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走向“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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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荣剑   燕山菓园 燕山菓园 2022-05-12 

 “意德沃罗基”的出场

以革命文学为起源的文化领导权,是由一系列新的概念或词汇所组成,这是创造社从日本归来之后之所以能够迅速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巨澜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从马克思的著作、苏俄”拉普”文学和日本”纳普”文学中学到了一些新的专业名词。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领导权之争就是新概念新词汇之争。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普遍运用的那些概念,如科学、民主、人生观、进化论、个性解放等等,在创造社刚刚掌握到的新式概念武器的进攻下,几乎被打得丢盔卸甲。革命文学依靠”无产阶级”(普罗列塔利亚)、”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知识分子”(印贴利更追亚)、”扬弃”(奥伏赫变)和”意识形态”(意德沃罗基)这些不时以音译出现的新概念新词汇而站在了思想与道德的制高点,由它们代表着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的横空出世。尤其是”意德沃罗基”(Ideology)更是成为阶级分析和政治分析不可缺少的基本概念,1成为当时文化语境中的一个巨大能指,它标志着一个意识形态时代的到来,所有的思想、理论与话语之争最终都指向了意识形态之争。

“意德沃罗基”作为革命文学的锐利武器,应该首先是在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亮相的,至少是在这篇文章中这个概念被赋予了识别各种文学的阶级性的试金石作用,他强调不仅要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的批判,还要进行”意识过程”的批判,革命文学的使命是要”奥伏赫变”(扬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文学的”意识形态革命”不能免。2成仿吾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称:”文学的变革过程应由意识形态与表现方法两方面联合说明”,文艺等于”意识形态的批判”。3创造社另一位代表人物李初梨在其《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更为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阐释了意识形态变革的重要性,认为”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五四时期的”塞德二先生”作为”资产阶级意识的代表”,只是”与封建的意德沃罗基相对立”。李初梨把意识形态视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用这个标准来看鲁迅的作品,首先就是要看他的内容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意识,”是封建的?是布尔乔亚的?还是普罗列塔利亚?即或是同属于布尔乔亚底意德沃罗基?”4他由此认为,中国”文学革命”在经历了”有产者”和”小有产者”两个阶段之后已经没落了,新兴的”革命文学”具有历史运动的必然性,创造社是革命文学的真正代表,他把1926年郭沫若发表的《革命与文学》一文视为是”自然生长的革命意识的表现”,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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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面对诸如”意德沃罗基”这些以前从未见过的新概念新词汇所构成的理论风暴时,最初的反应是不屑一顾,他以其固有的语言风格调侃新词汇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涵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下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6在鲁迅的著作中,可能只有唯一地一次提到了”意识形态”概念,那就是在《路》这篇短文中,他幽默地以一个黄包车夫说并未派遣”无产阶级文学使者”而揶揄其”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7鲁迅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学的实质就是”斗争文学”,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8在创造社掀起的新一轮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他是作为一个”有闲阶级”被排除在无产阶级文学的阵营之外。遭此同样命运的还有茅盾和郁达夫,这两位当时在文学创作上享有和鲁迅差不多声誉的作家也在新的意识形态标准下被大打折扣。茅盾在1928年7月撰写长文《从牯岭到东京》,名义上是谈自己创作《幻灭》、《动摇》和《追求》三部曲的体会,实际上是表达对创造社的无产阶级文学主张的不满。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如别人所批评的那样表现出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动摇,但他确定了”革命观念革命政策之动摇,——由左倾以至发生幼稚病,由救济左稚病以至右倾思想的渐抬头,终于为大反动。” 9茅盾后来又撰写长文《读<倪焕之>》,进一步对创造社的意识形态标准提出了质疑:”我简直不赞成那时他们热心的无产文艺——即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意识,也不能让无产阶级看得懂,只是’卖膏药式’的十八句江湖口诀那样的标语口号式或广告式的无产文艺。”10而在郁达夫看来,那些不是工人却可以利用工人组织工会,那些不是无产阶级者却可以”教有一个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他是”绝对否认的”。11

随革命文学兴起、由创造社发起的意识形态之争,首先是在左翼运动内部制造了重大分歧,年轻的革命文学新锐们运用新的概念和词汇只是形成了一时的理论优势,这种优势并未转化为文学创作能够超越鲁迅、茅盾、郁达夫已经达到的那个高度。但鲁迅等人因为生疏于革命文学新词而无法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只能对来自于创造社的攻击作消极抵抗。一位署名”克兴”的作者就认为:”从’语丝’底作者鲁迅,郁达夫,甘人等发表些对于革命文艺底谩骂以来,反革命文艺的人们不但始终没有过一回正式的理论斗争,并且近来消沉下去了许多。”12理论斗争之所以无法进行,很大程度在于鲁迅自认为是”唯物史观的门外汉”,13他临时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片上伸等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著作,只能一时弥补自己的思想短板而无法真正构成一个自洽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意德沃罗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主要语言,被垄断在创造社的手里,成为他们所向披靡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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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

然而,随着左翼运动的深入,人们很快发现,真正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并不是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这些人,而是来自于中共高层的文化领导人,他们才是左翼意识形态政策的制定者和裁判者。潘汉年写于1930年2月的文章《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明确提出了中共对于普罗文学的意识形态要求,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理论,并对普罗文学进行自我批判,他认为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权利应该是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14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选集》写的长篇序言,通篇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原则,他对鲁迅杂感的高度评价——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韧”的战斗,是反自由主义,是反虚伪的精神——完全是基于鲁迅完成了从进化论向阶级论的转变,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向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友人的转变,15这等于是向鲁迅发放了一份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通行证,而且授予了鲁迅作为无产阶级文学领袖的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16

正是在中共的主导下,中国左翼运动既完成了组织整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其他一系列左翼组织,同时也完成了意识形态整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左翼意识形态建构的指导地位。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被凸显出来,国共共享的意识形态——国民革命、列宁先锋党理论、武装夺取政权、党军党国论,已在国共两党的决裂中不复存在,国民党利用其建立国民政府并统一全国政权的政治优势,强行推广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以训政和宪政为导向确立”军政”的政治合法性。中共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和压力下,认识到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斗争的至关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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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学者巴拉达特的看法,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尽管是起源于19世纪初法国学者特拉西关于”理念的科学”的阐释,将”意识形态”视为是对理念形成过程的研究,但把这个概念归之于特定的人群用来自我辩护的一种虚构意识,则是马克思的理论贡献。17卡尔·曼海姆在其经典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与马克思主义者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者对该问题的最初陈述作出了重大贡献”。18事实上,曼海姆就是按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有意识的谎言”、”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和”自我欺骗”的性质,当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它才具有了”这一时代或这一集团的整体思维结构的特征和组成”。19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主要表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也被归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领域;还在于: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被宣布为宗教意识或神学意识。”20这些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意识的实质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旨在揭露”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的虚幻性以及它的”圣化”性质。曼海姆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特殊补充是,他在把意识形态视为指导维持现存秩序的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的同时,把”乌托邦”视为是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这实际上意味着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并不是由统治阶级所垄断:”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思想和观点在应用上如此广泛,它又是如此重要的一种武器,以致它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党派永久垄断。”21因此,围绕着意识形态所展开的斗争,必然成为党派斗争的思想和理论前提。

用马克思和曼海姆所阐述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左翼运动内部以及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它们显然都反映出意识形态作为虚幻的、阶级的和乌托邦的思想特质。意识形态不是客观的知识体系,而是具有明确价值导向的理论系统,它既承担着维持现行秩序的规训、教化、宣传和动员功能,也具有改变现行秩序的批判、解构、改造和颠覆功能。因此,意识形态之争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方向,而意识形态建构则决定着意识形态之争的性质,即由哪种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特别强调”观念”是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成要素:”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组基本观念之上的思想系统,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建构了20世纪国、共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在1920年代以后指导着中国人的大规模社会实践。”22这个看法的确抓住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意识形态之争的实质是观念之争,观念之争在社会可欲和可理解的范围内又表现为一种词汇之争,即金观涛、刘青峰所说的”观念作为用关键词表达的可社会化的思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创造社从日本归来之后以其刚刚掌握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就能在文学领域扫荡一切的原因了。这个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它们的意识形态斗争并非如军事斗争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决出胜负,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通过新的概念和词汇来征服从郭沫若、成仿吾到鲁迅、茅盾这些文化领袖,更重要的还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理论与方法为中共争取文化领导权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三民主义成为左翼运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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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凯歌行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是20世纪中国思想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五四运动之后,原来共同置身于自由主义思想背景下的知识精英面临着不同的思想转向,期间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与主义等重大争论,表明自晚清民初以来中国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共识已经破裂,原来被看作具有普世性意义的西方自由民主的”公理”或”公例”遭到根本质疑,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形成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分野,并在这三个不同思想路向的指引下形成了关于社会变革的不同方案,即社会改良的、革命的或保守的政治主张。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思想界陷于严重分裂的情况下进入中国的,或者说,它在中国的”出场”彻底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思想结构,它是在一种比自由主义话语更具学术有效性的意义上迅速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话语。

李大钊作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前所未有地为思想界提供了一整套用来分析社会构成、解释社会变化和揭示社会发展的新的观念与方法,即唯物史观。用德里克的话说:”191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使得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性的重新解释成为可能”。”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23这集中地表现在,唯物史观把经济视为是社会构成的首要因素,把阶级和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此来取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或道德决定论。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明确认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为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要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24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亦只解作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这种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25正是在不同历史观比较的基础上,其实也是在中国的问题情境中,李大钊完成了从立宪自由主义立场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这个转变在金观涛、刘青峰看来,是因为 “他们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寄望的幻灭、中国学习西方共和政治的失败,以及对学生运动改造中国的期望”有着极大的关联。26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之后所取得的”惊人成功”(史华兹语),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的时代要求,它在中国的普及状况应验了马克思的那个著名论断:”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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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以一系列新的原理、观点或概念来掌握群众的,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政党、群众和个人、革命和运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等,这些从根本上区别于自由主义思想观点的概念谱系,为中国知识精英铸造了一个新的思想武器,它显然比自由主义的胡适版本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李泽厚就认为:”从一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象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就写出了有关中国现实局势和奋斗前景的好些颇有理论水平的文章,今日看来,也远远超过了当时其他党派和其他的思想理论学说(例如胡适的政论文章),他们对中国革命状况和政治斗争的分析论证,具有比其他理论学说更有说服力的深刻性。这倒正是他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论证的结果”。28夏志清则承认了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自由主义处于劣势的原因:”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由于缺乏政治背景的关系,当然处于劣势了。而且,对当时大部分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说来,这个阵营所代表的革新思想和实用主义,用在解决中国问题上,实在太过于拘谨了。这些学生和知识分子,深感国耻之痛,所要求的,自然是急进的转变,务使中国在短期间成为一个现代强国。”29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新青年》时期还只是星星之火,那么仅仅过了十年,在19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燎原大火。革命文学所推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建构,只是在左翼文学领域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其实在其他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同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28年至1933年期间,围绕着大革命失败而触发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大论战,是一次范围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的意识形态之争,马克思主义通过这次大论战实现了在哲学、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全面凯歌行进。最显著的例证是,参与论战的各方,不管是来自于共产党背景的”新思潮派”,还是来自于国民党阵营的”新生命派”,或者是来自于托派的”动力派”,他们都公开标榜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的理论和方法,都承认唯物史观的学术有效性,都是在唯物史观的问题框架内阐述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不同看法。”新生命派”的代表人物陶希圣甚至呼吁,多写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30他在阐述如何观察中国社会时,特别强调要坚持三个基本观点,即历史的观点、社会的观点和唯物的观点。31代表托派政治主张的”动力派”,也是凭借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而参与到社会史的论战中,其代表人物任曙和严灵峰在他们的主要论战文章中大量地运用了经济分析的方法,试图象马克思和列宁那样,通过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成分的分析来确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及其趋势,由此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和欧洲相同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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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物史观作为主流学术话语的氛围中,郭沫若从文学转向史学研究,他于1930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被公认为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按德里克的说法,陶希圣和郭沫若的史学论著为1930年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提供了出发点,他甚至认为当时的绝大数史学撰作都不过是这两位史学家著作的注脚。32这样评价并不过分。郭沫若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在当时业已普遍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首次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国历史描绘出一个殷周奴隶制时代的基本轮廓,他在论战各方纠缠于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主义的还是商业资本主义时,另辟蹊径,试图通过确证中国奴隶制时代而为中国历史寻找到与欧洲古希腊罗马时代相同的制度形态。这一论证线索暗含着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同一性,意味着在解决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历史合法性”之后,封建主义的起源及其终结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此,郭沫若在他的著作中,开篇以”社会发展之一般”作为其理论展开的前提,他深信恩格斯和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尽管根本没有涉及到中国历史,但由此形成的结论在中国同样有效,他立志为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下中国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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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意识形态之争的赢者?

如何判定中国社会性质,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可以用陶希圣当时的话来概括:”第一,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二,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是否使中国社会变质,变质又达到什么程度?”33围绕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而展开的不同思想派别的论争,其实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意识形态之争,是为不同的政治党派规划新的政治变革方案提供理论依据。王礼锡在1932年编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时指出了这一点:”要研究现在中国经济的性质,其结果自然得涉及中国革命的性质,这个问题所以严重与普遍在此,所以能诱发思想界斗争的兴趣与活气亦在此,因为不仅是书呆子书斋中的事业。”34如果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那么中国革命的性质只能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那么中国革命的性质必然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郭沫若提出”殷周奴隶说”和”战国封建说”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是旨在为中共”六大”提出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结论提供证明,进而证明中国革命的”两阶段”论,即中共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再继续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托派背景的”动力派”,在指斥郭沫若和陶希圣的”半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时,则是以一种更武断更激进的方式来判定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认为中国和欧洲一样,已经完成了封建主义的进化史而进入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以,中国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陶希圣则坚持国民党”国民革命”立场,反对中共的”阶级革命”论,强调国民党的民众基础是”农工商及革命的知识分子”。35至于在论战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广泛讨论,政治的指向性也是非常明确的,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普遍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公式,被他们共同遵循为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不可动摇的准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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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哲学、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文本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力,它看上去并不像是一种由中共垄断的意识形态话语,论战各派竞相比试着谁的马克思主义成分更多更纯粹更准确。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成了时代的学术合法性的主要标准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如当时参与论战的胡秋原所说:”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为一般知识界之主潮。”37其意义已不仅是周策纵所说的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出现”左转的趋向”,也不仅是张灏所说的从左走向了”激化和革命崇拜”,而是走向了革命的心理学和革命的意识形态,这是最根本的思想建构,是革命不可动摇的心理基础。虽然争论各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语言来攻击对手时,普遍存在着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问题,甚至存在着德里克所指出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于历史普遍性模式的专注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誉”。38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在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争中的失败,而毋宁是它在激烈的错综复杂的思想与文化斗争中深入人心的证明。在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化和公式化陈述的普遍趋势中,郭沫若所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和中共关于中国社会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基本认识是相一致的,表明在社会革命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展开和社会政治变革的依赖关系,关于中国封建主义的普世化叙事最终是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学术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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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1930年代的中国思想领域的全面凯歌行进,标志着中共在与国民党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中已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这是中共不依靠暴力和强制的方式而取得的思想上的胜利,至少对于争取左翼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力而言,中共在思想和道义上为自己赢得了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的地位。按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所阐述的主要观点:”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39中共显然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十年里基本完成了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名义,不仅奠定了党的思想与理论基础,而且实现了对左翼运动的思想整合。毛在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被认为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基本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进行了系统阐述,”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刘少奇语)。40由此可见,中共经由党内和党外的理论斗争最终达成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事业和左翼事业的共同指导思想,由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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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注释:

1 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认为中文译名”意识”是从日语借用的,对应于英语”consciousness”,而”意识形态”也同样来源于日语,对应于英语”Ideology”,后被中国学者普遍采用,李大钊是其中的第一位。参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2-313页。民国时期对”Ideology”也有翻译为”意底牢结”,牟宗三先生一直赞成这个译法,指人”画地为牢的根深蒂固之观念”,也即是意识具有自我建构的功能,从而形成层层的囚牢,即所谓”意底牢结”。牟式对”意底牢结”的理解其实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在意义上基本一致。参阅垄开喻:《牟宗三先生论”意底牢结”》,《鹅湖月刊》2020(536)。把”Ideology”翻译为”意德沃罗基”应该是成仿吾、李初梨等创造社文人首创,显示出他们一贯的标新立异的风格。

2 参阅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243、239页。

3 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思考》,《”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178页。

4 李初梨:《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521页。

5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58页,159页,162页。

6 鲁迅:《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88页。

7 鲁迅:《路》,同上书,第90页。

8 鲁迅:《文坛的掌故》,同上书,第123页。

9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686页。

10 茅盾:《读<倪焕之>》,同上书,第862页。

11 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599页。

12 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747页。

13 参阅鲁迅:《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27页。

14 参阅潘汉年:《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960页。

15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卷》,第408-410页。

16 同上书,第410页。

17 参阅 [美]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张慧芝、张璐璐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7-8页。

18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周纪荣、周琪校,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6页。

19 同上书,第5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5页。

21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76页。

22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3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4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25 同上书,第217页。

26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第418-41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1页。

28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54-155页。

29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2页。

30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态发达过程的新估定》,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五册),1982年,辽宁大学哲学系印制,第44页。

31 陶希圣:《如何观察中国社会》,同上书,第48页。

32 参阅[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150页。

33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页。

34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见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五册),第63页。

35 陶希圣:《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五册),第32页。

36 论战中涉及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内部提出后即面临着巨大争议,其中以马扎尔和瓦尔加为代表的部分苏联历史学家,试图通过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新阐释,建立起一种区别于欧洲历史模式的关于中国历史独特性的理论解释框架。在此框架内,中国被赋予了和欧洲国家不同的社会性质,它自西周氏族社会崩溃以来直至19世纪资本主义入侵之前,完全是在自己独特的历史轨道中运行。因此,欧洲的封建主义概念完全不能被用来解释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性质,中国的资本主义前途也必须根据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来加以重新考量。马扎尔等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基本看法,显然和斯大林已经形成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演进的理论背道而驰,他们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关于历史多元性和特殊性的思想倾向,在1931年列宁格勒会议上即被迅速终止,在传入中国之后,也没有形成一种足以抵抗马克思主义普世性历史叙事的特殊主义话语。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几个主要对立派别,都不约而同地反对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把中国放置在和欧洲有别的历史进化序列中,他们或者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直接等同于原始共产社会(郭沫若),或者把它视为是封建社会之前的、与古代奴隶社会并行的社会形态(李季、杜畏之),或者把它看作是奴隶社会的同义语(吕振羽),或者把它归类于”封建的特殊亚细亚形态”(陈伯达)。只有少数几个学者,如王亚南、胡秋原等人,试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专制主义概念来界定中国自西周之后的社会性质;即使如此,他们也依然没有彻底摆脱”封建”概念的普及化影响,他们没有把专制主义作为和封建主义的排他性概念来加以使用。当人们普遍地把封建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前阶时,用何种概念来置换封建概念以便更准确地描述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性质,进而建构起中国独特的区别于欧洲的史学叙事模式,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件难以突破的事情。

37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湾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127页。

38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185页。

39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9页。

40 参见彭明、程歗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4-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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