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01 陈健民

北京日落的城市景观（Image via shutterstock.com）

在颜择雅编《余英时评政治现实》的最后一章的按语中，藏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那是有关2020年《二十一世纪》创刊十周年活动上，诺贝尔得奖人杨振宁在会上态度轻蔑地扬着一篇余英时教授的文章：「看看，这就是某某人在十年前写的文字。」

那篇文章在扬振宁眼中为何如此可恨? 他没有明说，但可能是文章其中一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大可能有光辉的前景，因为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世纪造下的罪孽太深重了。」剌痛了他的民族主义神经。究竟余教授所指的罪孽为何? 谁在作孽?

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文中，余教授认为二十世纪在中国发生的连串革命，已伤及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根本；中共不单在土改、大跃进和文革等造成生灵涂炭，更是全面摧毁了传统的文化和民间社会，令民众在思想信仰和社会自治能力被完全淘空，任由极权鱼肉。这一切源于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急于救国而引进共产主义，这套革命理论为暴力披上道德的外衣，最终却被毛泽东之辈（就像历代革命中刘邦、朱元璋般社会边缘人物）绑架了整场革命。农民取替城市知识分子，后者落得靠边站，甚至在连番政治运动中被打成牛鬼蛇神。

余教授虽说自己不是儒家，但却推崇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因为此念一出，天下已非皇帝独有。他对五四以来的「彻底反传统」不以为然，认为儒家在历史上被当权者用法家和黄老思想扭曲，以支撑「君尊臣卑」的体制。他试图还原儒家「庻民议政」、以「道统」制衡「政统」的精神，所以正面肯定历史上东林党和太学生闹事，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抗议传统。

我相信余教授目睹八九民运时心情一定非常复杂：喜是见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复苏，忧是见运动走向革命的边沿随时堕入深渊。但六四镇压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共以各种资源收编知识分子，有些反而鼓吹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 （本书收录〈海峡危机今昔谈〉便是回应新左派代表人物王绍光的论点） ，更多的是做政治鸵鸟，在技术层面为政权出谋献策。中国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欲望、被权力眷顾时产生的亢奋，令人惨不忍睹。所以当余教授说「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都来自知识分子犯的罪」（第189页） ，除了是因为他们曾鼓吹过激的革命思想外，还有是他们的儒弱与贪婪，甘愿成为极权的共谋吧！

杨振宁和一些华人科学家，早在中国陷入文革灾难时已押上自己的名声为中共背书，改革开放后又致力推动中国科学教育，应是本于一种爱国情怀。问题是如没有更高的普世价值指引，这种民族主义可被政府操弄成为极权的精神支柱。余教授在此书多处提到中国从1895到1945年便以一个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身分抵抗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侵略」、「外国势力干预」等概念已深入民心。中共心知肚明共产主义已经破产，因此更着力于历史的「再造和运用」，以巩固其统治基础，动辄以「中国五千年文化」、「自古以来便属于中国」等话语来正名维稳的举措和大一统的主张。

余教授指出，中共从「八国联军瓜分中国」谈到「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说法根本缺乏历史基础，而美国更是在列强中最没有意欲占领中国土地的国家。这种历史的解读，只是为了服务当前政治的需要。余教授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本来并不强烈，在满人入主中原后反清情绪并不高涨。连代表极端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因为得到慈禧太后的眷顾，才毅然从「反清复明」改为「扶清灭洋」的主张，可见政治权力如何巧妙地操弄民族主义。

余教授惊讶于中共由极左的共产主义转变成极右的法西斯权贵资本主义，民众竟然可以接受这种摆动。除了是中共摧毁了民间的抵抗空间外，我认为有相当大量的民众（包括知识分子） 是从心底里对极权臣服。除了许多人在此独裁体制中获得好处外，更多是受到大一统的民族主义所迷惑。他们相信只有中央集权才能维持国家主权的完整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继而可富国强兵，挑战西方霸权，一雪百年耻辱。

从建构民族主义以支撑极权主义的角度出发，余教授认为中共要以武力威吓台湾，是因为台湾已成为一个「象征」，代表西方在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这就好像纳綷德国要针对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象征。只要将两岸问题被说成是「外国势力的干预」，便能转移中国民众的现线，令他们对两岸政治制度的差距以至台湾新生代「天然独」的倾向视而不见。透过操弄仇外情绪，中共一方面可加强内部团结，另一方面亦筑起一道防火墙，令台湾的政治进程不至牵动中国民众的民主意欲。

余教授多次为文谈到中国人一面仇外，一面羡慕西方的强大。这种「羡憎交织」的心结，令「来自西方而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青睐。但发展到今天，因为中国经济的猛速发展，已令习和平和一众「国家主义者」相信中国已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相反，西方在全球化和金融风暴后出现的社会不均、族群冲突和民主政府的失效，令中国有更强大的制度自信。习近平和小粉红们对西方羡慕之情已急速减退，剩下的是满眶恨意，要谈「战狼外交」、谈「亮剑」。所谓「中国梦」便是强国梦，在强大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价值。相反，任何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理念如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造成障碍，惟有遇佛杀佛。

在这种仇外民族主义底下，香港今天的悲剧几乎是命定了的。如果台湾是象征美国分裂中国的桥头堡，香港经历150年英国殖民统治，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亦是争取各样公民权利的「示威之都」，其象征意义何其丰富！容之，标志着中国走向多元共容的世界；毁之，则代表中国走回闭关自守的天朝体系。现在「一国两制」已寿终正寝，台湾和香港的出路何在?

余英时教授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与台独并无矛盾，因为他谈的是「文化中国」，而非政治概念的中国。 （见254页）他觉得和一个极权中国谈统一就等同投降，但假若台湾宣布独立，却只会引来战争。余教授认为不统不独并非坏事，中国历史上亦经历多次分裂时期，其中三国时期更是文化鼎盛、人才辈出。反而在大一统之下，往往「文化丧失多元，学术减少激荡，制度拘于一格，思想无法自由。」（见40页）余教授多年来期盼的，是台湾不要固步自封，切切实实走向民主。看他在书中的文章，对台湾民主发展初期颇是忧心忡忡，恐怕普选带来的是「多数人的暴力」、压抑「少数人的权利」。但经历多次政党轮替，可见台湾民主制度经已整固；余教授更相信族群分歧通过公开辩论，「远比停留在暗潮汹涌的状态所蕴藏的危险为少 」（见129页），可见他对台湾民主化的肯定。

基于这种乐观精神，即使香港在反送中运动后被北京强烈打压，他认为香港多年来发展出的一套自由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不会轻易被摧毁。他对我们占中三子倡议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推崇备至，认为以公民抗命争取民主可跨越暴力革命的陷阱。他期盼香港能「创建一种文化氛围，让以天下是非为已任的现代知识人能够不断出现。」（见45页） 但以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抗争换来的却是政权更残暴的反扑，难免令人质疑抗争的意义。余教授认为中共的确不会马上改变，但假如港人节节后退做「乖孙子」，只会变成百分之百的奴隶，连丝毫的希望都会失去。

对于中国，余英时教授有何寄望？在1989年六四镇压后，余教授曾断言「没有政权能恃暴力而传之久远」。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台商、港商以至美商重新投资中国，令其经济持继发展，政权稳固如山。余教授亦曾断言当强人邓小平去世，中国必出现剧变，结果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顺利进行权力转移。由此可见，中国专制的文化与社会基础之深，连史学大师亦未能参透。

如果中国民主化是那样遥不可及，当前有识之士应在何处着力？ 「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便是怎样在二十世纪的废墟上重建民间社会，使一个比较合理的新秩序得以逐渐实现。」（见301页）余教授如是说。我完全同意余教授对公民社会重要性的分析，我亦是抱着同样的心怀，多年来默默在此领域耕耘，希望为中国的民主化奠下一点基础。但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和维权律师遭受全面打压，剩下来的非盈利组织只能在政府的框架内提供公共服务，日渐失去自主性。这些组织更被迫依赖政府或本土基金，与国际公民社会日渐脱钩，最终恐难重建余教授所设想的社会秩序。余教授泉下有知，会否感概落泪？但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像日月星辰，引导了多少知识人以客观精神面对历史，其贡献远远超越一时一地的政治判断。作为知识人，在乱世中以最大的理性和良知责其言责，即使无力回天，亦是「有言毕竟胜无言」！ （见303页）

【关于本书：余英时评政治现实】
▶ 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2021）

安徽潜山人，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1974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自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荣退，2004年入选美国哲学会会士。曾获日本关西大学等多所大学名誉博士，2006年获克鲁格奖、2014年获唐奖。著作有中英文数十种，包括《历史与思想》、《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会友集》、《朱熹的历史世界》、《论天人之际》、《余英时回忆录》等。

颜择雅

金鼎奖专栏作家，著作有《爱还是错爱》、《向康德学习请客吃饭》、《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后》等。 2002年创办雅言文化出版公司。

《余英时评政治现实》（颜择雅编，印刻出版，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