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骏轩:大元帝国的崩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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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骏轩 地缘看世界 2022-04-22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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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42度—大明王朝的生死线》   第5节

作者:温骏轩

编辑:尘埃  /  主播:艾佳V

大元帝国的崩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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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最早出现在宋朝,宋朝商品经济发达,铜钱太重携带不便。四川还用币值更低的铁钱,买一区绢就得百八十斤的铁钱。于是宋真宗的时候,成都有十六家富商联合发行了一种代币属性的票据——“交子”。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的“银票”,最初的原型就是交子。

交子相当于兑换券/代币,你拿着它就能够在这十六家富商的店铺里,兑换到相应数量的铁钱。

很快,官方就发现了使用交子的便利性,四川也由此将交子改为官方发行,到了南宋时期,更是把这一经验传播到南宋境内的其它地区,出现了“会子”、“关子”等名称的官方纸币。

然而纸币的发行是有相当大风险的,纸币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需要用金银铜铁这类具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做准备金的,能够让纸币持有者随时兑换回真正的货币才行。让商人发行纸币问题还不大。因为如果不能兑换到真正的货币,那商家的信誉立马就能破产,官府也会认定这是诈骗行为。但你让官府来发行,并且用纸币来向老百姓买东西、支付工钱,日子一长就很容易产生“幻觉”,觉得只要在纸上印上钱的数量,就变成了真的钱。

你超发一点可以,毕竟大多数钱在是市面上流通的。超发的多了,人家拿着纸币换不回真金白银,纸币和发行者的信用就得破产。

好在宋朝的治理还是比较谨慎的,知道纸币这东西有点虚,不能当真正的钱来看。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就曾经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甚至还在超发之后,专门拿出上千万两白银出来兑付,并把回收回来的纸币销毁以维护政府的信用。

即便足够谨慎,纸币发行造成的通货膨涨问题还是在所难免。尤其因为战争需要耗费大量军费时。明知道多印纸币尤如饮鸩止渴,也还是会先印出来解燃眉之急。南宋粮价最高的时候,能比北宋最便宜的时候高出十部,就是后期拜纸币超发所至。

不过跟元朝因纸币超发所引发的通货膨涨相比,南宋这都不叫事了。纸币一经面世,就因为它的便利性和诱惑性被周边政权仿效。像金人入主中原也发行了被称之为“交钞”的纸币。

这么好的办法,元朝当然没理由拒绝。蒙古人建立的帝国横跨欧亚,贸易发达程度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忽必烈继位当年(公元1260年),就发行了元朝第一种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面值从十文到两贯不等,两贯可以兑换白银一两。中国民间把纸币叫作“钞票”,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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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说了,官方印纸币很难不超发,通货膨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宋朝的办法是回收纸币,以免信用破产。到了元朝,那解决起来可就简单粗暴得多。公元1285年,已经发行25年的中统元宝交钞,已经通货膨胀了五倍。为了避免触发财政危机,忽必烈下令全国禁用银钱交易,只能用官方发行的纸币。

官府不是兑付困难吗?你老百姓不是越来越不信任纸币吗?那好办,釜底抽薪,直接不让用真钱了。别以为这只是蒙古人会用的法子,民国在大陆的最后几年搞币改发行“金元券”,为了维持金元券的权威,就下令老百姓不能持有黄金、白银、美元等硬通货,必须在期限内兑换给政府,否则全部没收。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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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有足够的准备金,那全国人民一起用纸币也是没问题的,就像现代国家都在用纸币的。只是对于那些没有金融意识,或者想着就是掠夺百姓财富的当权者来说,没有了兑付的压力,那钱就真成了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数字。

当然,除非真的想日子不过跑路了,否则一个正常政府也不可能无限制发钞的。到忽必烈要求大家只能用纸币时,中统钞较发行时贬值的幅度还算可以接受,就是看着越来越不值钱了。为了避免币值越印越大,忽必烈很快又发行了一贯能当中统钞五贯“至元钞”(至元通行宝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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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死后第十五年,至元钞也贬值的不象话了,于是元朝政府又发行了币值更大的纸币——至大银钞。用铜钱做准备金发行纸币的做法叫“铜本位制”,用白银做准备金的就叫“银本位制”。忽必烈发行的这两个宝钞都是铜本位,至大银钞则是银本位。民国末期搞的金元券则是金本位,发行时说好多少钱能换回多少黄金。

只不过至大银钞也才用了两年,就因为比值倍数太多就收回销毁,重新用回了中统钞和至元钞,这次币改算是以失败而告终。不过能收回销毁倒也是件好事,最起码说明当时的元朝政府还不想自己的信誉破产,还想努力维持帝国的运转。

说到底不管什么本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兑付能力,没能力兑付你就是搞个钻石本位都没用。虽然纸币时间久了贬值是大概率,但只要不过度超发,温水煮青蛙的还是能用的。

事情到了脱脱更化时出现了变化,更具体说是脱脱复出开始着手准备“开河”时出现了变化。公元1350年,准备放手大干一场的脱脱,决定发行新的纸币“至正交钞”,一贯可以兑换“至元钞”两贯。币改在当时被称之为“变钞”,所以这次币改在历史上被称之为“脱脱变钞”。

变钞没问题,还是那句话,你千万别过度超发。真要是“一不小心”过度超发了,那就学着之前的法子赶紧回收销毁。问题是这个时候的大元帝国,真的缺钱啊!前面我们不是说过,为了实现“以工代赈”的目的,征调来修黄河的民工每人每日发三贯钱。一共征调了十七万人,其中十五万是民工。前后修了八个月,到底多少钱我就不算了,大家自己可以算算。

钱从哪来呢?有纸币的话那就简单了,一个字——印。为了快印钱、多印钱,新钞甚至都没有刻新的印板,而是用了中统钞的印板,印好好加盖个至元的章就成了新钞,纸的材质也是大不如前。

先把钱印出来发工钱,等于是在发行债券。如果工程顺利完工,灾民们得以恢复生产,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慢慢的消化掉这些超发的纸币。实在不行的话,直接把新发行的“至正交钞”低价收回来作废,用回信誉还能维持的中统钞和至元钞就是。就像40年前短命的至大银钞一样。

说白了,脱脱的这次“变钞”就是耍了个花样。至正交钞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是一个牺牲品。既然是牺牲品,那就随便印了。其实脱脱也担心钞票发行太多没了信用,变钞的同时还恢复了铜币的使用,铸造了新的“至正通宝”。

又用实币又用纸币的做法叫作“钱钞兼行”。元朝就是否要钱钞兼行争论了很多年。反对者认为,纸币是虚币,银/铜是实币,你一起发行的话,老百姓肯定会藏起实币使用虚币。到时候纸币就没人用了;支持者认为,一直用虚币完全替代实币,钱就变成了一个数字。老百姓是因为一直看不到真正的铜钱,才对纸币没了信心,造成了物价上涨。所以应该发行同等面值的铜钱一起使用。

最后还是脱脱拍了板,搞钱钞兼行。

老百姓又不傻,不是说铜币和纸币上印的数值一样,老百姓就真会当成一回事。谁都知道纸币成本低得很,想印多少印多少。民国时发行了那么多纸币,到头来老百姓最信的还是真材实料的袁大头。

而且官府向老百姓买东西、支付工钱,肯定不会是铜币而是宝钞,大多数实币会被有钱有势的人囤起来。市面上的纸币越来越多,物价一天一个价,又缺少实币交易,那老百姓就只能回到最原始的以货易货时代了(突然没来由的想到了现在的上海)。

“开河”与“变钞”被认为是摧毁元朝统治的两大导火索,这两条导火索又是互为因果。因为开河要支付巨额的工钱、料钱,所以大量超发货币;老百姓收到的纸币贬值太快,势必激起了民变。官府为了镇压民变,又不得不印更多的钱以支付军费。然后又因为印了更多的钱,老百姓手上的纸币变得更加不值钱,激起更多的民变。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元朝怎么可能不崩溃。

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元有元曲。当时有一首名为《醉太平·堂堂大元》的元曲流传于世,道尽了百姓对开河/变钞两事的憎恶。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3

想造反就得有兵器,真要只是像成语说的那样“揭杆而起”,削根木棍就当兵器,是成不了事的。老话说“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元朝靠着强大的武力得天下,比谁都清楚武器的重要性。所以对兵器的管控,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最严的。甚至连郡县一级的地方政府,都不得铸造兵器,连神庙的仪仗都只能用木头和纸做的假兵器。

忽必烈史无前例的禁止金属钱币流通,让老百姓全用纸币,除了经济上的考虑,更有减少铜铁在民间流通量的意思。前面我们说过,北宋时一匹绢就能换百八十斤铁钱,这些钱要是被人化成兵器,那可不得了。
关于元朝为防汉人、南人持兵造反的故事中,有个传播很广的说法,说的是在元朝十户汉人/南人才能有一把菜刀,还得交由蒙古人掌管,必得看菜刀的蒙古人同意才能使用。这事倒是传得有点过了,每十户就得有个蒙古人看着,想想也是没有那么多人手的。

不过元朝的法典《大元通制》里倒是有个类似的记载。扬州地方官在镇压民乱时,发现作乱者持有的兵器中有“两两股铁禾”,就是农村用来叉禾草的双股叉。客观说,两股叉这东西还真可以做兵器。水浒传里猎户出身的解珍、解宝兄弟使的就是两股叉。

再能当武器,双股叉都是农具,不管是种田放牧都用得上,本来官府也是觉得很难禁用。不过既然已经危及到朝廷安全的,最后刑部还是把它给禁了。现在有些农村地区还能看到用树枝削成双股叉,说不定是那时候传下来的。

不管怎么说,金属农具肯定是不可能禁绝的,除非想让整个帝国回到石器时代。真乱起来,这些农具很快都可以变成兵器。朱元璋自己就曾经说过,大乱之后,濠州“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这些“刃器”显然都是农具改造的。只不过平时有官府盯着没人敢这么做。天下大乱的话,谁能禁得了。

到了元顺帝时期,民乱越来越多,元顺帝继位那一年,仅北京到山东一带就有300余处所谓的“强盗”。到处都是天灾人祸的,老百姓活不下去,做了官府眼中的“强盗”是常态。

有民乱就得镇压。元朝有两个叫伯颜的丞相,一个是元初帮忽必烈打下南宋的伯颜;一个是元末被脱脱斗下台,取而代之的权臣伯颜。顺便说下两个人还是叔侄关系,后一个伯颜是脱脱的叔叔。

如果说脱脱更化的主旨是善用汉人、南人,缓和矛盾,那么他叔叔就是守旧派的代表了。

在伯颜的建议下,元顺帝不光下诏“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持有兵器”,老百姓家里有马的话也必须尽数没入官府。最骇人听闻的则是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事件了。那一年天上出现了四个异象“岁星退犯天樽,填星犯罚星,荧惑犯垒壁阵,太白犯东咸。”伯颜就借着这个由头,向元顺帝提出要用这法子,制止愈演愈烈的民乱。

我无法形容,当年看到这条史料时震惊的心情。这五大姓氏在当下人口的比例正好是30%。元朝的比例相差应该不会太大。元顺帝时期的人口在九千万左右,蒙古人和色目人肯定是少数的了。这意味着真要听了伯颜的话,差不多得有2500多万人头落地。

蒙古征服的时候屠城的事倒是做了不少,这都已经是自己的子民了,就因为有人造反,便要无差别的杀掉2500万人,就算元顺帝答应,又怎么去操作?肯定会激起更大的民乱,而且是席卷全国的民乱。

看着身为丞相的伯颜生出这样的极端想法,连元顺帝都怕了,马上给否决了。打那以后,就开始倾向于反其道而行的脱脱,密谋了两三年,终于找到机会扳倒了伯颜,开启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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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开河”的确比较容易出事。造反也好,打仗也罢,都需要两大要素:一是男丁;二是兵器。搞水利工程不光要征召为数众多的男丁,还得允许他们带着金属工具。你总不能让人家用手去挖土垒坝吧。真要造起反来,这些工具立马就能被铁匠转换为兵器。

如果我们再顺着红巾军起义的时间线,就会发现这场大起义与其说是“开河”跟“变钞”激起的,倒不如说是早已沸腾的民怨就等着这么一个机会爆发。贾鲁的开河工程是在公元1351年4月动工的。也正是这在个月,瞅准时机的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颍上县聚了几千人,杀白马黑牛祭天准备造反。

做工程容易出事算是政治常识。所以脱脱并非没有做准备。征调到工地上的一共是十七万人,除了从工程所在地征调了十五万民夫,还有两万人是从各地征调的守军,这其中就包括庐州的守军。收到有人要造反的消息后,早有准备的官军前往围捕,韩山童被捕,刘福通则率人冲出重围,攻占了颍州城,算是正式点燃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大火。

说实话,脱脱当时也没觉得有人造反是件大事,毕竟此时的大江南北,小规模的起义实在太多了。因此刘福通造反这件事,并没有对“开河”工程造成影响。工程最终还是如期完了工,遣返了民工和调来的军队后,贾鲁也回京接受了封赏。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韩山童和刘福通在工程还没开始时,就预先在工地埋了个独眼石人,背上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些从工地上回家的农民,很快就把挖出石像和有人造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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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开河”触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不假,但并不是“开河”这件事有多残酷,把老百姓给逼反了。这件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让治河工地成为了一个谣言传播中心。这十七万人回乡一传播,再被有心人借势,那整个大元可真就是遍地狼烟了。
于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为了镇压越来越多的民变,不得不印更多的钞票,然后又引发更多的民变。
事情至此,大元帝国算是大势已去。这口锅肯定是一定要有人背的。公元1354年,眼见红巾军之乱愈演愈烈,元顺帝不得不罢了脱脱的官,把他发配边疆。两年以后,脱脱被政敌矫诏鸩杀。
脱脱是真心想中兴大元,只是这时的帝国已经是千疮百孔。他要是聪明的话就做个裱糊匠,哪里破了贴张纸粉饰下太平。偏偏他又想着来场彻底改革。改革就要得罪很多既得利益阶层,一旦失败就只能被拉出来背锅了。
元顺帝作为最高决策者,作为亡国之君,脱脱要是不背锅的话,这锅看起来应该他来背才对。要是他有个特别漂亮的,长得像褒姒、妲己那样的妃子子,也可以一起背锅。有趣的是,元顺帝的全名是“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蒙古语意思就是“铁锅”,真要是背锅倒是合了这名。
不过后人倒也知道,这并非他本人之过,实在是整个大元积重难返。元顺帝这个尊号,是后来明朝给取的。元朝自己给的庙号是“元惠宗”,不管“顺”还是“惠”都还算好的。不像以前很多亡国之君那样,弄个周幽王、汉灵帝一类的恶谥。   
不管怎么说,大元这算是完了。接下来,就要看谁能够抓住机会改天换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