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
近期，马斯克在播客节目中盛赞了“微信”，引起了国内的热议与转发，尤其是在他身处收购推特的舆论焦点之下，引发了大家对新一代推特的猜测。
在节目中，马斯克称：在中国，基本上人们可以活在微信里；用户可以发表评论、视频，而且内容创作者可以获得收入分成；你可以用微信完成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在他看来，微信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学习的模范……
今年，恰好也是微信朋友圈十周年。同时正如马斯克所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工作，都已离不开微信的存在。然而，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微信这一日常使用的工具呢？为何它能够如此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无法离开微信？它对我们的生活与内心，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微信的“信”：人类第三次通信时代
微信的朋友圈已经有十年了，朋友圈可以说是微信社交媒体的特色产物。无论是作为个人之间的“即时信息”（问候、寒暄、聊天）的方便工具，还是作为“严肃信息”（时务评论、学术消息、论文分享）的传递渠道，微信都已经是许多中国人不可缺少的社交平台。
微信上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圈”，对不同的朋友圈，微信的“信”有不同的含义和作用。我在这里只能谈一下我所关注和熟悉的那种“信”，以及它在思考型朋友圈里可能起到的社群构建作用。社群是我们感觉了解和被了解的地方，在比较了解的相互关系中，人们才能比较容易看清彼此的真实兴趣所在。
从历史上看，社群构建是“信”所能起到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只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和文化变革下才特别显现出来。拜科技革命所赐，我们有幸正在见证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和文化变革。社交媒体是否将会帮助构建某种新型的人类社群，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有好的迹象，也有不好的迹象。如何帮助社群构建朝好的方向发展，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社交媒体（包括微信）的一个部分。
微信的“信”，传递的远远不只是朋友、家人、熟人之间的问候或讯息（私人通信），它还具有一种人群组合的功能，形成一个又一个无形的“社群” 或“社团”。虽然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早已有了私人通信，但发挥社群建构作用的通信却要到罗马帝国，尤其是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运动时代才会出现，那个时代因此也被称为“书信的黄金时代”。下一个这样的重要时代，在18世纪启蒙运动又出现过一次。今天，电子社交媒体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这样的重要时代。
从智识和道德水准来看，微信朋友圈的许多部落都是开放社会的退化形式，但这并不是微信朋友圈的全部，有的朋友圈“思考部落”蕴藏着构建新型社团的可能——能不能实现，得看微信使用者一起在那里做些什么。
古代的“信”和信仰社群
罗马帝国时期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信件（文学和非文学）的黄金时代，早期基督教也参与其中。早期基督教运动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写信人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运动中信件的功能，包括宗教和道德指导、神学宣传、牧民关怀和咨询，以及在教会领导层中行使权力。基督教信件的历史始于公元50年左右，最有代表性的也许是犹太基督教传教士扫罗/保罗的书信，《新约》中以他的名字保存了13封书信。
早在保罗活动的罗马帝国时期之前，古希腊就已经有了关于书信的纪录。希腊人书信的最早证据，可在荷马的《伊利亚特》（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中找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用“信”设计了他三部悲剧的情节。古希腊思想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提到和引用一些信件，基本上都是波斯帝国的（秘密）外交、军事事务和行政管理信函。有证据表明，希腊人也是这么做的。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也提到了好几封信，一般是外交或官方信件。其中，他引用了斯巴达人指挥官保萨尼亚斯与波斯国王之间的通信，流亡的雅典将军特米斯托克勒斯写给波斯国王阿塔克赛斯的信，以及雅典将军尼西阿斯的长信，他在这封信他向雅典人通报了西西里远征的进展情况。
在一部西塞罗通信集里收录了大约860封罗马共和时期的信件，有90封是由同时代的重要人物如凯撒、布鲁图和庞培写给西塞罗的。西塞罗的私人信件，记录了共和国后期罗马精英成员之间活跃的信件交流，还让我们看到信件的典型主题和用途：推荐朋友和熟人、死亡后的安慰、哀叹自己的痛苦、政治事件的信息和私人事务；但也有关于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是丑闻事件的传闻趣谈。这样的内容，和我们今天常在微信上看到的差不多。
与希腊、罗马时代的通信不同，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通信，不只是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互通信息，而且是信众的共同读物，因此帮助构建了早期的基督教社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成为人类通信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基督教历史学家斯坦利·斯托尔斯指出：“早期基督教的一些性质使其成为一个写信的运动。我们拥有古代基督徒写的九千多封信。” 九千多封信（其中许多是世俗的）存留到今天，但更多的几千封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丢失了。今天基督徒们最熟悉的现存信件是那些被整理并列入《新约》中的信件。《新约》中约有一半是写给教会和个人的信件。
公元1世纪，写信是一个昂贵而耗时的过程。当一个人写信时，他或她经常使用一个专业的助手（秘书），因为写信是一种涉及标准化修辞技巧的专门技能。在一封精心制作的信件定稿之前，往往要经过几稿。新约中提到了一些助手，例如特提乌斯和西拉。保罗在问候中提到的一些人也可能帮助保罗写作和制作他的信件，例如，索斯提尼，也许还有提摩太。
（Potlatch，又称散财宴）中，礼物的数量很重要。数量是权力、财富和慷慨的标志，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赠送者为其礼物赢得的声望上。然而，在库拉圈中，礼物的数量并不重要；给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显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库拉圈有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在把这个过程联系在一起。那么它是什么呢？
答案是在他与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辩论过程中出现的，莫斯在1925年的《论礼物》中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做出了回应。莫斯认为，每件库拉礼物都是特罗布里安群岛文化的“全面预演”。每件物品都有其复杂的历史，从一个接受者到另一个接受者的旅程和通道，经次传递这些物品就是确认这段历史，并由此再生传统的礼物交换文化。莫斯借鉴了毛利语的“豪”（hau），意思是“礼物的精神”，来解释库拉礼物所受到的尊敬。礼物不仅仅是一个礼物：它是交换文化的精神象征。继续交换是一种精神行为，肯定了文化的统一性。
在微信的思考部落里，思考是部落的精神，包含着思考的“信”是在部落里不断传递的礼物，它从不在某一个人手上停下来，成为他的财产或资产。一旦礼物的传递停止了，它也就死了，不再有价值。与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观察的土著部落不同，微信上的思考部落成员可能同时属于不止一个部落，他们恰恰是思考部落里最有价值的成员，因为他们会把一个部落里传递的礼物向其他思考部落传递，思想礼物的库拉圈便随之扩大。
我不知道微信使用者们中，是否有可用以“散财宴”为隐喻的部落。我想，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以某种绝对权威为中心的部落。这个权威向群内成员发放礼物，礼物是他的权威、资源和慷慨的象征，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后学”和“国学”圈子就形成过这样的“散财宴”部落（虽然不是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围着当时的几位“学界大佬”转，想从他们那里多得些礼物（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推荐信，等等）。那是微信朋友圈之前的事情，我不清楚今天微信朋友圈里是否还有这些大佬的踪影。不过，我所知道的思考型微信群都是以“库拉礼物”而非“誇富礼物”为其部落精神，我认为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进步。
社交媒体上人群的部落化已成常态，部落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部落中传递的是怎样的认知和价值礼物，这样的礼物会成为有标志性的部落精神。在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里，不应该强求同一或统一的礼物精神。以任何名义作出这样的强求，都有可能沦变为全面管控和压制的借口。单单在微信这一个社交平台上，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不同的部落，只要它们不互相仇视，即使认知和价值观有分歧和冲突，也能和平共存，相安无事。
不同的社交媒体网站（如中文的微信、微博、抖音、知乎、豆瓣等）形成的不同“部落网”，要比微信部落的范围更大，这样的部落也可以用人类学研究的部落为隐喻。美国社交媒体评论人蒂莫西·雷纳指出，每个社交媒体网站就像太平洋里某些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它是一种礼品文化，这意味着它吸引了一定的人群。每个人群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兴趣和期望。这些差异是微妙的，却是决定性的。……Facebook、LinkedIn、Twitter、谷歌（Gmail、G+）、Pinterest、Tumblr等，组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兴趣和期望的部落群岛”。
今天大多数微信用户是没有离开过自己“朋友圈”岛屿的部落中人，他们不了解其他部落中的人们，对外界怀有偏见、害怕，甚至仇恨。如果我们有可能不做这样的“岛人”，那么也许可以选择成为漫游群岛的旅行者。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参与到多个网站和社区中，就像旅行者参与多种不同的礼物关系。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得找到自己的部落，当我们以自己的部落为中心进行分享时，在多个渠道上的分享会更容易。
对我本人来说，一个以自由和独立思考为库拉礼物的思想部落所给予我的回报比我能对它的贡献要多，我认同这样的部落。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先于参与者存在的部落，当我们与选定的他人分享和传递礼物时，部落就会出现。分享圈通常基于共同的认知和价值观，思想部落尤其如此。在“礼物精神”的熏陶下，思想的礼物成为对分享圈和它所维持的部落的感激之情的象征。我们在网上交流中越是培养这种精神，它也就会越是强大，越是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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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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