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统一之路(上)——方国珍和张士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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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骏轩 地缘看世界 2022-05-09 08:33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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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已经行将崩溃,如今这般遍地狼烟的局面颇似秦朝末年的景象。只不过那次的火虽是由陈胜这个素人点起来,并且由同样素人出身的刘邦收了场,但整个过程中,六国残余的影响力还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比如项羽家族,那原本就是楚国功勋卓越的军事贵族。
这次各方的带头大哥,却真真切切的是一帮没有任何祖荫的下层,无论谁得了天下,都将创造历史。
尽管元末这场天下大乱,被笼统概括为“红巾军起义”,但并不是所有举事者,都属于这个看起来有些迷信的体系。除了那些头裹红巾,喊着“弥勒佛下生”口号的举事者以外,能够在此乱世割据一方的还有:控制着淮东、苏南、浙北的张士诚;拿下浙东沿海的方国珍;主政福建的陈友定;坐镇广州的何珍,以及世袭梁王之爵,永镇云南的元朝贵族把匝剌瓦尔密。
这当中,把匝剌瓦尔密、陈友定、何真三人,从开始拥兵自保,到朱元璋在南京宣布建立新朝,所秉持的态度都是效忠大元,仅仅是因为天下已乱,不得不形成事实的割据状态。把匝刺瓦尔密与陈友定,甚至在最后一刻自杀为元朝殉节。只有何真见大势已去,在收到朱元璋的劝降书后归降。
三股为元朝尽忠到最后一刻的地方势力,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所控制地盘都是帝国南方的边缘,并不属于长江流域。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大战,代表南方的其实都是长江流域板块。无论云贵、两广还是福建,都属于被边缘化的旁观者。
从这个角度说,即便三人想参与天下的争夺,也是没有机会的。在天下未定的时候表示效忠元朝,以此震慑那些竞争者才是上策。至于说新朝重新统一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后,到底要不要选择效忠新朝,那更多就是看每个人对“气节”二字是怎么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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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方国珍的情况。方国珍是浙江台州人,世代以贩盐为生。浙江的地形是北边平原、南边山地。浙北以杭州为中心的平原区,有运河与长江及大运河相连,在地域上属于江南的一部分,被视为鱼米之乡;浙南以台州、温州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山地,则属于海洋文化区,百姓的生计更多依赖海路。

位于杭州湾东南端的宁波,则是两个地理单元的交汇点。
方国珍是台州人,要是光从自己家乡的潜力来看,至多也就是割据一方,并不会比刚才那三个人更出名。不过虽然地盘不大,又山多地少的,但方国珍在元末乱局中却还是属于一股能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方国珍的地盘紧邻江南,向北扩张的话,就有机会拿下这个天下粮仓;二是元朝的粮食依靠海运,方国珍本来就是通过海路贩私盐,所以举事之后,在海上聚众数千,专门打劫驶往大都的粮船。这就迫使元朝政府,不得不重视方国珍的存在了。
在多次征讨未果后,元朝索性就招安了方国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江浙元帅府任职的刘伯温,是坚决反对招安方国珍的。在他看来方国珍是浙东民乱的首恶,必须诛杀才能震慑其他人。也正因为方国珍被招安,刘伯温方一怒之下辞官归乡,最后选择了效忠朱元璋。
乱世之中,成大事者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齐。在很多人看来,人和主要是善于笼络人才。至于手段,你可以学曹操也可以学刘备,并没有一定之规。然而事实上,想获得顶级人才青睐,最重要的并不是手段而是“野心”。
所谓“格局决定结局”,如果一个乱世豪杰的野心不够大,即便一开始拿到一副好牌,最终也会错失良机。在这个问题上摔过跟头的人实在太多,最典型的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了。
项羽的志向只有两个:推翻暴秦,衣锦还乡。至于政治上的规划,只是让天下回到战国时代,自己去做那个让其他诸侯慑服的“西楚霸王”。当他站在咸阳宫室的废墟上,说出“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并把建议他定都关中的人给活煮了时,失败就已然注定。
方国珍的志向比项羽还要小上许多。
江南主要是由两块平原所组成,一块是介于长江与杭州湾之间,北部以太湖为中心的环太湖平原。今天隶属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隶属浙江的湖州、嘉兴,以及整个上海都坐落于这块平原之上;一块是杭州湾以南,以绍兴、宁波为主要城市的宁绍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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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则是两大平原的交汇点。原本杭州、绍兴、宁波这些城市并不属于长江流域。不过早在春秋时就已经开始修筑的运河,早早的将它们的命运与长江连接起来。杭州湾南北的平原地带,才有机的融合成为了“江南”的概念。
位置上看,即属于江南概念,又背山靠海的宁波,是江南与浙东沿海的连接点。方国珍在做大之后,除了拿下了台州、温州,还向北抢占了宁波,并将这个江南最东南角的城市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这就让他打开了通往江南的大门。
事实上,方国珍造反的时间比刘福通他们还要早上两年。如果他有大志的话,其实完全是可以做更多,尤其是抢占江南。然而方国珍的最高理想其实只是割据浙东。
明史记载,在方国珍做大之后,有一个钻研纵横之术的谋士,叫张子善的游说他,认为可以凭借水上优势溯长江而上,拿下整个江南。然后再以江南为基地,沿海岸线北上拿下从江苏、山东,到辽宁的整个沿海地区。无论这一战略有多少可行性,它显然都是一个志在天下的谋划。这条方国珍熟悉的海路,甚至可以帮助他直接将兵锋指向大都。
对于这个图谋天下的方案,方国珍的回答只有六个字:“吾始志不及此”。我一开始的志向就不是谋夺天下。如此格局,类似刘伯温这种已经决心“良禽择木而栖”的人才,又怎么可能选择这样的主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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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大志,占的地盘也不大,但方国珍却是朱元璋统一路上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股力量的存在,朱元璋能不能拿下天下还未可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方国珍牵制住了朱元璋最主要的对手张士诚。

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的核心城市是苏州与杭州。在元末乱世中,这两座城市都是张士诚的地盘。不光如此,连两淮盐厂也都在张士诚的地盘中。大元的钱粮之地都在张士诚手中,可以说朱元璋后来击败张士诚时,这天下就已经大概率姓朱了。
把都城定在苏州的张士诚也不是江南人。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张士诚是淮东盐城人。虽然靠海,但盐城以及整个江苏的海岸线,都因为滩涂的存在没什么海洋潜力。不过这些滩涂倒是给了淮东沿海产盐的潜力,以至于元朝的财政大半都得依靠淮东的盐税。
跟方国珍一样,张士诚也是盐贩出身。区别只在于,方国珍是通过海船往浙东沿海贩私盐;身在产地的张士诚则是替官家在江淮一带撑船运盐,顺带贩卖私盐。   
乱世中粮食显得更加珍贵,可以说谁要是控制了江南,就算不想据此图谋天下,那割据一方做个诸侯也比别人过得富足。朱元璋在淮西,张士诚在淮东,两股势力与江南都是一江之隔,受此诱惑,二人做大之后都不约而同的渡江南下。
率先成为一方霸主和渡江南下的都是张士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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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53年春,见天下已乱,张士诚带着两个弟弟率领盐厂的盐丁举事,五月攻下淮东重镇高邮,次年正月在高邮称王,立国号大周。同时还拿下了泰州、扬州等淮东重镇。张士诚举事时,朱元璋才投奔郭子兴没几天,刚凭着军功领了七百兵。
不过事实证明,枪打出头鸟,人还是不能太高调。
遍地狼烟的情况下,元廷除了调动各地方军队镇压各地的民变以外,最为关注的是运河沿线的情况。在海上粮道被方国珍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原本在南粮北调问题上退居二线的大运河,成为了元朝无法忽视的生命线。
位于江苏、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处的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元朝来说,徐州还是大运河在淮北的重要节点。刘福通在黄河工地上率先举事后,最先响应的就是徐州一带的赵均用、芝麻李、彭大等人。这三个打着红巾军旗号的首领,很快就夺取了徐州这座重要城市(公元1351年秋)。
公元1352年8月,脱脱亲率大军攻破徐州,俘杀芝麻李。赵均用、彭大率残部渡过淮河,进入郭子兴所占据的濠州城,与淮西红巾军抱团取暖。
如果说徐州是大运河在淮北的中心,那么张士诚所控制高邮,就是大运河在淮南的中心了。相比之下,郭子兴等人所占据的濠州城,由于不在运河线上反倒没那么重要。正因为如此,公元1354年九月,脱脱在招降张士诚未果后,广召天下兵马沿运河南下。十一月至高邮,将张士诚围困于城中,并分兵夺回被张士诚部所占据的淮东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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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元朝开国以来集结兵力最多的一次,号称百万。连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域、西藏、朝鲜都派兵前来增援,史书记载“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按照脱脱的计划,这次发兵并不只是为了灭张士诚,而是准备攻灭高邮之后,再一路向西扫平濠州等地的红巾军。

为了完成这次总攻,元顺帝下诏要求中央、地方各级官员,乃至亲王贵族全部听从脱脱的命令。然而人性就是这样,元顺帝一开始无疑是信任脱脱的,只是把全部身家系于一人之身的做法,难免会心里打鼓。那些嫉妒脱脱独大的朝臣,也会在后方说他坏话。
张士诚在高邮城的殊死抵抗,让脱脱的政敌得以用“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的理由弹劾他。
就这样,正在高邮城下督军攻城的脱脱,被担心他尾大不掉的元顺帝,一纸诏书换掉。此时的大元帝国本已处在风雨飘摇状态,靠着脱脱的个人威望,以及元顺帝的信任,方回光返照式的拼凑了这支大军。临阵换帅,使得跟随脱脱出征的各方力量彻底失去了信心。百万大军很快便做鸟兽散,更有不知道再依附谁的军队,直接加入了红巾军。
自此以后,大都城再没有力量组织正规军平叛。所能依靠的,都是那些效忠于元朝的官员自己组织的武装。
元朝的百万大军一散,张士诚的围算是解了。不光解了围,还凭此一役满血复活,声威大振。不过倒也没开心多久,第二年淮东就闹了饥荒。说起来并不意外,上百万军队在淮东打了几个月,农时不耽误才怪。就算是没有天灾,闹饥荒也是大概率。
老百姓起来造反多是因为饿的,江南作为渔米之乡,老百姓吃得比较饱,每逢乱世民变都比较少。当然,这份富庶也使之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淮东闹饥荒后,张士诚当即派弟弟张士德由南通渡江攻入长江南岸的常熟。第二年(公元1355年),张士诚拿下苏州,并将都城由高邮迁至苏州。
朱元璋的动作也不慢,就在张士诚拿下苏州的同时,原本在淮西发展的朱元璋也拿下了长江南岸的南京。尽管张士诚不属于红巾军体系,不过考虑到大家都高举着反元大旗,朱元璋认为双方应该是天然的盟友,为此还写了封信前去示好,希望能够结成盟友。
然而张士诚并不是朱元璋的同道中人,更准确说是对颠覆元朝天下并不感兴趣。值此乱世,能割据一方才是他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士诚并没有接受朱元璋的示好,双方以太湖为界,在江南地区反复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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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说,如果对垒的只是朱元璋的张士诚,张士诚是打不过朱元璋的。对于后者的实力,方国珍就看得比较清楚。公元1358年,一路向南攻入浙南的朱元璋拿下了金华,与方国珍的地盘接壤。在接到朱元璋送来的劝降信后,方国珍对手下人说道“江左号令严明,恐不能与抗”。

长江在南京之北,才开始由南北向转向东西向,这就让南京城处在了长江的东岸。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方国珍口的“江左”指的就是以南京为根基之地的朱元璋了。一心谋求割据的方国珍觉得自己打不过号令严明的朱元璋,而且觉得北面的张士诚,南面的陈友定,都对自己虎视眈眈,如果自己跟朱元璋拼个你死我活,将很有可能被这两股势力乘虚而入。
基于这种心理,方国珍在收到朱元璋的劝降信后,当即表示愿意归顺,把自己占据的宁波、台州、温州三地献上。只不过朱元璋也是知道,这种归顺只是表面。你要真的现在去拿他的地盘,那是必须得动刀兵的。抓住方国珍害怕与自己火并的心理,包括名义上愿意归顺的说法,去震慑张士诚才是真的。
方国珍忌惮张士诚,张士诚也同样担心方国珍会抄他的后路。这种事情,方国珍还真做过。方国珍在对元朝最大的威胁,是海上贩盐出身的他,一直在打劫元朝的海上粮船。刘伯温的判断是对的,方国珍并不是真心归顺朝廷。招了叛,叛了招的,反复折腾了三次,每次招安后朝廷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做官,他就马上反叛。
最后元朝政府也看出来了,方国珍就是想守着老家的一亩三分地。你只要不动他,就能够相安无事。索性就给了他个“漕运万户”的职位,让他来负责海上运粮,包括把运粮的官船都交给他。你不是想搞独立王国吗?那行,你只要能按时把江南的粮食给我运到大都来,我就随便你在浙东怎么折腾。
顺便说一句,招安方国珍的确起了不好的影响。本来元朝政府见浙东民乱四起,海上粮道不稳,一直在用官职招募民间力量剿匪,也的确有不少想求功名的人响应。结果方国珍这套“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流程走下来,不光摇身一变成了官,而且叛一次升一次的。这样的话,浙东老百姓也不在相信朝廷的话,都纷纷加入方国珍的队伍。
方国珍虽然掌控了元朝的海上粮道和海船,但粮食却是在江南。张士诚一渡江,这个粮仓可就不保了。见张士诚在江南做大,元朝就又升了方国珍的官,要求他率军进攻张士诚,帮着夺回江南。方国珍也是个聪明人,知道朝廷愿意纵容自己,是因为自己能帮着运粮。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江南的粮食运不出来,自己这个“皇海盗”也当不成。
有鉴于此,方国珍接到命令后还真的率领自己的水军北上,进入长江口,在今天的江苏昆山登陆,与张士诚的部队连着打了七仗,都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在攻下杭州之后,反手就被元朝的政府军夺了回去。败回苏州后,又在常熟前线被朱元璋部擒获。
此时的张士诚可以说是三面受敌,不光被官军正面堵截、被半官半贼的方国珍操后路,还被铁心造反的朱元璋侧击。想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只能造反跟一方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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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张士诚选择的是归顺元朝。这在当时无疑是个正确的造择,即可以解两面之围,又可以让江南那些原本安定,不愿意跟着造反的富户/百姓接受自己。而元朝政府自然也乐得招安张士诚,让他去对付朱元璋所代表的红巾军。
为此,除了朱元璋所控制的太湖以西部分以外,从徐州到杭州/绍兴,整个江苏、浙北都被元朝正式认定为张士诚的地盘。两淮有盐、江南有粮,帝国运转所需的钱粮都出自两地。说张士诚是元末乱世中,最富有的诸侯一点也不为过。
由于张士诚归顺了元朝,方国珍这边也就撤回了宁波。在二人同时接受元朝封赏的这段时间里,张士诚负责提供粮食,方国珍负责运输。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不过张士诚也知道,一身事二主的方国珍没什么信用。如果有一天自己去跟朱元璋拼得你死我活,难保会再来一次昆山登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