华态度就会马上变得消极。事实上,直到1948年4月2日,历经长期的博弈,美国国会才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援华总额为4亿美元,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46]然此时国民党已败象显露,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日趋谨慎。直到当年9月,1.25亿军援仍未到位。由于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已经没有军火守住东北,再加上美国国会中有很多亲华议员的要求,10月29日,杜鲁门把存在日本的700-800吨军火运到中国。[47]但到第二年2月,因国民党败局已定,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48]

可见,对于上述会引发战争不利的因素,蒋介石和国民党强硬派均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完全没有考虑到内战会使上述不利之因素全面发酵,情况后来的发展不幸被马歇尔言重了。

军人出身的蒋介石,脑子里没有经济财政与战争间应具有何种恰当关系的概念,也缺乏现代经济常识。开战之初,蒋介石曾对马歇尔说:“虽说在城市中的经济状况比较严重,但是中国的经济大部分是建筑在农村人口的基础上的,因之,在一个长的时期内,不致有经济崩溃的危险。”[49]他不知道,微薄的农业剩余产值远远不够他的那些机械化军团的开销,而战前的各种政策又导致城市工商业不景气,外国贷款也不肯轻易到位,最终,政府就只能靠发货币来维持庞大的军事行动了。自负心颇强的蒋还不愿让财经专家干扰他的“剿共”战争。面对各种应对经济危机措施都失灵后,政府高层于1947年5月召开会议,商谈缓解财政赤字之问题,然对于削减军费支出的方案,蒋介石一概拒绝。[50]在蒋看来,一旦共产党被消灭,通胀问题马上会缓解。这种逻辑使他孤注一掷,并未发现现代化战争的“黑洞”一旦形成,最终会将开启它的人和政权一起吞噬。

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多数时期内,其统治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东中部沿海沿江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浙。城市中的工商界是缴纳税收和认购公债的主力,他们为国民党维持统治和进行战争提供了绝大多数资金。此外,由于居住于国民党经济、文化中心,以及中国与国外联系的通道上,城市中活跃的知识精英发出的声音,对政治的影响非其他区域可比。因通胀率迅速上升,城市居民收入的上升和政府对居民微弱的补贴远远落后于法币贬值的速度,城市居民破产了,这不仅给政府收入雪上加霜,还加快了城市精英和市民与政府离心的速度,社会动荡加剧。

据报刊资料显示,自1946年底至内战结束,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武汉、杭州等城市的各大报刊中抨击因政府之无能,导致的物价像脱缰野马、民不聊生的文章几乎成了每日的主题。上海《文汇报》报道:“米店仍借口无米供应,故仍无粒米做开,······场外涨风益炽,特别白面猛叩三十万大关。”“食油,涨无止境,市势益形汹涌,因限价业已取消,货主任意哄抬。”“杂粮,全面奔腾,价格再见高峰,因米价续告激升,货主售意颇淡,黄豆售样几告绝迹,市上成交寥寥。”“面粉涨势益厉,因粮食俱告飞升,且有限价即将取消说,场外交易混乱,执主扳持益力。”“卷烟、火柴、肥皂等日用市价,连日上涨颇巨。昨晨日用品市场开市,势极紊乱,一片喊买,人心激昂,执货者只有漫天要价,不愿脱货,致形成无市状态。”[51]自1947年5月开始,江浙地区接连出现抢米事件。江浙地区是当时国统区经济最富庶的地区,战火尚未波及,连这些地区都饥荒遍地,可想其他地区之境况何堪。为了弥补巨大的军事开支,政府于1946年10月1日起,扩大了货物税之范围,对麦粉、水泥、皮包、茶叶、饮料品、化妆品等新税,提高了棉纱、烟酒等货物税率。1947年初又开征了营业税和建国特捐等。因军费开支巨大,地方财政不得不将所得收入大量上缴中央。为了维持地方开支,再加上政府贪腐严重,内战时的苛捐杂税花样多得出奇。这些税费加重了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学界、工商界和工薪阶层因恶性通货膨胀而受到极大影响。学生无力承担学费而辍学之现象涌现。在校学生缺衣少粮,营养不良。通胀使大学教授之薪水大为缩水,还抵不上抗战前的三分之一。自南京地区来看,自1945年底到1946年底,物价上涨了十七倍,而教育人员薪金只增加了七倍。若以抗战前物价为基数,至1947年4月,南京的生活指数已上涨了一万两千多倍。[52]许多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纷纷罢课、罢教,上街向政府请愿抗议。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共地下党发动的“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才会在国统区形成气候。该运动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援。1946年至1947年,受物价上涨危害还有依赖外国市场和倾销到国内市场洋货竞争的城市民营工商业。高通胀使生产商不得不面对:实际购买力普遍下降导致需求减少;高工资;利率提高;燃料、水电及运输费用有增无减;购销税和生产税不断增加;银行不给提供贷款等影响生产积极性的弊病。恶性的通货膨胀使民营工商业纷纷倒闭或歇业。到1948年初,上海3000余家大中型工厂开工率只有20%;天津工厂已倒闭70—80%;青岛的1000余家工厂的开工率还不到该市工厂总数的四分之一;广东400家工厂能开工的不足100家;沈阳3000多家商号仅存1000家。大批工人失业。在上海,尚未失业的工人因政府强要一些工人“捐款”以及工厂主为降低成本给工人减少工资等原因,纷纷举行罢工,抗议政府的行为。[53]商店和服务业多是晚开门,早打烊。[54]此外,公务员等工薪阶层因薪水贬值,而生活艰难,普遍对执政者感到不满。陈立夫就说:“财政上的失败,是帮助共产党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55]

四、民心军心的动摇

因现代化战争之“黑洞”引发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剧烈动荡,使国民党在人们心目中大失民心。翻阅当时之报刊影印资料和时人回忆录,可以看到,当时国统区的多数人感觉他们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在很多人看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比国民党政府还要糟糕透顶。重要的是,国统区社会的经济社会现状和民众心理不可能不影响到原本就不愿意打内战的国民党军的军心。

在国共军事摩擦和战争爆发之初期,即有大量国军向中共投降,使国军成了中共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据统计,至1947年中叶,被俘或主动参加中共部队的前国军士兵已达到80余万,占中共此时野战部队总数的53.7%,可见国军士气之低。[56]在国共摩擦和内战初期,国军将领和普通士兵因不明为何要打内战以及不满蒋介石打内战而对战争持消极态度,致使战争失利,或被中共因势利导而策反的情况时有发生。

内战爆发后,政府对作战不力的军官惩办的数量直线上升。据国防部的统计,1946年6月至12月,因作战不力等原因而受到免职、停职、记过以至撤职查办等各种处分的少将以上高级军官共达122人。国防部对1946年9月至12月全国军官惩罚情况的统计也表明,受处罚的人数是逐月上升的,12月份为9月份的倍。[57]这都反映出国军在战争初期士气很低。在阎锡山部发动上党战役时,太岳纵队准备歼灭增援长治国军的援军时,长治多数守军因不愿打仗、士气低落,竟无心增援友军。后来的援军中之士兵厌战情绪高涨,再加上行军途中遇到大雨,怨声载道,无心恋战。[58]邯郸战役中,高树勋部在战役关键时刻起义对战局起到很大影响。高部起义的重要原因是高树勋和多数士兵不愿为蒋介石卖命,致使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中共策反人员王定南借此机会将高说服。[59]此后,随着国统区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中共中央指示各战略区开展“高树勋运动”,命令各地组织国军工作机构,多派人打入国民党军开展政治瓦解敌军的工作,号召国军官兵退出内战,反对内战,举行战场起义,成效愈发显著。[60]1946年8月,国军将领海福龙因不愿与共产党打仗,率部举行蒙边起义。[61]内战开打前,在东北的国共武装最先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战后,国军为争夺东北,从各地抽调精锐武装出关。东北国军多由外地军人组成,一些部队在抗战时屡建功勋。抗战后,这些部队本就不愿再战,早想回乡安居。东北国共之争爆发后,一些部队因厌战,被共军成功策反。如驻扎海城的滇军184师就举行了以反内战为名的起义。[62]在西北,内战刚爆发时,国军胡景铎部多数士兵厌战情绪浓烈,后胡被中共地下党人员成功策反。[63]即便是在国共摩擦和内战刚爆发时没有起义的国军将士,很多人对战争也没有积极性,部队没有士气的现象在国军各地的战场都能找到。据在东北的国军第八兵团130师师长王理寰回忆,该师在抗战时战斗力一直较佳,然至东北国共开战后,多数官兵屡有怨言。王则直截了当对上司和同僚表示:“现在是内战,谁给蒋介石打天下!”[64]此外,战争初期,因厌战情绪弥漫国军上下,士兵大量逃亡。驻山西文水县的阎锡山部第49师、72师,自全面内战爆发至1946年底,半年内即逃亡2000余人。[65]解放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开小差者即达20万人。[66]

1947年初,战争刚开打半年,国统区经济的就已崩溃,社会动荡,后方民心多对政府强烈不满。公众情绪通过各种渠道传染到了军队,使部队士气大受影响。1947年初,东北国共塔木战役后,共军战士在掩埋国军官兵尸体时,发现许多信件。其中一封后方家属给前方的军官的家书这样写道:农村地区“大降饥荒,六粮不收,又加公款,日日督催,口无所食,手无余钱,无奈地卖九亩,器具无数,苦难之处,一言难尽,”希望你能“乞求上官,准假返乡。”还有一些信件是后方家属向官兵抱怨物价高涨、原有积蓄化为乌有等等。[67]陈诚回忆说:“上海发生了抢购潮,随即蔓延到各地。人民抢购,商贾避卖,社会秩序,乱成一片。”“这件事影响士气人心太大了。大家都对政府失掉了信心。”“这种情形下,戡乱军事,如何能够看好?”[68]虽然1946年国军的全面进攻受到抵制,1947年开始重点进攻战果稀少,但国军精锐尚存、实力未有太大消耗,然此时军心已经不稳,原本就不高的战斗意志日趋消沉。据徐永昌回忆,1947年1月,军令部高层聚会时,多数将领愁眉苦脸,认为这个战争已经没法继续打下去了。[69]1947年2月,徐永昌就断言:不论战事眼前如何,“我经济紊乱,几将崩溃,无论军政,到处贪污,其危险且非军事所能补救。况军队战斗力多趋衰弱耶!”[70]在1947年初,蒋介石根据各大战场之情况发现:“我兵力日减,士气日以萎靡不振。”[71]1947年5月,刚公开抨击过中共的傅作义,这时却开始怀疑“咱究竟为谁打仗?”并声称:“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真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72]1947年6月,白崇禧就发现,山东国军势力和战绩虽优于共军,但“士气甚低。”[73]因后方社会不稳、前方军心动摇,原本局部的作战失败或不利,都会强化将士消极作战的心理。1947年5月,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发现“过去两月,政府军的士气已加速颓废。”“有充分证据证明:冷淡、怨愤和失败主义情绪正在国军士兵中迅速扩展中,造成投降与逃亡现象。”[74]

严重恶化的经济,使原本就不高的国军将领和普通士兵的收入大为缩水,同时,因为战争开销巨大,将士之薪水增加甚慢,而物价却在迅速增长,这也影响了军队战斗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1947年7月报告海军官兵待遇问题时说:上校舰长月薪五六十万元,海军士兵月入六七万元。这些收入什么都买不来。[75]据《申报》报道,国统区金圆券改革后,按金圆券的币值计算,1949年2月,国军官兵每人每月所得的薪饷大致如下:下等兵300元,中等兵338元,上等兵450元,下士600元,中士750元,上士1050元,准尉4560元,少尉5190元,中尉6150元,上尉7800元,少校9600元,中校12450元,上校14100元,少将15600元,中将17100元,上将19000元。按当时的物价指数,下等兵每月300元薪饷,只够买15个烧饼。上将19000元,也只够买一担多米。副食费(菜金)官兵每人每月一律1200元,每人每天只合40元。[76]

经济危机加重了国军将领利用职权贪污腐败的风气。军官多利用手中之职权吃空饷。傅作义告诉徐永昌,他附属的中央军某旅长,一个人就吃了800个空额。还有军官将军需变卖,贴补家用。[77]此外,军队直接对百姓“横征暴敛”之现象,在内战时较为普遍。危机严重加重了国军的贪腐,而腐败更加恶化了原本就不佳的军民和官兵关系。因经济危机加剧,国军官兵家属在后方多无法生活,因军队粮食供给有保障,很多部队的官兵家属也跑到军旅之中。军队常在行军和打仗时携家带口,[78]影响了官兵作战的积极性。对此,国民党虽屡次禁止,但因经济恶化,禁令无法施行。

经济危机在引发了国统区社会动荡后,又紧接着波及到国军的粮食和各种物资的供给,也影响到部队的士气。1946年底,有人发现,在苏北与共军作战的国军,“在某一时刻,肉、盐和油酱从士兵们的月伙食中消失,他们只能得到一点点煮熟的蔬菜,以为他们的主食增加一点味道和营养”。[79]据共军西北野战军将领回忆,1947年5月,在陕北的胡宗南部,因“经济问题,粮食补给困难,士气低落,”胡部虽已侦察到陕北共军主力之位置,但无心再战,厌战情绪遍及基层官兵。[80]1947年底,在东北战场,长春、沈阳和锦州等城市早已“物价飞涨,燃料和军队副食的来源,几乎断送。”因无粮,造成城市百姓恐慌,他们纷纷逃避到乡村,或干脆加入中共的武装。城市内外的国军军心早已涣散,逃跑、投降者每天都有几个连队。1948年6月,东北的军粮和燃料以及其他战斗物资的供应几乎断绝,东北“剿总”无法,只得召开粮食紧急会议,命令部队到郊区抢粮,给郊区百姓造成巨大灾难。[81]1947年4月,经济危机波及到山西,加上受到共军封锁等原因,山西出现粮荒。为了摆脱困境,阎锡山先是实行粮食配给制,后又下令将其所属城镇中的普通百姓疏散,以节约军粮。疏散时,市民拖家带口、哭闹,境况混乱凄惨。到1948年初,连高级军官都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士兵大量逃亡。阎虽严令枪毙逃兵,但无法禁止。[82]

在三年内战时期,中共策反成绩卓著。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50年6月,国军退出整个大陆为止,战场起义的国军达到将近85万人,接近被消灭的国军总数的九分之一。[83]而在战争至关重要年头即1946年、1947年和1948年中叶前起义的国军对国民党的打击是致命的。综合这些部队起义的原因来看,在1946年起义之部队中很多是不愿意打内战,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笔者已在上文有过详细的交待。而在1947年和1948年起义的部队,究其原因,当然有国军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因矛盾而投降共产党,以及中共利用其各种关系或国军中地下组织的力量将部队策反的因素,但这些因素要发挥出使这些部队突破与国民党变成敌对关系之心理障碍的效果,必须有起义部队对国民党统治不满或对国民党前途感到无望之军心的配合。如国统区后方稳定,国民党政权还有前途,这些人一般不会轻易就范。例如,据在河南的第三绥靖区59军中将副军长孟绍濂回忆,他最早于1946年底联系民革,后又与中共联络员接上头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对国民党应对经济、社会矛盾的无能产生了不满,对国民党前途十分失望。[84]辽沈战役在锦州会战之际,蒋介石曾要求傅作义增援华北,傅态度消极。其亲信国军华北“剿总”中将参谋长李世杰在蒋走后对傅说,现“各大城市许多工商业倒闭,”政府到处“枪杀人民。”他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劝傅作义早作打算。[85]1948年10月,蒋介石飞往北平,稳定傅作义部军心,给大家继续作战打起,说经济已经有所好转。然华北第92军军长黄翔私下里就想,“物价还在继续猛涨,挤兑黄金的风潮也日趋紧迫,哪有一点好转的希望”。[86]1948年初,东北营口的王家善部被中共策反起义。而中共策反人员最早与王部接上头是在1947年春,主要通过该师的一个副团长。在与王部副团长在多次谈话中,中共联络员发现,对方经常表示对国民党之黑暗统治不满,预感前途无望。该副团长还说,王家善师长也经常对现在物价高涨、民生凋敝、百姓和官兵穷困潦倒的现状感到愤怒。[87]在淮海战役关键时刻,张克侠率部起义,给徐州国民党军以致命打击。张虽早期加入过中共,但后来已经脱党。张再次恢复与中共联系是在1946年以后的事。此后两年间,张对国民党之统治越发不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北平面粉闻悉已达百万元一袋,如考虑未来有数百万一袋之可能,则不觉骇然矣!真不知人民如何活下去,当局者如仍能怡然自得,安坐火山扣上,其雅度诚不可及。”后他又记述到:“近来,物价之跃进,加上天灾及不已的人祸,经济崩溃,命运殆不可免。”“军心、民心、军事、政治、经济日益恶化,直呈一面倒之势,如物价小落大涨,不可能好转。”“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彼以组织死党,胁持大众,威胁利诱以操纵政治者,其能稍悟?在肘腋刀剑之下,各种浪潮仍风起云涌,其征象早已显明。”后张又写信给西北军旧部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劝其学冯玉祥揭旗而起。函称:“现政府之情形,腐化至不可救药,虽有强大武力,终不能幸存。况且,所有武力全系仗美国支撑,自己连力量也没有,卖身投靠活着更没有前途。因此,我觉得为这样政府流同胞的血,支持它的存在,真是悲惨耻辱的事,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88]在内战后期,给中共提供了很多有价值之情报的郭汝瑰虽早年加入过中共,但后来脱党。按他自己记述,他再联系上中共是1945年,主要原因是深感国民党腐败。自他记述来看,他此后长期担任国军高级将领。照理说,他这时有各种机会接触到战争的核心机密,然他这段时期并未给中共传递过什么情报。可以说,此时郭还在为自己留后路。直到1948年7月,郭被任命为国防部作战厅长后,才开始给中共陆续提供情报。而这时,导致他下决心彻底倒向中共的原因是,国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内部矛盾更加尖锐,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整个国民党阵营,充满着失败情绪”。[89]

五、结论

到台湾后,蒋介石曾多次详细地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进行检讨。在蒋看来,失去大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原因是军事崩溃。军事之所以崩溃,是由于军事上的制度没能健全地建立起来。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军事失败的近因”。蒋认为,抗战结束后,他误信马歇尔调停,将精良军队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在东北内战初期,国军进展顺利时,蒋认为自己又迫于马歇尔的压力,没能趁四平战役之胜利而追击林彪残部,致使功亏一篑。在政治上,国民党之所以失败,蒋认为,是因过早地实行了宪政所致。宪政时期的新制度没有来得及建立,训政旧制度完全破坏,因此,造成政治上的混乱。除此之外,是党政军组织不健全,以致被共产党渗透到国民党各种组织内部,致使其军政崩溃。同时,国民党党政军系统派系林立,相互倾轧,违背领袖意志和主义精神,党员党德沦丧。另外,蒋还认为,国民党系统贪污腐化严重,丧失了革命的锐气等等。[90]

从以上反省来看,蒋介石到死都没弄明白他和他的政权到底是怎么失败的。他所说的党政军组织中制度不健全、派系林立、贪腐等问题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都存在着,然而抗战时,面临着比中共军事实力和现代化程度高得多的日本军队,国民党政权并未被打垮。至于过早行宪问题,蒋之说法更是大错。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行宪前,国军已败象显露。行宪与否与国民党最终失败基本没有关系。

事实上,抗战结束后,国际上苏美两大国,国内各方势力,包括国共双方的军队,都不想中国再打内战。不仅国民党军队,连中共军队中的很多官兵,都出现想回家种地的普遍情绪。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军心、民心极度厌战,社会各阶层均盼着能过和平安稳的日子,许多将领、士兵和百姓均不愿再战。但是,迷信武力的蒋介石和某些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却对自己的实力有了过分乐观的估计,觉得已经出现了可以一举解决中共的大好时机,力主军事解决。其实,内战全面爆发前的上党战役、大同战役和四平战役说明,谁先开枪,谁就可能失利,但是,全面内战,还是以国民党对中共占据的中原地区的进攻为标志开始了。

然而,蒋介石显然不具备一个现代国家领袖的基本素质,不知道现代战争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打仗实际上就是打钢铁,打石油,打美元。荒唐的接收和更荒唐的国家资本主义策略,摧垮了原本就很脆弱的中国工商业。而具有绝对优势的现代化战争机器,开动起来,每日巨大的消耗,则迅速耗干了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滴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空军、海军和机械化部队消耗已尽。新编练的部队,除了少数外,对于掌握美械装备,未免力不从心,不可避免,增大了物质的消耗。同时,美械武器装备威力的发挥还需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强大的后勤补给能力等配合,在这方面,国军都不大具备。最为致命的是,美械武器装备的使用、维护、运输、补给等开销巨大,尤其是燃油耗费更是天文数字。战后国统区经济一直不景气,庞大的内战开销马上拖垮了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最后政府只能靠大量增发货币来确保战争开支。战争不到半年,国统区已经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紧接着因通胀加速,社会出现动荡,精英和普通百姓对国民党统治怨声载道,感到无法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继续生活下去了。后方的民心大乱很快感染了前方国军将士。战争不到半年,各战场普遍出现军心不稳,作战积极性不高的现象。战争中后期,大量的国军部队将士因不满国民党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崩溃现状,对政府前途失望,再加上其他原因,被中共因势利导、趁机策反。最终,国民党政权快速土崩瓦解。可以说,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之主因在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因国军武器装备初具现代化规模,而产生了一种不自量力的自负心理,在这种心理下,他们选择了完全错误的国家战略。他们没有料到,现代化战争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其先引发了国统区经济的崩溃,紧接着出现了社会崩盘,使国民党在后方的统治大为动摇;接下来,后方之民众情绪与社会现状又极大地影响了前方将领和士兵的军心,在这种局势下,先是经济崩溃,继而军事开始崩溃,最终,政治崩溃不可避免。

其实,国民党的最佳战略选择,是不战。张治中的主意是对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速战决策,正中中共的下怀。中共为了跟国民党决战,已经选择了利用暴力土改,进行战争动员。[91]只要不打,或者只有小打。暴力土改导致的经济困境和统治合法性的困境,很可能就会像中共的苏维埃时期一样,将其自身拖垮。[92]

但是,国民党在历史的节点上,按错了键。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马飞,首都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注释

1高华:《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主要原因》,载于《历史教学(中学版)》,2011年第6期。

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676页。

2李黎明:《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载于《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

刘泱育:《物价与政局: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何控制不住物价上涨?》,载于《东南传播》,2013年第6期。

3参见【美】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年11月。

4许纪霖:《从参与爆炸危机到合法性危机——战后中国的历史一幕》,载《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1期;吴贤辉:《一个被现代化变革浪潮所淹没的政府——再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衰亡》、《政治民主化的流产与南京政权的覆亡》,载《华侨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1997年第2期。

5刘长江、王守贵:《国民党在台湾立足的一个原因》,《唯实》(南京),1996年第8期。孔凡岭:《中国国情与农民土地问题——谈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原因》,载《齐鲁学刊》,1991年第4期。

6《艾奇逊为公布白皮书致杜香门的信》, 载《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编》(第3分册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04页。

7 参见,虞和平:《抗战后国家资本膨胀和垄断问题再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8虞宝棠编著:《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9页。

9参见《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兑换办法》,载吴刚编:《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29页。

10《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52页。

11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24日。

12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9日

13天津《民国日报》,1945年11月18日

14宫韵史:《1937—1945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状况》,载《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

1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第767—768页。

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页。

7《中央日报》,1946年6月19日。

8《张治中呈蒋委员长函》(1945年11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档50855。

9蒋介石:《特种兵的任务和方向》(1946年6月17日),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331页。

20《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135页

21参见《中美关系史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年,第1069页。

22参见《中美关系史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年,第993页。

23参见王正华著:《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8年4月,第299—300页。

24参见王正华著:《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8年4月,第304页。

25(美)迈克尔·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08页。

26《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8日。

27徐永昌著:《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340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版,1991年。

28参见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台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6-37页。

29参见王正华著:《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8年4月,第304页。

30参见《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破坏交通线的指示》,194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第362页。

31《蒋介石致杜聿明电》(1946年12月29日),《蒋介石致毛邦初电》(1947年12月6日),载台北:“国史馆”藏《蒋档·特交文卷·交拟稿件》(23册),2034、2072号。

32陈毅:《一年自卫战争总结》(1947年12月),北京档案馆藏抄件。

33参见千家驹:《中国经济现实讲话》,香港:香港经济资料出版社,1947年版,第2页。

34《简讯》,《申报》,1948年9月29日。

35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孔庆泰选编:《1946—1948年石油制品进口》,载《历史档案》,1983年04期,第76页。

36孔庆泰:《国民党时期石油进口初探》,载《历史档案》,1983年01期,第118页。

37杨萌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38参见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09页。

39参见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

40上海《大公报》,1948年8月30日。

41参见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

42参见《伪法币发行统计》,载吴刚编:《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5—96页。

43参见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十册 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65页。

44龙咸志:《从物价狂涨看经济崩溃》,《时与文》(第8期),1947年5月2日。

45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257页。

46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427—428页。

47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327页。

48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下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1月,第132页。

49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57页。

50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09页。

51许任华、李路编:《五二○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69、70、71页。

52参见孙宅巍:《略论战后江苏国统区经济》,载孙宅巍著:《民国史论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589页。

53参见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47页;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最后的决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9—310页。

54虞宝棠编著:《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53页。

55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38页。

56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周宏雁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13页。

5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刘冰等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44页。

58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8页。

59参见傅建文著:《大倒戈——百万国民党军起义纪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2版,第11—12页。

60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4—377页。

61参见长舜等编:《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87页。

62参见长舜等编:《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1页。

63参见长舜等编:《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08—509页。

64全国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国民党将领谈国共大决战:起义投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85页。

65刘晋峰著:《峥嵘岁月——刘晋峰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66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05页。

67参见朱悦鹏等编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北京:长征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174页。

68陈诚著:《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96—97页。

69《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360页。

70《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376页。

71蒋介石:《对匪军战斗手册之研究及对策》,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2页。

72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37页。

73《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431页。

74《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357页。

75《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453页。

76《申报》,1949年3月4日。

77《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457页。

78《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481页。

79陈达:《浪迹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8页。

80张宗逊著:《张宗逊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7月,第270页。

81全国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国民党将领谈国共大决战:战场较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61、100页。

82杨彬:《守城阎军粮食补给恐慌混乱状况》,载《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第62、62合辑),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年3月,第25—27页。

83参见长舜等编:《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627页。

84全国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国民党将领谈国共大决战:起义投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133页。

85全国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国民党将领谈国共大决战:起义投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199页。

86全国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国民党将领谈国共大决战:起义投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256页。

87参见参见长舜等编:《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5页。

88《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320、339—361页。

89《郭汝瑰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90参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三 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26—27页。

91 参见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1946——1949》。

92 参见张鸣《红军长征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