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伊森·葛特曼博士在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上关于“中国境内器官摘除”的书面评述(中文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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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特区-2022年5月13日)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星期四(5月12日)就中国强制摘取人体器官的做法举办线上听证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亲历者的证词。

曾对中共强摘器官进行调查并著有《屠杀》一书的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说,他通过对新疆集中营幸存者和证人的走访调查后认为,28岁左右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会被要求接受全面的血液检测,为了与器官移植的接受者配对,因为28岁被中国医学机构认为是器官成熟的理想年龄。

他说,据一些证人说,一些人在血液检测后会被带上有颜色的手环,然后大约一周之后会在半夜被带走,就不知所踪了。

他在听证会上说:“来自大约20个集中营的证人证词惊人的一致:营地中每年消失的比例中的2.5%到5%是28岁这个年龄群。”他说,如果被关押的人数是100万,那么被摘取器官的人数预计为2.5到5万。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安排翻译了伊森·葛特曼博士在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上关于“中国境内器官摘除”的书面评述,中文稿全文如下:

伊森·葛特曼博士在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上关于“中国境内器官摘除”的书面评述

谢谢。我还要感谢古丽恰克热·霍迦, 赛尔克坚·比拉什, Rahima Mahmut以及其他未提及名字的相关人员和研究者帮助我的调查得以推进。

我会从每年维吾尔族人器官摘取的预估数字开始,然后着重介绍一个我称之为“阿克苏小区”的个案,最后我会谈一下政策方面的几点想法。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曾在欧洲、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采访了20多个来自新疆集中营的难民。这些采访虽然很宽泛,但是我的重点是体检和失踪。有两种人可以提前离开集中营。第一种是18岁左右的年轻人,通常在午饭的时间会宣布他们“毕业”了,有时候大家会被要求鼓掌致贺,“毕业”对于这些在这里某个工厂被强迫劳动的人来说是一个委婉语。

第二种是平均年龄在28-29间的人,中国的医疗机构认为这个年龄的人的身体发育最适合做器官摘除。

在整个集中营进行的全面 “体检”包括综合验血后,某些个人被列为适合器官摘除。例如,一位叫Sayragul的汉语教师,他可以查看验血报告。他看到有些名字被加上了粉色标记。其他目击者回忆到有些人被要求穿上有颜色的马夹或戴上有颜色的手镯。不论哪种方式,体检后大约一周,这些用颜色标识的人会在半夜消失。

来自大约20个集中营的见证都惊人的相似:在28岁这个年龄的群体当中,每年有2.5%-5%的人会消失。

假如从2017年某个时间开始,有近100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回族的人在集中营的话,我估计每年25,000至50,000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被摘取器官。2016年的乔高-麦塔斯调查报告估计中国每年器官移植量达到6万-10万。理论上讲,新疆集中营里的28岁人群可被摘除2-3个器官,被移植的器官数目最少5万最多15万。很清楚这些数字可以浮动,其取决于器官移植业的需求。

具体操作是什么样子呢?如下图:

容纳16,000人的“再教育中心”,

进行器官移植的“阿克苏传染病”医院,

容纳33,000人的集中营,

大型火化场。

所有这些建筑和机构都位于彼此不远于1000米的范围内。

一位曾出入于阿克苏监狱系统的维吾尔族男士向我解释阿克苏传染病医院原本用于收治SARS病人。2013年时这个医院变成了给极端穆斯林异议分子提供治疗的医疗中心—“再教育”医院。其相关的火化场有一个显眼的标志,而且“他们的空气闻起来像烧过的骨头”。

另一名来自阿克苏的维吾尔族男士每天开车路过火化场,他补充说那味道引起当地工人的抱怨。

从阿克苏传染病医院到阿克苏机场,开车只要20分钟,这是“人体器官输送渠道”一条仅用于输出的快速道,向东运送人体器官。我已经找到一个位于上海附近的有可能使用器官的终端使用者:“浙江省第一医院”;作为阿克苏传染病医院的“老大哥”,“浙江省第一医院”2017年的肝移植增长了90%。肾移植增长了200%。

2020年3月1日,“浙江省第一医院”进行了世界首例新冠病毒患者的双肺移植。这对于外国器官游客来说无疑是夜空里的烟火;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中国的器官移植业也照旧。

我用下面这个想法来结束今天的报告。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知道如果一个苏联公民反对其政府,那 他们会被送去精神病院。我还知道我的父母—他们都是精神病科医生—都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从1971年至今世界精神病学会一直谴责苏联对其异议分子的体制性的折磨。参观走访苏联精神病医院的旅行团常常在波将金村庄被解散;西方国家的会议也不欢迎苏联的精神病科医生。他们无法在西方杂志上发表论文,双方不进行精神药物的合作,也没有学术方面的交换。

西方国家一直认为苏联的精神病学体系体现了对药物的扭曲使用,非常危险,无法改善。我们无法消除苏联病毒,但我们可以对其进行隔离。

事实上,我们对中国的器官移植医院所了解的远远超过对苏联的精神病医院。目前的问题是西方医疗界如何回应。北京很了解西方国家的医生。你们说你们是来提供帮助的,可你们很软弱;你们只渴求我们能提供的条件;你们担心我们的愤怒,担心引起冒犯,担心被视为不可容忍。总而言之,你们担心错过中国市场的经济机会,为了避免落于人后,你们会把一切事情合理化。

所以,“中国器官改革”已出台,一同出台的还有其它文字上的游戏,如虚假捐款数目和人寿保险。中国器官摘除通过提高效率并集中在谨慎划定的某个地理区域的某些人群上而做出调整。这是北京制造的灾难,但也是一小群西方医生持续促成的,这些医生以为他们可以驾驭着中国这条龙凯旋回国,如同什么都没发生。

我不知道政策机制能否扭转这种现状。但先例很清楚,我们需要切断西方与中国内地器官移植业的关系。我们的医疗杂志、大学和会议均不应接受中国器官移植医生,并冻结中国内地的手术设备销售,药物研发和各种检测等。

这就是我的报告。

再次感谢给我这个机会。

伊森·葛特曼

2022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