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1）李洪林在《光明日报》文章。

【按：1969年李洪林全家被赶到河北汉沽农场下放劳动，1973年李洪林被分配到河北省宣传部工作，但受到冷落排挤，从文革前的局级干部降为“干事”。 1976年毛去世，李洪林又开始写文章了。 】

从《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到“天安门镇守史“

1977年，邓小平一恢复工作首先抓科学和敎育。他要求把「四人帮」搞得很乱的一个问题——脑力劳动——拨乱反正。同年，《光明日报》从以前的资料里发现我「大跃进」时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过张春桥，便派人到石家庄向我约稿，并且给我看了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下来，很快就写了第一篇批左文章《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

文章开头写道：「四人帮」横行时，脑力劳动经历了一场眞正的浩劫。在「革命」的旗号下，他们洗劫了文化，洗劫了敎育，洗劫了科学，洗劫了艺术。科学文化本来都是脑力劳动的产品，产品的下场如此，脑力劳动者本身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我还特地引了马克思的话，说明物质财富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共同产品」，他们都是「生产劳动者」。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编辑给我转来三封读者来信，都是抗议上述观点的。因为这个观点不但和左派理论完全相反，而且和一些人从敎科书上学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也大相径庭。传统的观念是把脑力劳动排斥在生产劳动之外的，一封署名「消防队员」的二十几个人的集体来信愤怒地说：「文化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你却说它是脑力劳动的产品！你站到哪个阶级立场上去了 ？」

（2）1977年和妻子摄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顶层。

这些来信是一个信息，它吿诉我：理论园地荆棘丛生，我要走的不是一条平坦的路。

这一年春天，北京两位老朋友积极活动把我调去，从一九五九年起就和我共患难的丁伟志推荐我到中央党校理论硏究室，历史学家洪廷彦推荐我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两个单位都已动手调人，我还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听其自然，因为我和河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格格不入，只要能离开就行。结果博物馆的调动手续办得非常迅速。我的工作，茂英的工作，我父母的进京户口，全部办妥了。当时没有住房，只好我个人先到博物馆报到，住在办公室。

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分别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两侧，隔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遥遥相望。这两座现代建筑和天安门、正阳门、箭楼一起，构成北京的心脏。我住在博物馆最高层，每天淸晨起来到主楼顶上漫步，极目四望，首都景色尽收眼底。俯瞰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不禁心潮起伏。 「五四」以来，曾经有多少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中国人一般是「安分」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上街头，如果上街，那就是矛盾已经压不住了。虽然每次群众汇集到广场，都要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加以鎭压，但历史总要把案子翻过来，作出最后的判决。为了文物的安全，博物馆本来不能住宿。我是因为没有住房才暂时住到博物馆的。这可以说是独一份。所以有时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我自称是「天安门鎭守史」。

（3）1978年摄于石家庄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上，将父母接回北京。左起：妻张茂英，李洪林，父李济方，母高素筠。）

—shaominLi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