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如何走出精神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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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书话 2022-05-17 21:01

 

如何走出精神的危机?
作者丨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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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倬云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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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一:文化全面庸俗
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
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一两百万册。
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艺谋的作风,全是声、光、颜色,没有内涵。
他只是抓书上常提的中国四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历史上的贡献,不是今天的贡献,没有在文化内涵上提出好的音乐、好的文学作品,没办法找诗人来吟咏诗,没有找出自己谱的叫人永远纪念的歌曲来表演,对不对?
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然,乾隆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文化是没有内涵的,只是装扮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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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与昆曲《牡丹亭》
今天口口声声说“国学热”,像白先勇这样整理昆曲是极少的。我们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用尽了自己的资源,活力也光了,从精英流离到下里巴人,从内涵深厚变成表面肤浅,从有内容变成只有一个点缀。
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无一不如此。不是今天,中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
一方面我们看见民主是好东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人权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全面平等之后,应当有优秀、特异的东西,却变成了平凡。
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里面出来,不可能一千个人就直接创作成贝多芬。文化的领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动力已经衰退,才到了这地步,这是危机之一。
危机二:社会价值崩溃
危机之二,价值系统在崩溃(这个是世界性的)。从三百年前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不再标榜“现代”的口号,现代是有实践性的,我们叫近代化。
三百年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民权思想、人权思想、科学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丢开天主教的外壳,捡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关系,人有了信念。
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给你一定的权利,给你一定的智力。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压迫任何人,不能禁锢任何人,应当自由。
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学家的脑子中转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实和神的律是同一个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这个律,我们才有科学的上下寻搜,不然一堆混乱的话,怎么寻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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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设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人物,为了荣耀,为了彰显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干活,而且用“信用”这两个字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信用,银行没法借贷,没法投资,没法委托。
这次经济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O,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
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指导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
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资本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资本。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
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
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
这个是最严重的课题,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蛇的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不可能,这是大的崩溃,必须要有大的突破。
突破应该是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是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
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民间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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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精神危机
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学究以繁琐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没有内涵。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气。尤其近几十年来的恐惧、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的经济已经有动力。今天我们对抗饥饿已经不成问题。我对中国对抗灾害的能力是非常佩服的,不能说效率百分之一百,但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不容易。
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
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
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
许倬云先生感慨当代文化的平庸和价值崩塌,多少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味道,他有资格、也有立场如此评价。许先生本人如今已91高龄,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起起落落,他本人亦是中国历史研究大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极具“学术良知”和“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
他曾说:“我视个人的良心和学术规范高于一切,不会因为任何民族情感、对组织的忠诚,甚至是国籍毁掉自己的学术声誉。”这便是将个人的价值追求,投射于文化创造中去。许先生的许多作品都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危机,以“大历史”的视野,反省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