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说sk :从文青时代到网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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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说sk 民国合唱团 2022-06-04 08:16 Posted on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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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过不同的文青梦。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文青时代算是走到了终点。所谓文青,在简中语系里,是一个贬义词,然而有趣的是,那时候许多20岁以下的人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文学梦,今天还在耀眼的舞台上频频出现的大小人物,也曾经以为妙笔生花就能为自己描绘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必须承认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梦想充满活力的年代,我的阅读兴趣也极其广泛,无论什么书,拿到手就放不下来,一口气读不完就寝食难安。

1978年,在我参加集体劳动时,碰上下雨天可以步行十里路去县城新华书店看书,或者到县文化馆对外阅览室看书,白天干活无论多么辛苦,晚上一样熬夜看书,所看的不过是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得益于一个乡村邮递员对我的偏爱,知道我喜欢看书,他每天把要送到公社和中学的报纸杂志先放到我家,等我晚上看完,第二天他骑车路过时再取走,这样周而复始的递送免费报刊长达两年,直到1980年冬天我被招进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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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8年回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1980年到公社工作,1984年离开乡政府,前后历时六年,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兴起的年代,许多知名不知名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几乎每天都让我看得入痴如醉,有些作品直今还印象深刻。包括卢心华的《伤痕》、韩少功的《月兰》、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人生》、谌容的《人到中年》、史铁生的《遥远的清平湾》以及沈从文的选集和古华的《芙蓉镇》等等。

《月兰》是韩少功首次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对一个在农村生活的青年来说冲击力很大,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贤良勤快的月兰不过养了几只鸡,却被贫穷和激进的政策害得失去了生命。小说弥漫着一种极大的压抑和悲伤。让我联想到身边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仿佛每一个人都是月兰,在千篇一律的集体劳动中,虽然偶有欢乐,更多的却是漫长的煎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会不会像月兰那样倔强地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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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阅读不单是一种享受,好像更多的是为了写作,那时候什么样的东西都写,快板书打油诗,广播稿批评信,更多的是散文随笔和小说,我所在的县除了广播站,还有一份报纸(每周三期)和文艺期刊(不定期),地区有一份文学月刊,写完就投出去,县广播站釆用的广播稿最多,县报偶尔发发散文,还有省外的一些报刊杂志也发些乱七八糟的豆腐块,那时只要文字变成铅字都是一种荣誉.

1980年一篇登上省报的批评稿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离开生产队,走上了所谓的写作之路。曾经有一篇通讯稿登上《人民日报》头版,这在今天看来绝对没有可能,记得那个时候《人民日报》的社长是胡绩伟和秦川,也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离人民最近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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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除了继续阅读文学作品,更喜欢找一些杂书来读,包括《首脑论》、《文革之子》,巴金的《随想录》、史铁生的文集、李泽厚的美学。那时候媒体和出版物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少大逆不道的文章和书籍能够公开发表或发行,有些文章和书籍完全颠覆了之前对历史对政治对社会的认知,也使得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了重大逆转。这个期间做过记者也做过编辑,但一场暴风骤雨袭来,曾经的理想嗄然而止,痴迷的文青梦也醒了;1990年底辞去期刊编辑部主任一职,又踏上人生另一段旅程。

整个九十年代,看的杂书要多过小说,1992年读过季羡林的《牛棚杂记》、余华的小说《活着》,难以置信的是季老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是以幽默甚至是调侃的笔调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活着》是一部相当震撼的现实主义作品,讲述了在解放战争、土改运动等社会变革的几十年间,福贵的人生和家庭遭遇,当所有亲人先后离去,最后只剩下他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时,福贵从未丧失活着的信念。《活着》展现了人面对死亡与苦难的态度,活着艰难却也美好,在苦难叙事中,作品流露出对生命个体与群体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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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初为人父,读完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贾平凹的《废都》,一部是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堪称史诗级的当代文学巨著,也奠定了陈忠实在文坛的历史地位。小说的时间背景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到三、四十年代的国共斗争。

从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从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力量,有以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土匪武装。阶级矛盾、家族纷争、人性欲望的争斗,相互交织,构成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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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之后几乎就没有看过什么小说,因为职业关系,阅读了大量财经书藉和证券专业类书藉,其他读过的书印象深刻的有韦君宜的《思痛录》、港版《张国涛回忆录》、剑桥中国史(1966–1982)、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2)、港版《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许家x回忆录》、《短暂的春秋—-华国锋下台内幕》等等。

2000年进入网络时代,阅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纸质书籍都在淡出许多人的生活,上了年纪的人依然沉迷于电视屏幕,中年人或疲于奔命,想换更大的房子想开更好的车子,或健身美容游山玩水或过着岁月静好的时光,年轻人或迷恋于游戏肥皂剧乃至搞笑的抖音快手,很少有人去细细品味欣赏作家们创作的各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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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许多诗人朋友,坦率地说,现在读诗赏诗的人比诗人还少,写诗需要激情,也只有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诗人才有吟唱的舞台,诗人才有存在的价值。而在一个平庸的时代,人们被禁锢在城市的鸟笼里,每一天重复着乏味的生活,加上碎片化信息泛滥,无论是艰涩的诗还是直白的诗都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

而虚构的小说就更难让人坐在书桌旁或斜躺在床上慢慢品味了,因为现实生活的残酷和真实远比想象的更为精彩,任何虚构的文学作品都比不过我们亲眼所见的现实跌宕起伏。比如曾经被斥之为谣言后来一一被证实的政坛狗血剧情,哪一位作家能够想象出其中的惊悚悬疑和高潮迭起。比如我们日常所见的腐败丑闻,哪一桩不比王跃文笔下的官场小说更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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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几乎没有认真读过小说,黄晓阳同学的官场小说《二号首长》是一个特例,小说中的人物场景都很熟悉,读来仿佛身临其境,遗憾的是也只看了第一部。还有熟悉的女作家林哲,在创作小说《外婆的古城》的过程中,常常分享写作感受,小说出版后她送了一本,因而看得津津有味。《外婆的古城》在国内发行怎么样我不知道,有个美国人花了两年时间把小说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竟然登上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其版权收入让林哲在北京可以买下一套大房子。她后来又出了一本《迷恋》,我放在床头很久也没有翻完。

不读小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网络时代博客写作占用了太多的时间,(2005~2015)几乎每天坚持写两篇时评,我在博客中国、博客日报、网易博客、新浪博客、搜狐博客、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凤凰博报均辟有专栏。这似乎也是数十年来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相对温和的时期,尽管表达还是躲躲闪闪,但恐惧越来越少,更难得的是,这个时期给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想唱就唱想说就说的大舞台,许多爱说话敢说话抑或爱表达的人都能够在这个大舞台高声呐喊尽情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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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会花大量时间解读网络媒体不同的信息,然后再赶写时评,这些时评并没有深度,大多都是匆匆忙忙赶写,所引用的数据也不一定具有权威性,但如同我对新闻的理解,这些时评及时、准确、有趣,且通俗易懂,不传谣言,不极端也不谩骂。我以为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执政者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财富,理应拥有更多自信。所谓忠言逆耳虽然难听,却是真实的表达,也是建设性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执政者客观上也有所帮助。

然而博客在2015年走上末路,从那之后,专栏文章的审查越来越严,自我审查的门槛越来越低,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表达已经完全没有标准,很快所有博客专栏都遭关闭,转战自媒体公众号也只是热闹片刻,动辄封号删贴让每一位写作者都无所适从。在一个信息繁杂的网络时代,时评人扮演着一个记录者抑或观察员的角色,键盘或笔记录着这个时代的喜怒哀乐,然而很无奈的是,这些年连记录事实都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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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谁能隐匿历史的真相》,引述2560多年前的一个掌故,齐国第十二代国君齐庄公与大夫崔抒的美艳娇妻通奸,被崔抒设计杀害,秉直的太史官要如实地记录这段历史,被崔抒无情斩杀。那时的史官是“兄终弟及”,太史官的二弟、三弟一样不屈服不妥协,同样被砍头,最后只剩下四弟一根独苗,崔杼只好长叹一声,崔杼弑君的真相就此大白于天下!

如果崔杼把太史官最小的弟弟也杀了,能不能隐匿这段历史真相呢?历史给出了最好的回答:不能!就在崔杼不断挥舞大刀将太史官一个又一个斩杀的同时,南方的一个史官听说了,依然冒死来到了齐国,有齐国人问他:“你来干什么?”这位南史官回答:“听说太史官尽被斩杀,我拿着竹简就来了。”

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气节和胆略,是不是令今人仰视羞愧?发生在2000多年前信息极为封闭年代的事情也不能隐匿,何况一个信息丰富多彩的网络时代,那些费力费心打造的防火墙,貌似密不透风实际上早已千孔百疮,根本阻拦不了信息的高速传播,更不可能隐匿网络时代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