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开始，到1989年六四，中共对香港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起草《基本法》，先是组成有少数香港委员的起草委员会，后又在香港成立了有180名委员的咨询委员会。两者都由中国任命，也就是说，由中共选择的人去参与决定香港人九七后的基本大法。咨询委员其实只是名衔，几年来一共才举行过两次公众咨询。

照道理，在中英联合声明的附件一，已经写明了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只要把这个附件转换成《基本法》在人大通过不就完事了吗？然而，讨论来讨论去，起草这样的一个《基本法》竟然耗了五、六年，比世界上所有起草宪法的时间都长。直到香港市民和舆论都感到厌倦，将Basic Law (基本法）称为 Basic Bore(基本烦）。而具有苦中作乐幽默感的香港人，则从「烦」中取笑，市面出现了「养狗基本法」「床上基本法」等广告词。 1989年在黄霑的「香港 X’mas」中有林夕作词的「我的基本法」：「我想去学基本法/程序常令人困惑；我想钻研基本法/脑海里一片空白；我想协助基本法，寻觅渠道头发白」。

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多时间？说穿了就是要把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明确的表述，变成模糊；把人民权利最大化的表述，改为国家权力最大化。比如联合声明中说「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里的权限非常清楚，到了《基本法》，「除外交和国防外」这句话就不见了，变成香港特区「实行高度自治」。这高度到底是多高？人大常委有最后解释权，而人大常委并非由法律专家组成、而是由政治人物组成的立法机构，即立法权与司法权重叠。此外，《基本法》的行文也有很多不是法律语言，比如许多地方都用了「通常」这词，「香港永久性居民」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行政长官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二十年」的中国公民等等。为什么要加「通常」呢？因为既是通常，也就可以有例外，即留下例外的余地。

《基本法》搞这么多年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把联合声明中的「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的「选举」变作中国特色的选举，「负责」变作中国特色的负责。最让人惊愕的是，学贯中西的著名作家金庸，作为草委的政制小组召集人，竟在《明报》社评中把英国选首相和美国选总统，说成是等同《基本法》所定的由推选委员会选特首，都是间接选举。他在电视访问中，不停地霎眼，显得言不由衷。我以后见到在媒体前不停霎眼的人，发现他们讲的大都不是由衷之言。

话说六十年代某一天，多产专栏作家高雄，和几个也是受欢迎的报纸专栏作家一起饭聚，席中他说了一个观察，就是写某样东西最好的，在生活中做这样东西就最失败。写武侠小说的人是不会打的，写爱情小说最好的人在爱情上大都是失败的，写股经的人在股票市场都输得很惨，写马经的人赌马也是输多赢少，写色情小说的人大都性无能，写政论的人绝对不适宜从政。金庸当时也在座，一起哄笑，但却无自知之明。他凭良知写的政论很有说服力，自从见过邓小平和参加草委从政后，就在荧幕前成为霎眼族了。

我年轻时就读了许多金庸以各种笔名写的小说、随笔、政论等，从他的文章中学到不少知识和写作技巧，他的社评曾是我必读的文章。从他担任草委后的表现，我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就是高雄所说的，写作人论政就好，千万不要从政。

1986年，中国在胡赵领导下，管治算是比较宽松，香港大多数人还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基本法起草的教训，使我认识到一党专政的本质是不会变的。领导人一时的开明并不意味着体制会改变。起草基本法，就是中共要把政权的权力最大化，强加在中英联合声明的人民权利最大化之上。那时我在电视访问中说：九七后，如果做教师还可以凭自己的认识去教育学生，做记者仍然可以把采访到的新闻据实报道，做医生还可以按照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关顾病人，写作人可以凭良知去写作，做生意的只要不违法可以各显神通，那么我还是会选择做中国人；倘若不能够这样做，而必须按党国意旨并违反自己的心意做事的话，那么我宁可做一个人而不做中国人了。

这是我最早提出身份认同问题的一段话。当时引起不少讨论。很多人不同意，认为作为中国人这身份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不能够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事的话，也应该像先贤那样，以中国人的身份去努力改变中国。而民主回归，民主治港，是改变香港从而改变中国的第一步。

我支持他们争取民主。不过，我是悲观的。 （114）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