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518)—余英时与《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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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82年十月访问余英时教授。

中国思想、文化史泰斗余英时先生,于2021年8月1日辞世。殁后大半年来,网上关于余先生的话题不绝,台湾陆续有关于他的出版物,连他平日的闲谈都出了「谈话录」,掀起台湾和海外读书界的一阵「余英时热」。

新出版颜择雅编的《余英时评政治现实》,收录了余先生历来对时政的评论文章和访谈,包括从未公开发表过的、2020年书面回答香港某媒体的「展望香港的前景」。当时《香港国安法》已经生效。那是余先生去世前约一年,健康状况相信已不佳。他回信说为答所提问题花了许多时间,「但你们如果觉得不合用,就请弃之字纸桶中,我决不介意,不过请告诉我一声,我可以留作他用。我是因为香港是我的一个故乡,才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

此文果然没有用。我读到这里,真是心有戚戚焉。从最自由的地方,沦为最不自由的地方之一,真个是只在顷刻之间。

书中最后一篇,是我1982年10月对余先生的访谈。此文发表在《七十年代》1983年3月号,原题为《访余英时谈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很可能是余先生以历史学者的身份,最早提出对时政的批判性意见的谈话。谈话颇长,录音整理后给余先生过目及补充。这篇文章1990年收在我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一书中,2019年香港青年作家陈雅明为我编了一本《李怡语粹》,收进三篇访谈录,包括徐复观、劳思光和这篇余英时的访谈。

我在前文中,曾说过深受徐、劳两位教授的影响。但其实应该还加上一位余英时先生。只不过我与余先生接触不多,较少私人交往而已。

1982年访谈的内容很广阔,他最后总结说「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不能没有历史文化的深度」。我想他这句话若换一个讲法,就是具有历史文化深度的人,不能不关心中国、台湾、香港的前途。也许这是他以后更关注两岸三地局势的变化,愿意接受关于时政的访谈和邀稿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这句话说明人类社会的悲剧何以会不断重覆出现的原因,也说明历史教训对人类社会是何等重要。然而,在专权政治下,历史著述大都为当权者服务。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的名句是:「谁能掌握过去,就能够掌握未来;而谁能掌握现在,就能掌握过去。」掌握历史的话语权,对许多国家掌权者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一个学贯中西,真正认识历史真相,又能够诚实地以古鉴今的学者,他能够评论时政,对人们思想的导正,是多么重要。我个人在余先生评论政治现实的访谈和文章中,也受到很大启发,思想获益匪浅。

比如在1982年访谈中,谈到中国的统一问题。当时我已经从政治现实中,认识到在专制政权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绝不该寻求统一。但在海峡两岸都实现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情况下,如徐复观先生所言,统一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深谙历史的余先生就认为,天经地义的大一统,无形中也淹没了很多东西,「很早的统一,书同文,车同轨,人们歌颂秦始皇的功业,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没了」。他认为,今天对统一问题应该采取开放态度加以研究,「不能武断地、不加思索地认为统一就是天经地义……。如果用政治强力来统一香港、台湾,恐怕不用几年,现在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这以后,余先生给《九十年代》写过好几篇文章,也接受过我几次电话和面对面的访谈。 1990年六四周年,他给我们写了文章。 《九十年代》台湾版创刊,他也写了篇短文勉励。 1991年2月,我参加夏威夷大学一个有中港台与海外著名学者参与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研讨会,与余先生相处了几天,深感他温良随和。他应我邀请,爽快为我们台版的周年题字,上写:「一言可以兴邦 一言亦可以丧邦 故立言者不可不慎也」。

余先生最重要的议论时政的长文,是1996年中共因台湾举行总统直选而向台海发射飞弹,余先生在三至五月共写了三篇文章,分别在北美《民主中国》网页和台湾《中国时报》发表。 《九十年代》在1996年11月号节录了余先生其中一文《海峡危机今昔谈》的若干段落。我也用电话访问余先生请教他「中国人能否超越民族主义激情」。

余先生文章引用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提出的「羡憎交织」的观念,即企羡与憎恨的心理交织在一起又长期受到压制,不能痛快表达出来。他说,今天不少中国人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激荡着一股难以遏制的「羡憎交织」情结,而中共就把这种情绪导入「反西方」「反台湾」的轨道。他认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民族主义,不是抗战时代或之前的自卫的民族主义,而是进攻的民族主义,与希特勒当年运用的民族主义「先后如出一辙」。

余先生三篇文章发表后,中共官方的《瞭望》周刊指斥余英时「为西方极少数反华仇华势力充当急先锋」,「连西方反华势力的人士也不敢如此放肆」。但纯粹是混骂,对余先生提出的论点全无触及。

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因为我批评得对,它才有这样的反应。如果说不中,它何必反应呢?」

「智者师历史,愚者师经验」。我办杂志和写评论数十年,若还算有点智慧的话,那么部分的智慧,是得自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去批判现实政治的余英时先生的。 (149)


图2,余先生为《九十年代》台湾版题字。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