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沈睿红萍 新锐评 2022-05-04 15:53

“五四”，就对旧思想、文化的涤荡，新思想、文化的兴起；就对女性觉醒和女性解放而言，是伟大的“五四”；“五四”，是男女平权的分水岭，在这之前，男女平等实质上还没有提上日程；“五四”，是中国有史以来，妇女第一次的上街游行和集体干政，这之后，女性开始了主动争取自己权利的时代——我是我自己，我不是别人的附庸。

没有“五四”，就没有大学开女禁，就没有中学的男女同校，就没有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就没有男女交际的自由和男女恋爱的自由，就没有女子参与社会事务，没有女子就业的扩大，没有女子参政的实际效力。

“五四”，是妇女解放的钥匙、契机、突破口、转折点，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近二十年，妇女解放的思想终于借着“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虽然妇女解放只是“五四运动”连带的一个涟漪，但妇女解放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题中之议，是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与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议题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独立精神借着“五四运动”的浪潮如破堤的洪水滚滚而下，冲出了一片妇女解放的天空。辛亥革命之后又一波妇女解放运动，借着“五四运动”的浪潮流向了全国各个地区各个角落。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才算得上中国第一次波及全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它所取得的硕果证明了这场妇女解放运动的势不可挡。中国，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大批的新女性，第一次在中国诞生。

自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创立并强调三从四德，到汉儒董仲舒提出的三纲说，再到宋儒加强的女子单方面的守贞，至明清封建社会后期对妇女压迫的越演越烈，两千年来妇女生活在沉沉的黑夜中。她们在家庭中属于附属、次要地位，完全被摒弃于社会。她们不仅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的脚还被紧紧地缠裹难以行动，统治者与社会要求于她们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在这暗无天日的两千年间，在扶着厚厚的铜墙铁壁行走了一千年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开始倡导解放妇女，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六七十年间，不管有多少有识之士撰文批驳对妇女的压迫与不公，妇女仍然生活在沉沉的黑夜中走不出来。

经过戊戌变法期间由有识之士倡导的废缠足、兴女学，到辛亥革命时期少数精英妇女自发起而要求男女平权，都被统治者与旧势力压制下去。直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对妇女的规范仍是传统儒家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妇女观念。

但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转型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思索要从思想文化彻底改变中国的现状。于是《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创办，短短的四五年时间，民智大开，新的思想在全国蔓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陶孟和、周作人、鲁迅、吴虞、陈望道、顾颉刚等等知识分子开始向传统的家庭制度和压迫妇女的思想开炮，从各个方面清算对妇女的压迫思想，提出要给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并提出女子要具有独立的人格。

“五四运动”前夕，尽管知识界对解放妇女的议题讨论的轰轰烈烈，但顾颉刚写了一篇主张女子应当有独立人格的文章，还是招来来自总统徐世昌和教育部长傅增湘的压力，要求辞退两名教师和开除两名学生。可见，提起妇女解放，在当时的统治者和守旧派人眼中还是不成体统的事情。因此当时的中国急需要一场运动将妇女解放的思想扩大与传播出去。

这时中国还没有自办的女子大学，大学还禁止女生入学，中学还没有男女同校，政府开办的女子中学仅有9所，622人。女子教育的主张还是培养良妻贤母。女子最高的学府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当时女高师的学生们被家庭与学校严格管教，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她们周末放假回家时，家长与学校必须一手交封牌一手交人。平时她们被关在学校的高墙内不准外出，也不准外头的人进入看望，管理和思想的禁锢十分严苛。

“五四”之前，女生读书不易，所以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五四”那一天，女高师的学生没有上街，一是因为没有人联络她们，同时也如吕云章（曾参加五四游行）所言：她们求学的机会难得，不到万不得已不愿失去求学的机会；当时社会心理认为女孩子不应抛头露面，如果到街头和男孩子混在一起，无论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

20世纪以来，女性在民族危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从不落后于人，“五四”游行的当天她们没有得到消息，但当得到消息后，据许德珩回忆，“五四”当天晚上激动的女生们冲出校门来到步军统领衙门吵着要与男学生一同坐。

第三天，她们合计着要罢课。第四天，以女高师为首的北京各女校成立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十几所女校的代表在杨玉涛家开会，推举陶玄为会长，通过并发出向全国女界的通告书，呼吁全国女界要振奋精神起而响应，此后女生们积极踊跃投入反帝爱国运动。

6月2、3日，为了回击总统徐世昌定性“五四运动”的学生为不逞之徒，学生联合会决定从2号开始每天派学生到街上演讲，结果2、3号两天被逮捕的学生竟多达千人，这时各界深虑学生爱国运动难以为继，不料6月4日，北京15所中等女校的学生们组织起来，决定到总统府请愿。

女高师的女生们虽然受到校长的阻拦，但愤怒的女生们将紧锁的大门端起来，浩浩荡荡地冲出校门，来到总统衙门。当天各女校4千多人身着校服，沿途高喊口号，下午1时来到总统衙门。4名女生代表向总统府提出四项要求：1：大学不准作为监狱；2：不可拿对待土匪的方法来待高尚的学生；3：以后不得再叫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讲；4：对于学生只能告诫，不能虐待。游行之后她们井然有序地返回各自的学校。女高师的程俊英后来在自传中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女子第一次的干政游行”。

当时的上海也沸腾了，五月底六月初，上海成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海洋，不仅学生罢课、游行，工商业界也开始支持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罢工。上海是妇女运动最有基础的地方，早有徐宗汉、朱剑霞、李果、程孝福、舒惠贞、张维贞以及天津来的刘清杨等迅速成立了上海女界联合会。上海成了爱国的海洋，从来不落后于人的上海女界将上海23所女校的学生组成起来，组织演讲、成立团体、焚烧日货、慰劳各界、上街游行，声援北京。

“五四”时候的天津，由于地理的原因，是声援北京最早的城市。郭隆真、刘清杨、邓颖超、张若名等女界领袖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6月5日，她们到省公署请愿，要求释放北京的被捕学生。“五四运动”后期，1919年的后半年，她们多次与周恩来、马俊等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男生到北京为被日本人和军阀杀害的爱国人士请愿、抗争，多次被被捕，她们的坚毅精神令人感佩，她们是“五四”爱国运动中坚持最久、最有韧性的一群女性，后来她们成长为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

“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的女性，“五四运动”将她们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她们不负历史使命，从此组成起来，开始了新一波的妇女运动。

“五四”唤醒了女性的觉悟，“五四”是女性扬眉吐气的日子，从此以后，她们不再逆来顺受。“五四”之后，女高师的冯沅君、程俊英、罗静轩、高晓岚等竟把校长赶跑了，从此她们敢于和校领导论理了。“五四”之后，男女同校了，到1922年有28所大专院校招收女生了，她们被教育成独立的公民而不是家庭的附属。“五四”之后，妇女被允许在男校教书了，陈衡哲被聘为北大教授。“五四”之后，男女社交公开，恋爱自由，贞操观念在改变，节育观念被介绍进来，就业开始增加，一个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社会徐徐展开，新女性出现，女性的时代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