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曾

我是河殇一代的知识份子。

我不会表述为六肆一代的知识份子。因为，事实如此。我们深深认同的命题是将东西文化简化为陆上与海洋的两种文化体系的区分，并将之视为近代百年冲击的起点。当然，我更不会用所谓台湾政治运动作为一代思想命题的对象符号，因为，以二二八为例，是作为台湾主体概念的命题，我是不与的。因为，二二八只能视为台湾在殖民终结后独立运动的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深刻文化意识的导向，其中更关乎华人与台人命题化思维在举措意义上的相异，对此，我就不虚伪做作的进行粉饰我的真实性了！

所谓一代，或一代性，这是值得探究的命题。可以这么说，五四运动作为华族新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启蒙位置而言，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命题而言，代表着民主与科学的导向力量而影响着一时代、百年间的、甚或未来几个世纪历程中形成典范转移的思想构成。即便历史诠释受到短暂政权恶意谎言铺盖的权力化文本，最终仍会有真理诠释其普世既存真理的一日。我之言及的一代，即是，必然（包括应然）所拥有思想引导性质所形成的作用力，拥有这种质性的思想，就是所谓的一代性。

河殇所触及的命题，虽然粗略，但却是让人思索再三的一个命题。因此，中国之海洋文化，航向蔚蓝大海的世界成为一个新的向往，西方真的与东方是这么断然的二分吗！这是河殇之后，知识份子思索的命题。这问题继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脊梁的视野，转向更精神性的本质位置迈进。

在政治光谱中，二二八与六肆就是政治意识的作用而已，经过事实与时间推移发现的新真理是，政治是做大的人性惰性，知识分子的脊梁，是撑不起那真理的投射，最终和稀泥与王八横行的烂泥池，终成一摊没有脊梁骨存在的国度，事实告诉我们，映射出真实历史的是人性欲望贪婪程度的无有底线，以及王八作为的“反真理”权力的泛滥至无可救治，就是德先生的进步程度是缓慢与无规则可循的事实；但反观赛先生的真理是崇，却成为科学真理的一丝光芒，这是我既反对二二八作为一时代的概念，也以同样的理由反对六肆只可能成为“一时代”属性的意义。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