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成立的臻善有限公司1982年举行百多人参加的股东大会，中为董事会主席冯可强，右是秘书方苏，李怡任执行董事。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为脱离天地另组公司出版《七十年代》发起众筹，与近几年的众筹方式不同。当时我们的方式分两种，一是不公开、只向因杂志而同我门结识的朋友征求入股，投资一千美元（当时合五千港元）即成为股东，但最多只接受投资二万港元，以免公司被大股东控制；另一方式是在杂志公开征求「赞助读者」，即预付一千港元，作订阅及购书费用，扣满一千港元为止。

两个方案都得到非常理想的回应。股东有个人投资亦有数人凑一股投资。加上「赞助读者」，很快就筹得足够另起炉灶的资金了。

继续有中共驻港大员直接间接地向我劝说，要我留在天地，另找人去经营新公司的《七十年代》。但那时我关心的两岸三地都处于关键时刻：香港开始出现九七问题；台湾在美丽岛大审后民主运动更趋积极；中国是邓小平在1980年8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提出大范围的政治改革，到1994年出版《邓小平文选》这讲话已大幅改动，我稍后会介绍根据讲话而提出的「庚申改革」方案，其后虽无疾而终，但当时是给人带来希望的。我极度关注这些大转折的后续发展，觉得很难不直接参与报导、思考、分析。所以还是选择离开天地，继续《七十年代》编辑生涯。

我本意是挽救天地图书、也保存《七十年代》，谁料竟被视为「背叛」、「不知好歹」，随后与中共侨办有关系的《镜报》发表了两篇先栽后诬的文章对《七十年代》大加挞伐，而中共内部的《参考消息》则予转载。接下来丽仪在商务出版部呆不下去而离职，所提供的廉价住处也以拆卸为由要我们搬走。在北京任高干的叔叔后来对我说，这叫「扫地出门」。

不过，我仍然保留天地的股份，而且也继续留任董事直至2017年。但董事只是挂名，并没有参与实务。因此，天地虽是我开创，但掌管理权只有五年，1981年后就交棒给陈松龄，其后天地的所有经营、发展、壮大，都是在陈松龄、刘文良等领导下取得的，与我无关。出版方面，除了亦舒是老相识由我引进之外，其他也都与我无关。但宗旨是开创时定下的，即以非左派、至少不是正统左派的面目出现，出版品也基本上不受左派政策规条限制。在陈松龄背后，有中共左派出版界退休的领导人蓝真支持。一些对中共来说属政治敏感的书之所以能够出版，固然有陈松龄的胆色和担当，也有蓝真的背书。私底下。陈赞同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但公开，就是另一回事了。

2010年我在天地出版了《细味人生100篇》等谈论人生话题的好几本书，都很畅销，陈在我面前展示销售数字并付版税。这是许多出版商做不到的，常有出版商向作者隐瞒销售数字，以减少版税支出，香港叫「走数」。陈是一个诚实、正派的出版人。 《细味人生100篇》自出版以来，每年都至少加印2000本。 2017年陈离职至今，却没有通知我被加印过，我的其他各本畅销书也没有再收到版税。

2013年我要出版政论集《香港思潮》，陈表示天地不宜出版，但我可以自费出版，天地代做所有版面、封面设计工作，并介绍愿意印刷和发行的出版商。这以后我继续出版了好几本政治敏感的书籍，他都让天地帮忙。

2017年由于经营环境困难，天地连年亏损，我提出趁现在资产丰厚，不妨考虑卖盘，也许有资金雄厚又愿意投资文化事业的人士愿意买下来。当时包括最大股东三中商拥有的侨商也同意了。我找到了这样的商人。在带他去天地大致定出价钱后，侨商突然反口反对出售，而且增持股份至接近50%。于是买卖泡汤。这一年陈松龄退休，由中联办持有的三中商派来新董事长。天地的性质也就改变了。

我被「扫地出门」后，一直没有把被迫离开天地的经过说出来，只在迁离天地的1981年8月号的「卷头语」轻轻提到「曾经被迫考虑要停刊」。不公开披露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我的选择，怪不得人。香港的中共工委没有执行廖承志「彻底搞垮」的指令，但中共派驻香港有多条不同的线，霍英东应可直通廖承志办公室，作为左派商人他作出的选择理所当然。香港左派领导人直接间接劝我放弃《七十年代》可能出于好意。转让出版《七十年代》的权利也顺畅。我不将经过公开的更实际原因是保护天地，我相信陈松龄、刘文良会秉持始创时的宗旨。后来天地的发展我也必须承认他们比我更会经营。

《七十年代》作为一本政论杂志，应该独立而公正地就事论事，论的是两岸三地及世局，个人的际遇若掺杂其中，格局就小了。

我不但没有把这段「扫地出门」的经历写出来，而且还不时警惕自己，不要在论政时有个人的情绪因素。 （失败者回忆录101）

※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 1970年曾创办杂志《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苹果日报撰写社论、专栏，时常批评当道，立场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湾，持续发表他个人的「失败者回忆录」系列文章，本报从第91篇开始连载，前90篇则连载于《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