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向:说杜金(上)

0
 越向 越向书 2022-05-04 22:17

 

杜金是个奇人。

你说他是个学者,他醉心于政治,以至于要亲自组党参加竞选。

你说他是个政治家,他却大谈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这类让选民挠头的问题。

你说他是个哲学家,他却要强调血性和神秘主义这样不能用逻辑去思考的东西。

你说他要复辟苏联,他会把共产革命贬得一文不值。

你说他反布尔什维克,他却说他要站在“斯大林和苏联”一边。

你说他亲华,他要把中国的北方疆土划出来给俄罗斯充当缓冲地带。

你说他反华,他又坚定地鼓吹“中俄引领的新世界”,赞许中国的“一带一路”。

美国杂志说他是“普京的大脑”,土耳其报刊称他是“俄罗斯的基辛格”,但他其实远离克里姆林宫决策圈,而且普京也从未承认或这位所谓“国师”对自己政策有任何影响。

但今年2月24日爆发的这场战争,却又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学说很可能表达了普京内心中的一部分想法。

……

似乎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热爱俄罗斯。然而,俄国若是真依从了他的战略,走向的将是复兴还是毁灭?

杜金其人

亚历山大·杜金1962年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在享有特权的家庭,其曾祖父、祖父都是军官,父亲是格鲁乌(GRU,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高级军官兼法学副博士(约等于硕士),母亲是医学副博士。杜金3岁时,父亲留下一笔钱后离开了杜金母子,但并未断绝联系。

杜金从小聪慧,喜欢读书。在他家的不远处住着一些逃难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杜金最先从他们那里接触了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思想。

1979年,17岁的杜金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如果早生20年前,那么他大概率会成为家中的第四代军官。然而勃涅日涅夫执政晚期的苏联已经进入到一种“异端”思想纷呈而出的状态,在大学里,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流行。1980年杜金加入了其中一个以神秘主义和种族主义出名的“尤任斯基圈子”(Yuzhinskii circle)。这个离经叛道的组织在持不同政见者团体里也算得上是先锋,俾睨法度,据称还涉足撒旦教。莫斯科航空学院的领导得知后,将杜金逐出了校门。连杜金离家已久的父亲都受到牵连,工作关系从情报部门转到了海关。

年青的杜金从此告别了祖辈的“正途”,而开始了自己的野蛮生长。通过自学,他掌握了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同时他在列宁国家图书馆内阅读了大量与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地缘政治学相关的书籍,并重新开始攻读某所大学的函授课程,最后硬是凭天赋和勤奋拿下了社会学和政治学两个博士学位。

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放松了对言论和思想管制,各式各样从前遭到官方打压的言论和组织纷纷登堂入室,大行其道。人们往往瞩目那些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异议分子,但其实俄罗斯民族主义才是此时思想市场上的最强音。一些因宣扬俄罗斯民族主义而获罪的学者也于此时得到平反,杜金在思想上接过了这些学者的衣钵,他后来的“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内核在此时已初具雏形。

二十来岁的杜金带着自己的超强大脑一头扎进时代的洪流,成为反对苏共政权的一名健将。1988 年,他朋友一起加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记忆”运动(即Pamyat,俄罗斯新纳粹运动的源头之一)。他的正式职业是一名记者,但同时他也深入介入政治,曾经参与过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撰写,成为苏联的掘墓人之一(尽管只是边缘角色)。

30岁前后的杜金既有教师般的渊博学识,又富有政客的行动能力。他从1990年开始即以平均每年一本的速度发表著述(至今已出版30多本,而据他2018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讲座时的说法,他那时已经写了60多本书)。与此同时,杜金于1993年参与创建了“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克党”(请君对比一下“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纳粹)的名称),并在其后的5年中担任党首。除了参加竞选,该党开展了对俄罗斯民族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部分俄罗斯军方人士和东正教保守势力是该党的主要支持者。【1】

1997年,杜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地缘政治基础》,标志着他的核心思想“新欧亚主义”(Neo-Eruasianism)正式出炉。1999年,六岁时即受洗成为官方东正教徒的杜金正式改宗,成为东正教旧派(旧称“分裂派”)信徒,该教派反对1652-1666 年的“东正教尼康改革”,代表了东正教内部最虔诚、最传统的一支力量,被官方东正教迫害了250多年,而沙皇则利用尼康改革进一步巩固了皇权相对于教会的权威。杜金的这次改宗,显现了他回归俄罗斯古老传统的决心,从此他在画十字将遵循古老的两指画法,聆听的唱诗班用的古老的莫斯科合唱法,而不是基辅圣诗合唱法。【2】

2001年4月,杜金创建全俄“欧亚大陆”社会政治运动,自任政治委员会主席。2002年,该运动变为“欧亚大陆党”。而到了2003年11月,杜金因党内斗争而被开除出党,转而走国际路线,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欧亚主义运动”成立大会。杜金在大会上做了重要的主题发言,并在此后成为了随之成立的国际欧亚运动最高委员会执行主席。【3】

2008年,杜金完成了自己的另一本代表作《第四种政治理论》,继而于2009年-2014年被聘为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同时担任社会学系“保守主义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从莫斯科大学离职后,杜金还曾担任过新成立的俄罗斯沙皇格勒电视台的主编。2018年起,杜金受聘成为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并且以“普京的哲学家”作为标签成为了“观察者网”的专栏作家,至今已发文19篇,最新一篇发表于2022年4月28日。

Image

     喝中国水,讲中国故事

 

杜金的学说

杜金将自己最核心的思想概括为“新欧亚主义”。简单说,就是: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文明板块应该捍卫自身的独立性,这个俄罗斯为核心的文明能够而且应该对抗意欲以自由主义一统全球的大西洋文明,从而为世界的多极化和自由做出贡献。

既然言“新”,势必有“旧”。

所谓的“欧亚主义”,发源于上世纪20年代那些因“十月革命”而流亡欧洲的“白俄”,后来学界为了区分又称之为“古典欧亚主义”。

1920年代的这群人,都是官宦、大商人和神职人员家庭出身。虽然身在西欧,但与那些愿意毫无保留地融入西方世界的俄国流亡者不同,这些“欧亚主义”的提出者觉得:欧美的这一套制度和文化有什么值得吹的,凭什么就看不起俄国人,视之为受蒙古人影响的半野蛮人?蒙古传统怎么了,我们俄国人也可以为我们的蒙古传统而自豪。他们认为:“俄国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是一个独立、特殊、完整、有机的世界”。【3】此外,该理论中还融入了“世界岛”、“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等等当时最流行的一些地缘政治学说,但除了强调俄罗斯应该控制欧亚外,在地缘政治方面并没有什么创建。

基于这种“我本蛮夷”的气魄,其代表人物萨维茨基就认为,俄国就应当采用思想专制制度,成为一个“公正之国”,而不能去学西欧的民主制度。但谈及那个将他们逐出故土的“红色帝国”时,又该怎么自圆其说呢?有些欧亚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背叛了俄罗斯民族的使命,另一些则看到了一个新的地跨欧亚的强权的诞生,认为苏俄同样可以继承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甚至有希望完成俄罗斯帝国未竟的事业。结果,古典欧亚主义运动就因为这样的意见分歧而瓦解了。【4】

从古典欧亚主义到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横空出世之间,还必须谈谈对欧亚主义的发展有承前启后之功的列夫·古米廖夫。这位老兄的一生按陈独秀的说法真是过上了“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古米廖夫1912年生于彼得堡皇村,母亲是安娜·阿赫玛托娃,对,就是那位“俄罗斯的萨福”,那位可以与普希金相提并论的爱国主义诗人。古米廖夫的父亲也是诗人,这对夫妻还都爱好中国古典文学,曾翻译过《离骚》和唐诗。

Image

与杜金一样,古米廖夫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爱。他父亲在1917年的革命风暴袭来之前已经阿赫玛托娃离婚,后于1921年因反革命的罪名而被枪决。

1934年,古米廖夫考入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不到一年即被捕,仅因鼎鼎大名的母亲向斯大林求情才在几个月后获释。但他1938年3月再次被捕,罪名是参与反革命活动,判决是去古拉格劳改十年。母亲为他和其他“大恐怖”的受害者写下组诗《安魂曲》:“我要连根杀死我的记忆,我要把心儿变成石头。”

1944年,古拉格“素卡”古米廖夫主动报名上前线参战,复员后考上列宁格勒大学研究生。

1949年,古米廖夫毕业,在列宁格勒国家民族学博物馆谋得高级研究员一职,但同年11月他再次被捕,判决又是古拉格十年。

1956年,古米廖夫乘着赫鲁晓夫“解冻”的东风而提前获释,得以回原单位列宁格勒国家民族学博物馆当清洁工。直到1963年他才在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重新成为高级研究员;后因古拉格狱友古科夫斯基(另一位在列大当教授的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牵线与古代欧亚主义的领军人物萨维茨基有通信交流,1966年两人还在布拉格的会议上见了面。

1980年,古米廖夫所有作品被禁,1988年初才基本恢复出版,他于次年中风,三年后离世。【4】

Image

古米廖夫

古米廖夫出身名门,一生坎坷,死后其学说却在俄罗斯大行于世。整个90年代,从新纳粹到共产党,全都开始谈欧亚主义。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深感挫折,休克疗法、全盘西化煮了一锅夹生饭。人穷则返本,有些俄国人就希望从气候、地理、文化等地方寻根,想找到一条与欧美路线(市场化、民主化)不同的道路。

古米廖夫对欧亚主义学说的推进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更加突出地理因素,他认为“地理景观的相似性决定了如今居住在俄国、蒙古和中亚地区的各民族的性格”。

第二是更加肯定了蒙古特性对俄罗斯的正面影响。他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并且相信自己有成吉思汗的血统。他还认为:与西方的殖民主义暴行相比,蒙古人更为宽容和人性化;而且蒙古本来不想攻击俄罗斯人,之所以出兵,仅仅是因为俄罗斯碰巧站到与蒙古敌对的草原部落一边。

第三是通过自己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里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他认定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本源其实是一种欲望冲动,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明显的目标或以虚幻的、有时是死后的荣誉为目的而行动的渴望。”年青民族因这种欲望而兴起,逐渐走向国家形态,然后又因欲望的消沉而变得保守和衰弱。

这三点其实可以融汇为一体:欧亚民族为了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欧亚大草原的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求生,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海洋民族偏重于理性计算的文化特性,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种非西方的文化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严苛政治制度具有其历史合理性。这种欧亚文化特性中一个关键要素是“欲望冲动”(或者可以翻译成“激情”、“血性”,我自己觉得可以翻译成“冲劲儿”)。拥有这份“激情”的俄罗斯依然年青,而西方正走向衰朽。

青年杜金深受古米廖夫的影响,在迈入新世纪之前,他主要结合苏联解体这一当时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动来发展古米廖夫的学说,并且在1998年正式将自己的思想命名为“新欧亚主义”。

在杜金看来,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普世性的自由主义秩序大行其道,其他文明要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就必须组建基于历史、文化和战略需求的超国家共同体(大空间)”。【5】

这样一个“超国家共同体”(杜金称之为“欧亚主义大联盟”)并不是要重新建立华约,或是复活被“十月革命”推翻的俄罗斯帝国,而将要建立一个像欧盟那样的“民主的帝国”,是由享有主权的后苏联国家通过“自愿方式”建立“邦联”或“国家联盟”。

然而,考虑到杜金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建立的这套主权国家国际体系嗤之以鼻,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真正拥有所谓“主权”(即排他性的统治权)的国家屈指可数——那么他所说的“自愿方式”也就颇为可疑,不排除“不自愿就帮你自愿”的可能性,毕竟他也谈到在这样“国家联盟”中俄罗斯因其地理位置理应获得的天然领导权。

在杜金所规划的地缘政治体系中,收回除了西部三州之外的乌克兰是一件首先要办但不需过多讨论的问题,因为必须“将与我们文化相近的国家和民族整合到我们周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以大俄罗斯为核心的共同体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政策应该是什么。

此时的杜金认为在南面应该与传统保守且坚定反美的地区强国伊朗结盟(这一点跟鄙视伊斯兰教的经典欧亚主义不同);在西面应该与德国结盟,形成“莫斯科-柏林”轴心;在东面应该与日本结盟,形成“莫斯科-东京”轴心。至于中国,在他眼里是一个已经融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海洋性世界秩序的国家,不值得结盟,反而应该跟北约国家土耳其一样予以打击,让中国长城以北的疆土变成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作为补偿,可以鼓励中国向南扩张,夺取东南亚乃至澳大利亚。

Image

猛一听杜金的这一套东西的确令人眩晕,这么多“应该……应该……”,像切蛋糕一样地更改国境线,把国际法规则像面团一样揉捏,仿佛一本关于国际关系的玄幻小说。

但他确实进行了一番理论建构。

他花了大量笔墨来论证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民族与西方民族从根子上就不一样。比如,他借用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观念,将俄罗斯文明描绘为一种在特定地理环境下生长出来的结构。这种结构发端于原始社会,包含着神话、信仰和各种神秘的无意识事物,它不但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从根本上不相容,甚至都无法被西方文化理解。这样的环境和这些集体的梦幻,使得欧亚民族有一种神秘到不可言说的“血性”,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产生某种无法预料的‘欲望驱动力’,剧烈地改变全球政治和文化版图。”【3】

除了法国的结构人类学,杜金为欧亚主义添加的另一味“猛料”是魏玛德国时代兴起的“德国青年保守派”思想,他常常引用的作家有斯宾格勒、范登布鲁克、纳粹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特别是后来与纳粹合作过的著名教授马丁·海德格尔。

范登布鲁克以反西方自由主义出名,他在成名作《德意志第三帝国》(纳粹所称的“第三帝国”一词正由此而来)中写道:在这个时代,我们这样的青年保守派“不得不既是一个保守人士又是一个反叛者”——这句话用来形容杜金也恰当极了。

这些人号称要保存德意志的传统,所以必须反叛来自西方的“现代性”。

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将各种文化看作有生命周期的有机存在,诗意又模糊的语言方便后来的阐释者们各取所需,而他关于西方文化已进入衰弱期的判断当然很符合新老欧亚主义者的胃口。

卡尔·施密特认为政治的根本要义在于区分敌我,国家政治的起点是确定外部和内部的敌人,而对非常状态作出决断的主权不应受任何规范的约束。杜金那句“Nation is everything,individual is nothing”(国家就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就非常有施密特的气质。你要想“是”点什么,就不能仅仅当个人,而必须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因为只有人民才跟国家是同构的【……】  顺嘴说一句,施密特有一本书可能会格外引今日国人遐思:《国家、运动和人民:政治统一的三位一体结构》。

这些人的书都不太好读,而杜金最看重的却其中最难读的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深刻批判了现代性的四个主要方面: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认为西方现代性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为新的开端留下可能。他在30年代留下的这个“另一个开端”的概念,引来了后续无数的阐释者。

杜金认为,之前的那些阐释者都没有真正弄懂海德格尔的意思,所以“21世纪从本质上说,还没有开始:今天存在于我们之中的关于意义的东西仍旧属于前一个世纪”。【6】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应该回到苏格拉底之前,到巴门尼德那里重新思考“存在”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像苏格拉底以及之后的哲学家们那样仅仅思考“存在之物”,从而重新构建人类生活的意义。

杜金将这一套非常抽象的哲学思辨具体化了,他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一书中声称,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技术支配阻碍甚至毁灭了对真理的追求,理想主义无法解决真理问题,因为人类之于宇宙是有限的,所以求索本身离不开人类对事物的神圣感。

在杜金看来,所谓脱离了存在之物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超越了理性本身的肯定性:这个东西已经在这里了,不用想了,想也没用。化用一下就是:俄罗斯文明的存在是一种必然和实然,它超越思考,它的特性必须得到维护,而不接受任何来自西方现代性的“矫正”。质疑这一点,就是否定传统中的神圣性,就是虚无主义,就是在否定生活的意义。

通过这种方式,杜金将存在主义与他青年时代熟知那种反西方、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结合了起来,将一种极为抽象的哲学变成了真刀真枪的现实战略:由于西方文明正在民族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年青的俄罗斯民族正在上升,所以大俄罗斯对欧亚草原的控制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和谐。

Image

进入新世纪后,杜金也“与时俱进”了。

此时的杜金在国际上已经小有名气,但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他是俄罗斯极右翼民族主义的代表,通俗地说就是“皇俄”。还有一些评论家将杜金归类为新纳粹或新法西斯。

在与西方学者的不断交锋中,杜金有了新的想法,他不再单纯从地理和种族上谈问题,而是借鉴了二战之后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批判理论,在自己的言论中加入了大量“时髦”元素。

比如他开始与所谓“白左”一样热衷于谈文化“多元化”,但他的意思不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和交融,而是强调必须反击西方文化对俄罗斯的渗透:不能因为苏联垮了就让美式自由主义在全球一统天下,国际权力格局应该走向多极化,文化也应该走向多元化。

另一大变化是杜金要改换地缘战略。

他发现自己按照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构建的“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根本就是镜花水月。他原本以为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取独立,势必愿意联合俄国共同反抗美国的控制,他甚至愿意让俄罗斯“割让”加列宁格勒(原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和南千叶群岛以结好德、日两国。

可谁知这两国“太不争气”,德国虽然对美国的小布什政府不满,但摆出的是一副要比美国更加忠于西方文化价值的形象。日本也差不多,甚至慑于其他地区大国的威力而更紧地抱住了美国的大腿。

反倒是那些杜金原先看不起的国家让他刮目相看。杜金在自己的地缘政治著作里几乎把土耳其贬斥为北约的走狗,许多土耳其人却成了杜金的粉丝。杜金的书在土耳其出版后,7年间7次再版,还被当地媒体吹捧为“俄罗斯的基辛格”。于是杜金欣然为自己著作的土耳其版作序,劝说土耳其改邪归正,对美国反戈一击,加入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亚主义大家庭。【5】

另一个,当然是创造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经济增长的中国。杜金2018年底来北京大学演讲时鼓吹中俄联盟抗美,外国语学院的施越老师直接怼他:20年前您不是主张俄罗斯结好日本吗?

杜金倒是有知识分子的坦诚:当即“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对美国态度的“坚决”,让杜金大为满意,再也不允许“我们的敌人想方设法离间中俄”……【7】

杜金在新世纪提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不适合俄罗斯文明,所以俄国需要“第四种政治理论”。他要反击后现代性带来的虚空和全球化导致的世界文化趋同。用他自己的话说,“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文化、人权透明——这些构成了单极主义西方霸权的基础。我并不是说,我们要非此即彼地全部拒绝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需要努力验证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哪些我们需要剔除、哪些我们可以和平共存,这就是我提到的‘新哲学’”。

这是破,如何立?

仍是新欧亚主义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的运用:建立以俄罗斯为领导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共同体,同时鼓励中国、伊朗、土耳其和印度脱离西方的控制,构建多极化格局,共同阻击美国推行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全球化。

这谈的都是俄国之外的变化。

对杜金而言,新千年最大的改变当然是:普京。

Image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维基百科相关词条。

【2】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王起亮:《试论尼康的宗教改革》,《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第99-104页,皆转引自倒挂金钟:《尼康改革》,https://zhuanlan.zhihu.com/p/77627271。

【3】粟瑞雪:《列夫·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学说及其对当代影响》,《俄罗斯中亚研究》,2012年第6期,第81-90页。

【4】荆宗杰:《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以“多极世界理论”为例》,《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6期,第60-91页。

【5】孔元:《欧亚主义回归与全球革命_亚历山大·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文化纵横》,2015年10月,第88-95页。

【6】徐衍:《杜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渊源》,《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2期,第3-32页。

【7】亚历山大·杜金:《欧亚地缘政治语境中的一带一路》,2018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的讲座,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4395.html。

        Alexander Dugin,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rktos Media Ltd, 2012.

     Alexander Dugin, Ethnosociology, The Foundations, London: Arktos Media Ltd, 2019.

     Alexander Dugin, Eurasian Mission –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London: Arktos Media Ltd, 2014.

《项飙专访:俄乌战争与日常意义》,公众号《单读》。

皛白:《杜金与俄国的欧亚主义思想》,https://zhuanlan.zhihu.com/p/37827981。

 

【原文早已过万字,还是分成两次发吧。写作本文有一种两难处境:杜金是一位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渊源庞杂,理论建构宏大。虽说其极端思想非常适合“融梗”,但若用带“网感”的话去描述他,实在显得浅陋。可要是完全依照学院内的话语体系去写,又会带出一大堆书名号和陌生的外国人名,而让公众读起来太吃力——那样的话大家何不去知网下论文呢?所以我走了一个折中路线,算是一个实验,请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