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抓住「经济放松、政治抓紧」的大原则，绝对不容许民主化。亚洲与欧洲都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军国极权，所以经济发展到政治民主之间，根本就没有因果关系。图片来源：天下资料，钟士为摄
余英时先生是当代汉学泰斗，也是自由世界人文社会学门的精神领袖。我曾经为文写过余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会议中惊人但谦逊的表现（见拙著《牧羊人读书笔记》中〈经典是恒久的当代〉一章），你只要读过此文，就能想像学术界对这位「精神领袖」的崇敬。
由于余公是泰斗级的人物，学问极渊极博，几乎是武侠小说中「张三丰」这一级的内功，身上勋章满满，所以就像当年江湖上三教九流都想去武当山拜访「张真人」一样，全球各地也有不少人想要去向余公「请教」。我的了解是：他晚年绝大多数的拜访都推辞了，只有推不掉的、非常熟的、议题他极度关心的，他才会接受访谈。
《余英时评政治现实》这本书收录的文章早自1982年，最后一篇是2020年。余公的政治评论自香港问题始，也是以香港问题终，这反映余先生对于香港的关怀。他自己曾经描述，因为曾经住过香港许多年，写文章有如小鸟衔水救山林之火，也许效果有限，然而「尝乔居是山，不忍见耳」。越到晚年，此书收录的文章频率越低，当然也反映余公的身体状况。
汉学泰斗余英时：对中国历史、共产党的通透了解
学界泰斗通常都不太好相处；也许是他们太聪明锐利，对话三两句你我就被看破手脚，然后泰斗脸上就有不耐之色，于是访宾就匆匆告退。我曾经有一次目睹几位物理学界大老在杨振宁面前的噤若寒蝉，事后我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柏克莱大学校长讲座教授徐遐生，你们怎么那么敬畏杨先生，好像在晋见国王一样？徐说，「不，他不是国王，是上帝。」余英时先生在人文社会的地位差不多是杨振宁在物理学界的地位，但是我们与他接触从来不会感受到压力。这也是大家都喜欢与他谈话的原因之一。
这本书收录余公「政治现实」的相关评论，主要焦点就是香港、台湾、中国、中共。依我自己的不成熟观察，余先生的功力呈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他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政治史的通透了解。因为这样的通透，所以对于某个与历史脉络相关的议题，例如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中国人是不是自古以来爱好和平、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台湾、中国人「帝国」思想的源头、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背后的爱恨交织、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概念的历史渊源等议题，他都能信手捻来，讲出一套极具说服力的论述。这些论述由于引经据典、无从驳斥，所以对于那些扭曲事实搞「大外宣」的猪头，直如当头棒喝，读之过瘾。我想，这也是大家喜欢向他挖宝讨教的原因。我也要提醒大家：余公是不用电脑的，所以他的引经据典，都是「存在大脑皮质」的资料；那是不得了的功力。
余公慧眼独具的第二个面向，就是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深刻了解。老实说，在我2016年担任驻WTO大使以前，我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那么了解。派任大使之前，偶尔会听到几位余公学生开余老师的玩笑，说「余公是文史学界的谷正纲」。几十年前，谷氏在台湾号称「反共鐡人」，一手创办了「世界反共联盟」等组织，「反共必胜」「打倒万恶共匪」等言论成为当年名句。学生们不了解余公反共如此坚定的理路，所以拿余公比对谷正纲以为玩笑话，当然没有恶意。
但是在做了三年大使、有深入第一手观察资料之后，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评价、思考、判断，与余先生几乎分毫不差。但是他的观察思考比我早40年，这是我绝对不及的。我相信，当年开玩笑的学生，在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待香港的嘴脸之后，也不得不钦佩余先生早别人几十年的真知卓见。
欧美有人认为，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逐渐容许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就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图为1992年在新疆的改革开放宣传标语。图片来源：Wikipedia
多元政治、一元经贸：中国与民主国家必然的经济冲突
恰好，我与几位朋友合着的新书《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有若干章节与余先生的一些政治评论有关。我想在此把余公的观点做一些社会科学面的补充。
余公在书中提到，欧美有人认为，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逐渐容许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就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持这种论调的人指出，「经济发展往往是与政治民主并行的」，遂以此推论中国之民主走向，甚至还弄出一个「民主化」的所谓理论，代表人物包括史丹福大学的戴雅门（Larry Diamond），台湾也有几位二流学者大力鼓吹。
对此，余公指出两点：第一，中国共产党抓住「经济放松、政治抓紧」的大原则，绝对不容许民主化；第二，亚洲与欧洲都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军国极权，所以经济发展到政治民主之间，根本就没有因果关系。余先生的论点都对，我以下只做两点补充。
民主化过程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公民力、社会力的崛起。例如知识分子、学术社群、企业组织、公益维权运动、民间社团等，这些统称为公民社会力量（civil society forces）。但是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制度中，共产党不只是政治面的；它渗入所有的机关、学校、企业、社团，掌握了一切社会力的命根子。以上所有的团体，依据中国法律全部都要设「党组织」、稍具规模的企业都有党委书记。换言之，在列宁主义体制下，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社会力」，于是从经济发展走向可能民主的路径，根本是「此路不通」。
所以，政治学界「民主化」的理论主张者，其实完全不了解共产党列宁体制，一厢情愿，几近愚痴，其推论当然错得离谱。各位看看阿里巴巴马云的下场，就知道「企业社会力」试图发声的下场。超大咖马云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小虾米！
第二点补充，则是「国际面」的。联合国约200个成员国，各有不同的体制，有的是上下议院、有的是君主立宪、有的是准独裁、有的是大独裁、有的是双首长。这是标准的「政治体制多元并存」，彼此互相尊重。所以联合国是一个「政治体制的多元架构」。但是在1995年之后，WTO成立了，它订下了一系列所有会员必须遵守的「经贸规则」，例如关税、补贴、配额、倾销、贸易障碍等。作为「经贸联合国」的WTO不但有规则，还有贯彻规则的司法体制，于是形成了「经贸体制的一元架构」。
政治多元与经贸一元，会不会有冲突呢？我告诉你，只要有WTO成员（例如中国）是在列宁主义体制下，一定会有冲突。诚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由于中国永远把党的利益放在一切之前，因此如果为了党的政权稳定而要封锁网路，那就一定造成「中国人（除非翻墙）没有办法上网去其他国家的电商平台买东西」。这样的不公平竞争，就与WTO的一元经贸秩序有冲突。又如，共产党为了与「美帝」斗争，一定要争取未来若干科技产业的主导权，乃用各种手段补贴产业发展。于是，这个党利益主导的政策，又与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WTO运作原则有冲突。
在若干访谈中，有些提问人都会希望询问余先生「预测」一下中共政权的未来、其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关系等。余先生客气，总是点到为止。也许我前述多元政治与一元经贸体制之间的杆格，能够提供一些社会科学面向的补充：中国必然会与世界民主国家产生经济冲突。
图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出席第一届唐奖颁奖典礼，汉学奖得奖者余英时接下奖牌。图片来源：Wikipedia
温厚的教育者
前文已经提到，由于余公名满天下，前去拜山的人众多，难免参差。我比较不喜欢「不用功」就透过关系去拜山的。有些人问问题之前也不做功课，甚至有点拉杂，余先生勉力把焦点拉回来，真的是做到循循善「诱」了。也有一些议题具有时效冲击，访问者好像只希望余公讲出「谷正纲」级的回答，殊欠深思，也是浪费了好一个与大师激荡的机会。
当然，这些都展现出余公的宽厚。他始终是个温厚的教育者，我们这样扣，他就那样鸣，从不计较。余先生的政治评论有许多振聋发聩的经典论述。即使有时候提问者扣锤没有拿稳，余公也能坦然诲人不倦。这样的胸襟气度，我钦慕景仰。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很少计较培养出几个天才，却像是《西风的话》曲中西风的角色：「花少不愁没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