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河殇一代」，堪称中国觉醒的一代，从蒙昧和「内陆性」当中觉醒。当年中共批《河殇》，「蓝色文明」就是「崇洋媚外」的代名词，而《河殇》抨击「内陆取向」，贬抑西北和黄土高原，遭到「攻击延安」的指责，王震甚至要杀我，今天还恐惧海洋的人是谁？恐惧海洋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一种「内陆性」政治做支撑的，最早论说它的，是余英时教授，他有一篇文字，对这个问题讲得极有纵深感。 】

《天下杂志》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了《发现台湾，一六二〇――一九四五》的特刊，我读后非常感动。这不仅因为它的取材广博、观点新鲜、叙事生动，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是一首史诗，而且是由三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汗、泪和血交织而成的史诗。 《天下》在读者热烈的反应之下，决定把它印成单行本。承编者的雅意，要我写几句读后感以代序言，我不敢推辞这一光荣的任务，因为我恰好可以借此机会对于编者的孤怀深识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敬意。

《发现台湾》是「从历史出发」的一个新构想，因此我在下面想说的话也将从历史的观点出发。

《发现台湾》的专辑是以「追溯台湾三百年政经发展史为经，探讨国家现代化的条件为纬」而设计出来的。在这个设计之下，编者把一六二〇到一九四五这三百年的台湾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大陆汉族开始向台湾移民到鸦片战争；第二个阶段是从中国的门户被西方打开以后到甲午战争；第三个阶段则是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五十年。这三个阶段，层次分明，大有助于一般读者对台湾史的理解。

海洋中国的出现

我现在想把台湾崛起的历史背景推得更广更远一些。我曾经说过，从中国史的长程上看，三百多年来台湾一直扮演着海洋中国的尖端的角色。今天不少中外史学家都承认自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内陆农业的文明秩序，另一个海洋中国也开始出现了。海洋中国的出现有政治史的背景，更有经济史的背景，我们不可能也不必在这里细说。非常概略地讲，政治史的背景是内陆亚细亚的少数民族（中国史上所谓「胡人」）从汉末以来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汉族政权施压力，把北方的中国人不断推向东南沿海地区。东晋和南宋的两次所谓「南渡」便对中国人口从北向南迁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湾新竹的饶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东晋初年从北方南渡到福建，成为闽林的一世始祖，后来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迁至潮州饶平。林氏后代最后在乾隆年间渡海来台。 （见庄英章、周灵芝「唐山到台湾：一个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义研究所，一九八四年）举此一例，即可见台湾的发展史并不真的是从十七世纪初年才开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须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

经济史的背景

经济史的背景则可分为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方面，中国大陆的土地利用在十二世纪已达到了极限，而人口的压力则在不断加重。因此福建和广东沿海的人开始向海外谋生，有的经商，有的开垦。积极方面，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不但吸引了一般人，而且也使许多豪门巨室趋之若鹜。明代法律虽严禁人民「下海通番」，但十六世纪以来违禁者越来越多。及至隆庆（一五六七至七二）「除贩夷之律」以后，海禁便比较放松了。福建沿海的人民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情况下「发现台湾」的。根据《明史》（「外国四」鸡笼山条）的记述，好像十六世纪末便有福建渔船到达基隆并「往来通贩，以为常」。稍后荷兰人占据了台湾，中国贫民已开始前来垦荒。中国官方在崇祯中更曾有计划地运送大批福建饥民到台湾开辟耕地，由于收成非常好，消息传回福建之后，「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见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十)。

公开鼓吹海外贸易

总之，我们必须从十六世纪中国向海外发展的那股巨大的动力中去认识当时中国人「发现台湾」的历史意义。我们当然不能在这里进行任何具体的论证，但是我们只要稍稍翻阅一下张燮的《东西洋考》、张萱的《西园闻见录》、张瀚的《松窗梦语》、何乔远的《名山藏》和《闽书》，以及《明经卅六编》中许多有关「开海禁」的奏疏，我们便不难对这股中国史上的新动力有一个概括的印象了。在中国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多的官吏和士人为海外贸易公开鼓吹的。有人甚至把海外通商所获得大量金钱说成「公私兼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周起元语，见《东西洋考，卷首》）「天子之南库」是一个崭新的观念，只有在东南海市大兴以后才能出现。

海上政权

《发现台湾》以「台湾三百年政经发展史为经」，这是很有眼光的处理方式。我们在上面虽然分别说到政治史和经济史，但这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设。在现实生活上，政治和经济当然是分不开的。台湾进入中国政治史的长流始于郑成功时建立明郑王朝，然而他的政治凭借并不仅仅是武力，而恰恰是十六世纪以来的新的历史动力――海上贸易。郑芝龙、成功父子两代当时垄断了中国的海上贸易，他们的战舰最初也是为了保护商船而发展出来的。所以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完全靠海上商业力量建立的政权，它象征了现代海洋中国的开始。

由于满清王朝比后期的明代带着更浓厚的内陆取向，海洋中国的发展在十七、十八世纪受到了严重的政治阻挠。清代严禁人民渡海入台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但是海洋中国的潜力毕竟不是政治力量所能长期压制的。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福建和广东沿海偷渡来台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因此，据一份官方报告，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台湾府属实在土著，流寓民户，男妇大小共九十一万二千九百二十名口。」（见《明清史料》戊集第二本，页一二八）这比清初的人口增加了好几十倍。由于乾隆末年禁令放宽了，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的台湾人口已增至二百万。可见短短三十年中至少有一百万人从大陆移民到了台湾。这一重要事实为海洋中国的巨大动力提供了一项最清楚的指标。

历史有时是奇诡的。近三、四百年来，中国内陆取向的政权虽然千方百计阻挠着海洋中国的成长，但传统的内陆文化，特别是家族组织和勤劳节俭的工作伦理，却是中国人海外发展的主要的精神凭借。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出现和成长以及台湾的移民史都提供了生动的见证。脱离了内陆政治的羁绊，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经济领域中发挥得更为畅快。这部《发现台湾》中也包含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足以说明这一发人深思的现象。

转向海洋

《发现台湾》的叙事到一九四五年为止。但是台湾真正成为海洋中国的尖端则是最近四十多年的事。这又是历史表现了一次奇诡。五十年代初期的台湾政治史看来几乎是三百年前的翻版。然而历史毕竟不重复自己。一方面，二十世纪中叶的海洋中国已发展成熟；另一方面，它和海洋世界也完全融成一片。内陆取向的大陆政权再也没力量阻止海洋中国前进的步伐了。不但如此，我们还有理由相信，海洋中国的尖端已大有助于扭转内陆政权的原有取向；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也不得不转变为海洋取向了。如果说三百多年来的台湾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历史的教训，那么我们不妨说，文化和经济的力量是比较长久而深刻的，而政治的力量则是比较短暂而浮面的。但是海洋中国仍然是从中国文化的长期演进中孕育出来的。读了《发现台湾》，台湾的中国人似乎应该想想，究竟怎样才能培养出一种超政治的胸襟，努力建设一个海洋取向的中国文化的新秩序。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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