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骏轩 :大元帝国的崩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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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骏轩 地缘看世界 2022-04-18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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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42度—大明王朝的生死线》   第1节

作者:温骏轩

编辑:尘埃  /  主播:艾佳V

大元帝国的崩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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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南方养马,海上运粮”做法,给自己埋下了颗定时炸弹,引爆是迟早的事。尤其这后一点。影响运河通畅程度的因素很多。比如正常情况下,船闸应该用石头做,结果忽必烈时代修的运河,因为赶工和贪墨的问题,都是用木头做了。时间一长就得更换,误时费工。

这些修修补补的还能对付,最难以克服的影响是水患,尤其是黄河水患。这条阴晴不定的母亲河,保不齐哪天就会发脾气。这些事关运河及沿线地区安危的大小事,皇帝不可能都知道,但若是用运河运粮,粮食只要不能到京城,势必引发京师动荡,到时候龙椅上的皇帝就是想捂住耳朵都不行。

这意味着用运河漕运江南的粮草入京,还有一个重要的隐性功能,那就是考核沿线地方的治理。

换成从江南直接海运粮食到京城,这个预警功能可就没了。元朝江南运粮的起点是长江南岸的“刘家港”,位于江苏太仓,与现在的上海相邻。江南各地的粮食运到刘家港,装上船就直接从长江口出海了。连朱元璋、张士诚在江淮的老家,也完美的被海运线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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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元朝的教训,后来的明、清两代都主要还是依托运河运粮。明、清两代分别设立了的“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的职位。河道总督掌管黄河、淮河、运河等河流的堤防、疏浚等事宜,漕运总督专司漕粮运输。这两个总督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把这河务和漕运的事统管起来,避免地方上不作为影响国家安全。

中国本来就是个水患频繁的国家,黄河那么大的含沙量,就算是尽心尽力的加高堤坝维护,到了一定时间也得溃堤。忽必烈在位的时候,黄河就至少决过大小三次口。虽然事后都堵住了。不过联想到修个运河,都能用木头闸门糊弄朝廷,你想这些修补的质量能有多高。无非是在枯水季用土石草草堵一下,能应付过去就行。旧堤更是不会花钱花人力去维护,用不了几年再遇上高强度降水,不知道哪个地方就还会溃堤。

果不其然,忽必烈死后到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继位那一年,就那么40多年时间,光元史明确记载的黄河决口事件就有6、7次。忽必烈死前下决心从海上运粮,也是认定自己都搞不掂的事,后世子孙就更难了。

等元朝把“南粮北调”的线路移到了海上,那长江以北各地对于维护水利这件事,那可就更难上心了。就算灾荒不断,只要不严重影响朝廷收钱粮,北京城的皇帝也下不了决心,对黄河水患来场彻底治理。

事情总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不,该来的还是来了。等到忽必烈死后第五十年,终于出大事了。黄河在公元1343年把山东、河南交界处的白茅堤冲垮。这还不算完,第二年五月又连着下大雨,平地水深二丈,不光把刚堵上的白茅堤再次冲垮,还把隔壁始修于东汉年间的金堤一并给冲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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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决口属于“北决”,也就是把北面的大堤给冲垮了。口子又实在是太大,大到光靠地方上的力量是肯定堵不住的,大到能对帝国的安危造成结构性影响。

为什么这样说呢?本来黄河自从杜充扒堤之后,已经转向南流夺淮入海。客观上让原来饱受黄河水患困扰的河南、山东地区轻松了不少。这两次连续决口,等于让黄河重新回到沿山东以北,北宋时期向渤海方向流淌的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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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水往低处流,黄河水可不管你什么故道不故道的,流到哪算哪。所以每次改道,都会先形成纵深几百公里的黄泛区,然后再通过治理把它固定在一条河道上。就算是北宋时期,黄河在华北平原上也改了几次道。

这次大决口在河南、山东形成了上千里的黄泛区。不仅让大量百姓受灾,更是破坏了大运河的航道。要是放在前朝后世,肯定是得马上调配资源治理。可是我们前头不是说了嘛,大都城的粮食靠的是江南、财政靠的是淮东的盐税。这些钱粮是走海上运过来的,并不受黄河改道事件影响。

由于没有危及京师的紧迫感,如此重大的一项治水工程在朝堂上居然讨论了五年。朝臣们莫衷一是,拿不出个方案来。结果公元1349年五月,白茅堤那里又发大水,把刘邦的老家沛县都给淹了。

沛县并不是现在的山东境内,而是在江苏西北部。这意味着一直没能有效封堵的白茅堤,不光“北决”还“南决”了。黄泛区的范围开始从淮北向华北漫延。在破坏整个运河体系的同时,更威胁到元朝在渤海湾及两淮的盐场。这种情况下,元顺帝只能请之前因病辞去相位的脱脱再次出任右丞相,并全权主持治黄。

这里要说一个大背景,元顺帝这个末代皇帝继位时(公元1341年),建元70年的元朝已经出现了颓势。要是放其它大一统朝代,这个时间点本应该正是国泰民安的盛世。可惜的是,元朝一直在是否接受中原王朝统治模式的问题上反复,把自己早早的折腾到了衰弱期。

顺帝继位后,就启用了立志改革的脱脱为相,开启了一场史称“脱脱更化”的本土化改革(更化的意思就是改革)。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遵循前朝统治思路,重用儒家的治理理念。整个改革最为核心的举措就是恢复科举。

人才是国家之本,想在一地建立统治,能不能有效吸纳本地人才是关键。自隋唐以来,中原王朝就已经开始用科举制度,为帝国的官僚体系遴选人才。纵观古代世界,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可以说是相当的先进。不仅统一的标准,更为底层百姓打通了上升通道。人是要活在希望里的,有了科举改变命运的可能性,社会也因此更加的安定。

元朝能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原王朝,搞不搞科举是最重要的风向标。然而从忽必烈起,元朝就在是否要开科取士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元朝马上得天下,科举一开肯定是对饱读诗书的南方士子有利。因此一直到忽必烈人都走了,都还没有下决心开科举。

最终元朝倒也讨论出个方案,那就是把应考者划分为四类: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每个类别录取的人数一样。这事你要是从多民族共存,维持平衡的角度来说,倒也有可取之处。倘若全部用一个标准,真有可能全部让南人士子包圆。

你还别不信,后来朱元璋恢复科举时就出过事。洪武三十年会试,51名上榜者全是南方人,北方士子无一上榜,时称“南榜”。全军覆没的北方士子集体闹事,认定这其中有猫腻。朱元璋没办法,只能借主考官的人头平息民愤。同时又开了一榜,上榜的61人全是北方士子,时称“北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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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那以后,明朝的科举就分为成了“南北卷”。客观的说,南方士子上榜率高,是因为南方在宋元之际经济发达,受到的战乱也少。但公平这件事看你怎么理解了,如果不考虑地区差,一味的追求同一标准,那输在起跑线上的落后地区,就很难争取到话语权。

元朝的内部矛盾更复杂也更尖锐,所以就算讨论出来了方案,科举也是时兴时废的。科举正常情况是三年一考,到元顺帝上台前,元朝总共也就开了六次试。元顺帝在位27年,一共考了十次,算是正式把科举制度常态化了。

顺便说下,朱元璋的智囊刘伯温,就是元顺帝继位那年考中的进士。从这个角度看,元朝的科举还是起到了选择人才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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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第一次做丞相做了将近四年,改革可以说是卓有成效,那些被重用的汉儒们也是“知无不言”,积极为朝廷献策。后来是因脱脱身体不好,加上算命的说他“年月不利”,才主动请辞的相位。现在朝廷遇到了大麻烦,脱脱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就再次出山了。

既然“脱脱更化”的本质就是本土化,那么除了开科举以外,治理黄河这件事同样马虎不得了。开科取士为的是安排知识分子阶层,治理水患则可以让普通百姓直接获益。更重要的是,这种大工程特别容易作为改革成功的标志。

正因为如此,脱脱领命治黄后,并没有哪里决口堵哪里,而是希望找个治标的方案。用脱脱的话说“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自古以来,黄河水患就是难以根治,今天我一定要把它给治住。

经过反复权衡方案,1351年,脱脱领导的治黄工程开始实施,主持工程的是当时任工部尚书的汉官贾鲁。黄河这些年老决堤,是原来的河道已经为泥沙所淤高。因此贾鲁选择了在决口之西的郑州一带开挖运河,利用淮河支流颍河,作新的黄河河道,然后再把白堤和金堤给堵上。

由于重点是给黄河新开一条河道,这次治黄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开河”。现在你去河南,还能看到被称之为“贾鲁河”的新开河故道。

又是挖运河、又是筑堤坝,想想工程都小不了。史书记载,这次治黄总共从河南、河北、山东,包括淮西的庐州等地,征调了十七万人。用了八个月时间,涉及的河道超过二百八十里。

工程算是完工了,可祸事也起来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不像西方那样用贸易驱动,老百姓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把粮食种出来,国家的经济基础就有了。这种稳定的基因可以说是深入骨骼。以至于都到了21世纪,遇到新冠病毒传播时,老百姓还能自觉听从政府安排,呆在家里阻断病毒传播。这放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禁止人员流动,还在于不让底层老百姓互相串连。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生活在一个个的小村落里,就算心里对官府的盘剥有怨气,也会因为觉得自己力量渺小而不敢反抗。然而类似治黄这种大工程,你又不得不把数以万计的壮丁聚在一起。管理手段过于粗暴的话,就特别容易酿成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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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灭亡,知晓这段历史人都知道源于红巾军起义,导火索就是这次“开河”。公元1351年5月,安徽阜阳人刘福通与河北栾城人韩山童,聚众3000在刘福通的老家举事。安徽阜阳当时名叫“颍州”,正是这次开河的主战场。

此后战火燃遍大江南北。由于起义者头裹红巾作为识别标志,这次因“开河”触发的起义被称之为红巾军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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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的基层管理简单粗暴,忽必烈时期挖运河还买东西不给钱呢。所以这次红巾军起义,很容易被理解为修工程的时候,又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了。朱元璋在讨伐张士诚时,发布过一个《平周檄》(张士诚建立的政权叫作“周”),里面提到元朝修黄河是“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

不过檄文这种东西是用来煽情的,里面的内容多有夸张之处。比如当年陈琳帮袁绍写檄文骂曹操,说曹操盗掘了汉室的皇陵,害得曹操背了1000多年的黑锅。元朝老百姓的日子是不好过,但说这次修黄河不是德政,死者把道路和黄河都填满了,那就失真了。

前面我们不是说了,脱脱更化的核心在于摒弃游牧者的粗放管理模式,用儒家的那一套东西治国。儒家理念治国,讲究施德政。从脱脱和他重用的那些儒士角度来说,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吸取教训。就开河这件事来说,正在改革期的元朝,并没有说只是用强制手段来征调民力。

再说得具体点,干活是给钱的。

给多少钱呢?这个有明确记载。元史记载元顺帝至正九年“诏修黄河金堤,民夫日给钞三贯”。至正九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重新启用脱脱为相治河的公元1349年。这意思是说,修金堤的时候皇帝下令每个民夫每天给三贯钱。

本来老百姓就有服徭役的义务,征调老百姓干活不给钱也是说得过去的,只要别买东西也不给钱就行了。不过大灾之年,就可以有另一种做法了,那就是“以工代赈”。遭了灾,大量灾区百姓等着朝廷发救济;这边朝廷又需要征调大量人力来修补被洪水冲坏的堤坝。那索性就把灾民组织起来治河,然后把本来免费发的救济变成工钱,一举两得。

以工代赈不是脱脱的发明,北宋时期就大量使用此法。大家都熟悉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就曾向朝廷谏言:“荒歉之岁,日以五升,召民为役,因而赈济,一月而罢”意思是说灾荒年月,每天给灾民五升粮食做工钱,取代单纯的发救济粮,一个月就能把工程做好(用的粮食还比发救济少)。

要说工钱,元朝给的表面看还真不低。铜钱中间有个孔,平时是用绳子串起来储存的。一千文钱串在一起就是“一贯”,元朝给修河工人一天三贯钱,那就是三千文钱。这要是参考两宋时期的粮价,可以说是高得离谱 。

两宋时粮价大多数时候稳定在500-1500文一石。一石差不多是120斤,这意味着三千文钱在北宋能买到240-720斤粮食。南宋最乱的时候,粮价能贵到5000文一担。算下来三贯钱也能买到70多斤粮。

干一天的工钱就最少能买到70多斤粮食,不管是哪个皇帝当家都得破产。很显然,能一天给三贯钱,说明元朝的物价高得离谱。那么元朝的物价有多高呢?元朝开国的时候,粮价倒是跟宋朝差不多,1000文一石,等到元朝末年的时候,粮价已经攀升到200贯一石。这意味着民工们的工资一天合1.8斤米。即便足额发放也就是将将够糊口。

三贯钱买不到两斤粮食,这看起来还是很不符合逻辑。普通铜钱的重量在3-4克,三贯钱的话就得10公斤。铜就算在战乱时也是硬通货,更是管制物品,可以用来铸造兵器。真要是钱买不到粮,每天给民工发20斤铜,那民工肯定直接弄个铜锤造反。

真实的情况是民工们领到的只是一张废纸。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一张废纸。注意看,元史里说的是“日给钞三贯”,这个“钞”不是真的铜钱,而是印在纸上的纸币。正是这被称之为“钞”的纸币,加速了大元帝国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