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书事
2022.03.28 14:46
文：周轶群
学术的讨论和研究，既有破旧立新，又有推陈出新，亦有历久常新。在这当中，有些名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了可超而不可越的地标，值得时时重温，常常披阅：每读一次，除对相关课题有进一步认识外，更能有所启发，引导新研究，创造新见解。有见及此，本馆特创设「常新文丛」，取「常读常新」之义，精选过往的重要著作，配以当代专家学者所撰写的导言，期望从各方面呈现上世纪中外杰出学人丰硕的研究成果，让广大读者亲炙大师之教，既能近观，亦能直视。
吴宓教授的 《世界文学史大纲》即是文丛的第一本。本书包括吴宓三四十年代在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世界文学史」一课的讲授大纲以及吴宓教授的撰文、译文、论述文章等。
本文节选自史丹福大学东亚系周轶群副教授为《世界文学史大纲》 所撰写的导读。
吴宓
2017年，距吴宓负笈美国的那一年，已经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他的志向和思想都与时代格格不入。如今，国际化和全球化已成为大家争相使用的概念，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合法性确立已久，西学正在经历一次新的繁荣（希腊罗马研究和教学在近十年的兴起尤其引人注目），中国传统文化也以各种形式强势回归，此时我们回头检视吴宓一生的事业，除了向一位先行者所付出的奉献、所开拓的基业与所经历的坎坷致敬，我们还应该有怎样的思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吴宓会不断迫使我们回答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研究外国文学？在外国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有何种位置？古典和现代之间是什么关系？ 「经典」应享有何种地位？文本阅读有多重要？如何处理文学和政治、道德之间的关系？吴宓本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以下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字中找到：
原夫天理、人情、物像古今不变，东西皆同……既有不变者存，则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绝少。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见，常人以为新，识者不以为新也……今即以文学言之……文章成于摹仿（Imitation）……文学之变迁，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转摹彼人。舍本国之作者，而取异国为模范，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于是异采新出，然其不脱摹仿一也。将来世界文化必为融合众流（eclectic），而中国文化之特质，厥为纳理想于实际之中之中道（Ideal in the Real）。吾侪就此发挥光大，使中国文化得有以贡献于世界，是为吾侪之真正职责，亦不朽之盛业。
宓之保守主义，乃深知灼见中外古今各时代文明之精华珍宝（精神＋物质）之价值，思欲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图保存之，以为世用而有益于人，非为我自己。中西古来皆重诵读古籍名篇，就文字精心用功，故名治学曰「读书」。盖由书籍文字之工夫，以求锻炼心智，察辨事理，进而治国安民，从政治军，兴业致富。其技术方法之取得与熟习，以及藏息精神、陶冶性情于诗乐画诸艺，其根本之训练与培养，莫不自文字中出也。近世妄人，始轻文字而重实际劳动与生活经验，更倡为通俗文学、「白话文学」之说，其结果，惟能使人皆不读书、不识字、不作文，而成为浅薄庸妄之徒。
（1955年10月7日日记）
勿卷入一时之潮流，受其激荡，而专读一时一派之文章。宜平心静气，通观并读，而细别精粗，徐定取舍。宜以庄严郑重之心研究文学。将如Matthew Arnold云，欲熟知古今最精美之思想言论（To know the best that has beenthoughtand said in the world），将与古今东西之圣贤哲士、通人名流，共一堂而为友也。故立志不可不高，而在己则宜存谦卑恭敬之心。宓窃观近五十年中之论著，大率议论多、批判多，而知识与材料太少。其所知之中国古史旧学固不足，而所知之西史西事，所读过之西国古今要籍原书，尤极有限，故宓皆不敢倾服；即如孔子之真价值与其特长，宓认为尚未见有能说出者，甚矣，此事之难也。
（1964年1月8日日记）
吴宓
吴宓的这些观点在他身前都是极不合时宜的，无论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还是在抗战时期，或是在毛泽东时代。今天，他鲜明而不妥协的议论仍然必定会引起争议。但是，在「西学」和「国学」同时欣欣向荣之际（这应该说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现象），吴宓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人物。他对新与旧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以及他将「摹仿」视作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核心机制，不但为研究古代和研究西方同时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而且时时提醒以创新为要务的学者、思想家和活动家，在古今中外的大历史框架中，永远以一定的谦卑谨慎来对待自己的发明和建树。
吴宓对世界文化必将融合的信念以及他对中国学者在此过程中的任务的理解，应当激励当代从事中西文化研究者，为自己的学问寻找目的和使命，而不仅仅是以专业和职业视之。吴宓对透彻掌握古籍名著的重视以及他将典籍视作修身养性和获取人生智慧最重要途径的看法，在节奏日益加快的众声喧哗之当代，可以引导人们重新直接面对经典，在安静的阅读和思考中让自己的心智成长。吴宓对五十年西学中「大率议论多、批判多，而知识与材料太少」以及他对治学者中西要籍皆所知有限这一缺点的批评，在西学各科教研与出版皆空前兴盛发达的今天，依然是振聋发聩之良言，应当在所有学者心中成为一股警醒和鞭策力量。
吴宓思想中至今仍具有极大价值的这些部分，最好地体现在他于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教研实践和成就。本书所收录的仅集中于吴宓在「世界文学史」这个范围留下的一些有限材料，有两个原因。限定在「世界文学史」，是因为他一生所留下的学术性文字多与中西比较有关，若不进一步界定则势必演变成「吴宓文集」的编辑整理工作。只收入了吴宓在「世界文学史」方面极小一部分文字，则是因为其大部分在「文革」中托人保管之后便再未面世。相信读者在读过这些文字之后，会和本文作者一样，带着深深的敬意和遗憾，去理解吴宓这位中国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界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