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社交部落怎样改变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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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贲 风声OPINION 2022-06-01 17:00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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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

近期,马斯克在播客节目中盛赞了“微信”,引起了国内的热议与转发,尤其是在他身处收购推特的舆论焦点之下,引发了大家对新一代推特的猜测。

在节目中,马斯克称:在中国,基本上人们可以活在微信里;用户可以发表评论、视频,而且内容创作者可以获得收入分成;你可以用微信完成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在他看来,微信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学习的模范……

今年,恰好也是微信朋友圈十周年。同时正如马斯克所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工作,都已离不开微信的存在。然而,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微信这一日常使用的工具呢?为何它能够如此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无法离开微信?它对我们的生活与内心,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微信的“信”:人类第三次通信时代

微信的朋友圈已经有十年了,朋友圈可以说是微信社交媒体的特色产物。无论是作为个人之间的“即时信息”(问候、寒暄、聊天)的方便工具,还是作为“严肃信息”(时务评论、学术消息、论文分享)的传递渠道,微信都已经是许多中国人不可缺少的社交平台。

微信上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圈”,对不同的朋友圈,微信的“信”有不同的含义和作用。我在这里只能谈一下我所关注和熟悉的那种“信”,以及它在思考型朋友圈里可能起到的社群构建作用。社群是我们感觉了解和被了解的地方,在比较了解的相互关系中,人们才能比较容易看清彼此的真实兴趣所在。

从历史上看,社群构建是“信”所能起到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只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和文化变革下才特别显现出来。拜科技革命所赐,我们有幸正在见证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和文化变革。社交媒体是否将会帮助构建某种新型的人类社群,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有好的迹象,也有不好的迹象。如何帮助社群构建朝好的方向发展,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社交媒体(包括微信)的一个部分。

微信的“信”,传递的远远不只是朋友、家人、熟人之间的问候或讯息(私人通信),它还具有一种人群组合的功能,形成一个又一个无形的“社群” 或“社团”。虽然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早已有了私人通信,但发挥社群建构作用的通信却要到罗马帝国,尤其是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运动时代才会出现,那个时代因此也被称为“书信的黄金时代”。下一个这样的重要时代,在18世纪启蒙运动又出现过一次。今天,电子社交媒体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这样的重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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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次通信时代构建的社群性质都不相同,第一次构建的是一个宗教信仰社团(基督教会),第二次构建的是一个精英哲人的理性学术社团(文人共和国),到目前为止,第三次构建的是大众时代各种各样的部落社团,微信的朋友圈不过是其中的一种。

从智识和道德水准来看,微信朋友圈的许多部落都是开放社会的退化形式,但这并不是微信朋友圈的全部,有的朋友圈“思考部落”蕴藏着构建新型社团的可能——能不能实现,得看微信使用者一起在那里做些什么。

古代的“信”和信仰社群

罗马帝国时期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信件(文学和非文学)的黄金时代,早期基督教也参与其中。早期基督教运动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写信人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运动中信件的功能,包括宗教和道德指导、神学宣传、牧民关怀和咨询,以及在教会领导层中行使权力。基督教信件的历史始于公元50年左右,最有代表性的也许是犹太基督教传教士扫罗/保罗的书信,《新约》中以他的名字保存了13封书信。

早在保罗活动的罗马帝国时期之前,古希腊就已经有了关于书信的纪录。希腊人书信的最早证据,可在荷马的《伊利亚特》(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中找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用“信”设计了他三部悲剧的情节。古希腊思想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提到和引用一些信件,基本上都是波斯帝国的(秘密)外交、军事事务和行政管理信函。有证据表明,希腊人也是这么做的。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也提到了好几封信,一般是外交或官方信件。其中,他引用了斯巴达人指挥官保萨尼亚斯与波斯国王之间的通信,流亡的雅典将军特米斯托克勒斯写给波斯国王阿塔克赛斯的信,以及雅典将军尼西阿斯的长信,他在这封信他向雅典人通报了西西里远征的进展情况。

在一部西塞罗通信集里收录了大约860封罗马共和时期的信件,有90封是由同时代的重要人物如凯撒、布鲁图和庞培写给西塞罗的。西塞罗的私人信件,记录了共和国后期罗马精英成员之间活跃的信件交流,还让我们看到信件的典型主题和用途:推荐朋友和熟人、死亡后的安慰、哀叹自己的痛苦、政治事件的信息和私人事务;但也有关于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是丑闻事件的传闻趣谈。这样的内容,和我们今天常在微信上看到的差不多。

与希腊、罗马时代的通信不同,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通信,不只是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互通信息,而且是信众的共同读物,因此帮助构建了早期的基督教社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成为人类通信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基督教历史学家斯坦利·斯托尔斯指出:“早期基督教的一些性质使其成为一个写信的运动。我们拥有古代基督徒写的九千多封信。” 九千多封信(其中许多是世俗的)存留到今天,但更多的几千封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丢失了。今天基督徒们最熟悉的现存信件是那些被整理并列入《新约》中的信件。《新约》中约有一半是写给教会和个人的信件。

公元1世纪,写信是一个昂贵而耗时的过程。当一个人写信时,他或她经常使用一个专业的助手(秘书),因为写信是一种涉及标准化修辞技巧的专门技能。在一封精心制作的信件定稿之前,往往要经过几稿。新约中提到了一些助手,例如特提乌斯和西拉。保罗在问候中提到的一些人也可能帮助保罗写作和制作他的信件,例如,索斯提尼,也许还有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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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和其他写信的人都希望他们的信件能在教会会议上被大声朗读。许多学者认为,新约中给以弗所的信是写给小亚细亚的其他教会的,而不仅仅是给以弗所的。保罗在坐牢时写给教友们的一封信里特别关照:“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
公元3世纪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在他的《教会史》里记叙了在教会会议上大声读信的习俗,“在古代和我们的教会中,许多教会都公开宣读”。尤西比乌斯引用了狄奥尼修斯(Dionysius,172年左右任科林斯主教)写给索特(Soterius,167-174年任罗马主教)的信,其中写道:“今天是主日,我们读了你的信,并将继续经常读它来告诫我们,就像我们对克莱门特为你(即罗马教会)写的早期信件一样。”
正是因为这样的“信”是公共读物,它才得以发挥构建一个信仰社团的作用。 
在教会的前两个世纪,大多数会众都在家里聚会。一些会众领袖几乎没有接受过基督教教义方面的培训,因此使徒和主教的信件副本在会众的崇拜和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信件被大声朗读,以提供灵感、鼓励、教导和纠正。今天,微信上那些被广为转发的“信”,更像是基督教运动中而不是希腊、罗马时期的信。微信上传播的一些时务评论、问题分析、学术论文、文化解析等,也都是给众人阅读的公共读物。
启蒙时代的“信”和知识社群
18世纪迎来了通信构建新型社群的第二个活跃时期,这次构建的不再是一个宗教信仰群体,而是一个以知识、理性和人道价值为基础的学者社群:“文人共和国”。 
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里写道,“大体而言,文人共和国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靠朋友聚餐、酒馆和咖啡馆里的非正式聚会和广泛的通信来维系彼此的关系。”启蒙时代的知识变革带动了知识群体的变革,新知识通过以“信”的形式传递的文字,无国界限制地在知识者之间传递,“信”再一次在历史上发挥了构建新型社群的作用。 
启蒙运动时期,从一开始,书面信函就是首选的交流媒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欧洲范围内形成学者社群的前提条件。在那个还没有学报和期刊的时代,信件是与整个学界接触的唯一途径,可以了解最新的发现,获得书评,甚至是在国外出版的书籍本身,寻求赞助,传播自己的理论观点,并获得影响力。
一言以蔽之,写信是推动一个人作为学者的职业生涯的根本。学者们围绕文化机构(如博物馆、图书馆、学院)和研究项目组织起来,收集、整理和传播知识。这是一个前学科时代的社区,大多数现代学科都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它是今天各种知识学科联盟的祖先,从17世纪的沙龙和18世纪的咖啡馆到科学院或学术团体和现代研究型大学,一步步发展起来。书信往来,曾是早期现代欧洲博学世界的支柱,一个支撑学术理念和成果的社会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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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知识群体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众口一词,它的一个标志乃是成员们在哲学和政治信念上各持己见,正如盖伊所说,“启蒙哲人……除了以推动共同的事业为最大乐事外,其次就是以批判战友为乐事了。”
他们自称是一个“小团体”,有共同效忠的事业和共同的世界观,“这种意识超越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激烈争吵:启蒙哲人没有一个政党纲领,但他们确实结成一党。……外界的骚扰或对骚扰的担心也驱使启蒙哲人们想到他们的共同之处,忘掉他们之间的分歧”。
把启蒙人士联系成“文人共和国”的,不是今天大学里那种躲避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学院专业主义,他们通过各种可行的途径贴近现实。他们的知识兴趣与启蒙的意愿一脉相连,合二为一,既开拓了新知识的领域,也形成了新的读者群体。他们和读者形成了英国学者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心灵共同体”,他们的通俗化很少流于庸俗。 
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微信上能够看到的那种可以视为“信”的,上传和转发的知识和思想读物。18世纪启蒙时期的“文人”社团,在世界范围里形成了新的思想和价值观纽带。
当然,文人共和国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社区(一个学者的乌托邦,在那里,差异在理论上并不重要),但它也是一个信息网络和一个动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种各样的知识项目——其中许多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有着重要影响——被提出、辩论、验证和实践。它是在前人开拓的条件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在16和17世纪,商人和传教士帮助建立了全球信息网络和殖民前哨,改变了文人共和国的地理环境。到了18世纪,形成一个跨大西洋的通信网络便是水到渠成。虽然隔着大西洋,但一些美国建国之父们也与欧洲思想家们有频繁的通信往来。
18世纪的通信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价格昂贵,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信件常常直接交给船主和船长。美国法律要求船长将所有邮件送到第一个入境港口的邮局,但有时也会被带到收件人或所送邮件的当地邮局投递。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城市之间的信件往往是在邮件之外私下进行的。在许多情况下,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美国邮政局收取的高额费用。
社交媒体时代的部落社群
如果说18世纪是一个文人通信热的时代,那么当下就是一个大众微信的狂欢时刻。
“信”变得如此便捷而且免费,不管是谁,只要愿意,爱发什么“信”就可以发什么。倘若不会写,那也不要紧,只要动动手指,转发个什么,不也同样是一封信吗?人们互相问候,经常不着一字,转发个什么,热络或友谊的意思就已经传到。微信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这种“互致问候”的心理需要。再加上写字懒人爱用的形意符号(emoji),讲究格式、称谓、祝词等的传统“书信”已经几乎完全被没有文化要求的 “大众通信”所取代。 
更关键的变化是,以前是要有严肃的事情,重要的发现、非交流不可得思想成果等,才提笔写信。今天,如何一个“大众发信人”都可以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或者根本是没话找话说,就上网联络,更不要说是因为无聊和孤独而找人聊天和闲谈了。古代通信那种严肃交流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甚至几近为零。
人们会通过社交媒体形成大大小小的熟人朋友群,这样的群合并不是建立在什么理念或价值基础上的。这样的“微信人”,充其量不过联络为一个个同病相怜、互相安慰、分担抱怨、抱团取暖的小部落,不可能指望他们能互相结成更大的群体。 
社会学家们和媒体研究者关注一种更深层的信息部落,他们被困在“信息茧”里,没有意愿也无力突围而出。这样的信息部落,不只是情感上的,而且更是认知上的,是一些信息单一、思想封闭、自以为是的“部落”,这样的部落与开放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哲学家卡尔·波普曾对现代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去个人化”表示担忧。对于社会中人们之间日益加剧的隔离和碎片化,波普写道,“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实际上从不打照面,办事的方式是孤独而隔离的个人用文字信件或电报互相联系……这样的虚构社会可以称为完全抽象或去个人化的社会”。波普一生捍卫开放社会的理念,警告开放社会始终存在着一个危险,那就是社会的抽象化和去个人化。今天,大众社会的社交媒体问题正在证明波普的预言是多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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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按照波普的说法,是一个人们坚持言论和思想的自由,互相理性地平等对待,可以在说理中互相批评,推动社会进步。社交媒体上的大多数部落都是相互隔绝的,许多人只是通过部落式的“朋友圈”才寻求到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信息来源的单一化造成了部落民众观点的“极化”,他们变得越来越偏激和固执。 
这是对社交媒体非常负面的看法,虽然对绝大多数这样的部落来说是准确的,却容易忽略社交媒体上另一些有着积极和建设性意义的部落活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些部落中起到积极凝聚作用的思考礼物关系。
大致而言,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做三件事:消费内容,分享内容,馈赠内容。
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加分辨地浏览阅读,有的人经过阅读甄别和选择后,把自己认为值得分享的内容转发出去,少数人有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上传到朋友圈或网上。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将“分享”打造成一个主体概念和行为,使分享成为社交网络的思维和架构的核心。这可能无意给许多人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分享是社交网络的全部用途。然而,这样的“分享”概念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在线社区的道德意图和心理回报,应该如何看待在线活动对人们产生的吸引力呢?——仅仅是抱团取暖,还是贡献独立的批判性思考成果(正确与否另当别论)。因此,这样的“分享”会使人们忽略了社交网络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潜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社群送出自己的馈赠。
“信”的馈赠和回报,构成了信的“礼物”特征。古人就已经觉察到了“信”与“礼物”以及“友谊”之间的内在联系,“信”可以帮助克服或至少应对分离,但也会引起人们对这种分离的关注,从而有可能强化孤独感。作为一种服务于社会和实用需求的对等交流媒介,信件交流与礼物赠送密切相关。尽管信是一种主要被理解为文字的物质物品,但它还有一个口头/听觉层面。通常情况下,持信人的口头信息是对书面文字的补充。更重要的是,书信还具有内在的口头性。由于信件通常被认为是作者的真实写照,书面文字在送达时被朗诵,而不是由收信人默读。
在一些微信朋友圈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礼物和礼物馈赠,这是微信朋友圈最积极,最有智识和道德吸引力的部分。这里需要对两种不同的微信朋友圈加以区分:第一种是“人为的”,如同学、同事、业务联系人员等;另一种是“自然的”,包括自愿组合和与微信联系人组成的朋友群。人为群里经常会出现剧烈的立场和意见暴力冲突,迫使不愿陷入其中的人选择退群。自然群体以志同道合为基础,较少发生这种情形。思考部落的社区,基本上属于后一种自然朋友群,但并不是所有的自然朋友群都是思考部落。 
思考部落的礼物精神
思考部落是由部落里传递的特色“礼物”,也就是思考,为特征的。1914年至1918年期间,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安群岛进行实地考察,该群岛由所罗门海的珊瑚环礁组成,呈螺旋状。马林诺夫斯基放弃了岛上的殖民地定居点,“回到本土”,与岛民生活在一起,观察他们的习俗。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西太平洋的阿根廷人》(1922年)中,改变了西方研究人员对本土文化的思考方式,并催生了现代人类学的学科。 
马林诺夫斯基很好奇,为什么部落首领会在群岛上旅行,互相交换礼物。酋长们会冒着生命危险从一个岛划船到另一个岛,交换明显不值钱的饰品(贝壳项链和臂章),但他们把这些饰品当做珍贵的物品。整个特罗布里安群岛在一种仪式性的礼物交换中联系在一起,岛民们称之为库拉环(Kula)。库拉环,是本地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参加库拉环是一种特权,也是政治权力的标志。地位高的参与者往往会有几十个伙伴,他们通常会与之交换礼物。尽管这些物品本身很微不足道,但礼物的传递却非常隆重和有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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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在库拉环中交换的饰品会被岛民们如此敬重地对待。如果部落首领想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为什么不建造更多精致的礼物,或赠送更多此类物品?在北美的“誇富宴”

(Potlatch,又称散财宴)中,礼物的数量很重要。数量是权力、财富和慷慨的标志,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赠送者为其礼物赢得的声望上。然而,在库拉圈中,礼物的数量并不重要;给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显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库拉圈有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在把这个过程联系在一起。那么它是什么呢?

答案是在他与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辩论过程中出现的,莫斯在1925年的《论礼物》中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做出了回应。莫斯认为,每件库拉礼物都是特罗布里安群岛文化的“全面预演”。每件物品都有其复杂的历史,从一个接受者到另一个接受者的旅程和通道,经次传递这些物品就是确认这段历史,并由此再生传统的礼物交换文化。莫斯借鉴了毛利语的“豪”(hau),意思是“礼物的精神”,来解释库拉礼物所受到的尊敬。礼物不仅仅是一个礼物:它是交换文化的精神象征。继续交换是一种精神行为,肯定了文化的统一性。

在微信的思考部落里,思考是部落的精神,包含着思考的“信”是在部落里不断传递的礼物,它从不在某一个人手上停下来,成为他的财产或资产。一旦礼物的传递停止了,它也就死了,不再有价值。与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观察的土著部落不同,微信上的思考部落成员可能同时属于不止一个部落,他们恰恰是思考部落里最有价值的成员,因为他们会把一个部落里传递的礼物向其他思考部落传递,思想礼物的库拉圈便随之扩大。

我不知道微信使用者们中,是否有可用以“散财宴”为隐喻的部落。我想,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以某种绝对权威为中心的部落。这个权威向群内成员发放礼物,礼物是他的权威、资源和慷慨的象征,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后学”和“国学”圈子就形成过这样的“散财宴”部落(虽然不是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围着当时的几位“学界大佬”转,想从他们那里多得些礼物(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推荐信,等等)。那是微信朋友圈之前的事情,我不清楚今天微信朋友圈里是否还有这些大佬的踪影。不过,我所知道的思考型微信群都是以“库拉礼物”而非“誇富礼物”为其部落精神,我认为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进步。

社交媒体上人群的部落化已成常态,部落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部落中传递的是怎样的认知和价值礼物,这样的礼物会成为有标志性的部落精神。在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里,不应该强求同一或统一的礼物精神。以任何名义作出这样的强求,都有可能沦变为全面管控和压制的借口。单单在微信这一个社交平台上,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不同的部落,只要它们不互相仇视,即使认知和价值观有分歧和冲突,也能和平共存,相安无事。

不同的社交媒体网站(如中文的微信、微博、抖音、知乎、豆瓣等)形成的不同“部落网”,要比微信部落的范围更大,这样的部落也可以用人类学研究的部落为隐喻。美国社交媒体评论人蒂莫西·雷纳指出,每个社交媒体网站就像太平洋里某些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它是一种礼品文化,这意味着它吸引了一定的人群。每个人群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兴趣和期望。这些差异是微妙的,却是决定性的。……Facebook、LinkedIn、Twitter、谷歌(Gmail、G+)、Pinterest、Tumblr等,组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兴趣和期望的部落群岛”。

今天大多数微信用户是没有离开过自己“朋友圈”岛屿的部落中人,他们不了解其他部落中的人们,对外界怀有偏见、害怕,甚至仇恨。如果我们有可能不做这样的“岛人”,那么也许可以选择成为漫游群岛的旅行者。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参与到多个网站和社区中,就像旅行者参与多种不同的礼物关系。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得找到自己的部落,当我们以自己的部落为中心进行分享时,在多个渠道上的分享会更容易。

对我本人来说,一个以自由和独立思考为库拉礼物的思想部落所给予我的回报比我能对它的贡献要多,我认同这样的部落。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先于参与者存在的部落,当我们与选定的他人分享和传递礼物时,部落就会出现。分享圈通常基于共同的认知和价值观,思想部落尤其如此。在“礼物精神”的熏陶下,思想的礼物成为对分享圈和它所维持的部落的感激之情的象征。我们在网上交流中越是培养这种精神,它也就会越是强大,越是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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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