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网络上跑出来一个字「润」，与英文run 同义，是「跑」的意思，曾经代表中国「跑」在世界前列；代表中国护照可以畅通无阻「跑」遍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代表中国官员处处「跑」在人民前面，最近则代表疫情政策跑在全世界最前列，闭城锁区；民众逃离「跑」出市、省，甚至「跑」出国还来不来得及……。
「跑」若代表「移民」、「逃离沉船」，那还新鲜吗？大概「静好派」过去活在「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话语里，压根儿不知道他们的叔伯爷爷辈儿是「逃共产党」有名的。
三十年前我就「跑」过，「跑」之前拍了一部电视片，片子的开头，就讲了四个字「苹鹌桃梨」……
还留下一篇『 关于《河殇》的札记』，其中写道……】
九月九日那晚，我和王鲁湘去谢选骏家聊天，聊至深夜时，鲁湘忽然叫道：“哎呀！今天不是毛泽东的忌日吗？” 三人顿时默然。
我瞥了一眼电视机，心想：今晚的《历史上的今天》会说些什么？可惜没看。继而又在心里问自己：怎么一点都没记起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当年那么强烈的刺激连同那个创痛巨深的岁月怎么仅仅过了一轮就淡忘了呢？
十二年，正好一轮。中国人又遭遇上龙年。十二年前，陨石坠落，北方塌陷，天崩地裂，苍龙死去，中国人仿佛恰恰在这大灾大难中熬满劫数，获得了解脱。难道下一个劫数这么快又来了吗？
龙年，历来被中国人视为凶年。这种观念是出自《阴阳》、《五行》的天人感应之说呢，还是归之于我们祖先几千年的历史总结？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妻子属龙，每逢她的本命年，她都要寻一根红绳子系在腰上以避灾， 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至少十二年前的那个龙年的多灾多难，仿佛也是一个近乎宿命的“历史经验”。
于是，龙年可畏。
公元一九八八年，在中国确乎是一上来就呈现出某种不祥的、躁动的、神州惶然的景象。经历了一连串全国震惊的事件后，便有民谣传出：“飞机打滚，火车亲嘴，轮船沉底，物价没准”。上一年森林大火的灼痛还残留在人们心中，重庆空难，江南瘟疫，物价飞涨等又一齐袭来，很快就把中国人意识深处的恐俱感诱发出来了，大伙儿都不约而同想起了十二年前……
据民间传说，今年春节刚过不久的深夜，在关外某省城郊区的公路上，一个司机正匆匆驱车往家赶。忽然，车灯下照出公路上横卧一条青蛇，他猛地刹车绕开。跑了一阵，又见横卧一蛇，再绕开。此时公路上闪出两个女子， 拦住此车，自称她俩便是两蛇，为谢司机不轧之恩，特泄露天机于他：龙年有凶，回家速放一挂鞭炮，即可饷灾。不久，这座城市在某天夜间全城不约而同鞭炮齐鸣，翌日，众人相见纷纷作揖道贺：“过年好”。此举随即传入关内，迅速风靡各地，蔓延许多城市。
农历五月初一（六月十四日）夜里，太原市也忽然鞭炮震耳欲聋，不少人惘然不知何故，待打听方知龙年要过两个，才能消灾避难，而且商店里的四种罐头——苹果、鹌鹑蛋、桃、梨，被一抢而空，皆称吃了可以“平安逃离”（苹鹌桃梨）……
我至今记得很清，一九七六年之初，在周恩来逝世的那个不祥的春天里，中国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阴霾，天气仿佛一直也是阴沉沉的，全国到处流传着可怕的谶讳凶言，及至夏天，唐山果然陆沉，旋即毛泽东驾崩。古老的天人感应竟是那样灵验，而民间似乎是预卜先知的恐慌反应，究竟是一种有规律可寻的社会——心理现象，还是真有某种神灵的预言呢？无论怎样，“世纪末”心态在龙年两度出现，让我相信龙年的不祥或许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河殇》，便是在这不祥的氛围中制作出来的。
一九八七年的最后一天，我开始着手写第一集《寻梦》。当龙年悄悄来临的时候，我仿佛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走在北京街头，忽然看见满街的龙——十字路口的巨型广告牌上画出一个被打扮成可爱的娃娃相模样的龙，伸着 两只铮铮的触角手舞足蹈地在欢迎谁；霓虹灯上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龙；特别是北京车站对面新落成的国际饭店门口的柱子上赫然盘着两条金碧辉煌的老龙给人印象极深……原来，人们把一九八八年定为国际旅游年，中国人用来招徕外宾的象征恰是龙这个中国最标准的“国粹”。
王鲁湘戏谑道：“这个古老的图腾居然也有现代实用价值。”我却在想：这不是再明显不过的一种寻梦吗？
当我从《黄河》摄制组航拍的画面上看到云雾缭绕下的黄河时，我只想到了血管。因而，我和夏骏最初构想《河殇》这部片子的时候取的片名标题目就叫《大血脉》。我们想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谈谈黄河文明的兴衰，就像探险队上溯黄河源头一样，去探寻华夏文明的源头。现在我才明白，横卧在那文明的源头的原来是条龙！有趣的 是，这个伟大的象征物不是在原始图腾或青铜器上，而是在大都市的街头上让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
其实，黄河即龙。这个观念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怀疑的，就像人们绝不怀疑自己是龙的传人一样。然而，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崇拜这么一个形象凶暴的怪物呢？
龙年，多事之秋。天灾人祸，气功风靡，谣诼蜂起，抢购狂潮，汉城失利，改革受挫。 《河殇》在这种氛围下播出，能吉利吗？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草于北京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