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漏雨苍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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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杨绛这四个字,活脱脱中国文人的一张脸,「苍苔」如满脸皱纹,「漏雨」似狼狈不堪,实在是绝妙,但是温饱与尊严皆失的中国大众哪里还欣赏得了?无奈老太太又长寿得惊人,「长寿」在苦难岁月中乃是一种富贵了,寻常百姓简直无法逼视。所以「盛世」里弄出这场菁英与大众的误会,倒也经典得一塌糊涂,是文化争议还是政治歧见,谁说得清?不过它预示了在体制与民间博弈之外,文人与市井还需要磨合,则是肯定的。 】

2016年杨绛105岁仙逝,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悼念,有人讥曰“夹杂着数不清的『鸡汤文』”,最刺目是官方罕见褒扬,民间则褒贬争辩甚激烈。杨绛九十二岁开始“小清新”写《我们仨》,以意识流手法描摹“客栈”、“古驿道”,感叹“枯藤残柳,萧萧落叶,漏雨苍苔”,直引得国人无比惊叹,赞为“淡泊功利的人格典范”。然而有人说,中国人活得像猪一样的事实,在老人笔下成了“梦境的邈远迷离”;也有人评定:这一代知识分子很难拔得太高,幻想中做贵族,动机善良,行为盲目,中国走了六十年邪路,也有他们一份。这次风波无意间流露社会对所谓“文人”的集体无意识,不议一下都可惜。

早在1998年钱钟书走的时候,已起毁誉论战。当时的焦点很奇怪,不是人格而是钱的学问。有人引述了李泽厚的评论:

『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好像这个「杯子」,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 「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国、外国怎么讲,那是很多。不过这个工作,到电脑出来,就可以代替,电脑记得更全。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

李泽厚有无此评价,我很怀疑。学问本来是无功利的,谈什么“永照千古”?据说余英时借以赛亚•伯林的“狐狸型”和“刺猬型”思想家分类方式,界定钱是狐狸型学者,即淹博渊通、无所不知,刺猬型则独掌一技、思精体大,前者缺乏系统,后者缺乏细节,各有短长;余认为钱对思想体系没兴趣。

当时最激烈的评价,来自刘晓波。他说“钱学”已成一门新学问,而且江泽民的中共第三代对“钱老”都很尊敬,乃是重量级统战对象,但是他认为“钱钟书的学问没有独创性”,一部《管锥篇》不过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注经陈调。然后,刘晓波第一次质疑钱杨的生存之道谓之“沉默”,触及到文人在专制下的“人格”,也是知识界无法回避的题中应有之义。

1998年钱钟书去世之际,余英时写了《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他认为钱钟书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钱钟书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为: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余英时认为这是钱的“咏怀诗”。 2007年余英时再次评钱:

『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

余对钱,保持了“传统文人”的雅量,或曰“同情的了解”。这么说,是因为余英时不仅在乎读书人守住“文化的操节”,以诠释的晚年陈寅恪,展示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的承偌;而且,他也毫不客气地批判四九后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新“传统”——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晗,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皆为陈寅恪所谓“改衰翁为姹女”的显例;过去人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有“敢犯龙颜”之风骨,后来的资料却显示,马寅初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而较早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却终身不再吭气。

这些事实,都显示“文人”乃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复杂、艰深的课题,难在究竟以何种标准定位他们:“旧式文人”,还是“知识分子”?若以后者论,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几无合格者耶?

当年同侪如杨宪益回忆钱钟书认为,其实钱钟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 “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杨也指出,钱钟书虽然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

『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替钱杨辩护:

『钱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国文人学术上的私传统(文人们自己玩),他的这些学术笔记并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学术作品,他没有这个兴趣,他只是自娱自乐,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在那样的知识海洋里遨游,不拍出点水花来都难……钱杨两位所处的时代,在其一生事业最鼎盛的时期……超过30年,那是个动辄得咎的年代,以他们两位在学界的地位,能够没有害过人,不说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说他们犬儒也好,说他们懦弱也罢,都是苛刻的。他们在政治上是圆滑的,但如果没有害人仅仅为了自保有什么错呢?至少不应该作为公共批评的事实起点。 』

萧瀚认为,那些默默地隐在大众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恶的人,不该受苛责,尤其在那个总是被逼着作恶的时代,能做到这样就已经不容易。 “逼人做英雄,在哪儿都是个恶习。”

有一位吴薇,看得更为复杂:

『一方面,回看过去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不自污、不说违心话,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杨绛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全盘底线沦丧的浩劫中,用自处的方式保存高洁。另一方面,处在2016年的我们,如果还用上世纪知识文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自保原则,评价一个学者留给生者的生命遗产,到底是逝者的不幸,还是生者的无知、懦弱与犬儒? 』

钱杨活得“精明”“淡定”的避祸技巧,“生存第一”等人生观,在寻常百姓眼里显得奢侈,甚至“不高尚”,则反衬了中国人在暴虐制度下早已失去“厚道”、“宽容”心态,以及社会人格的偏激、狭隘、泛道德化,这恰是当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社会氛围。

“六四”屠杀后,国内对知识分子的高压加剧了,民风从此无纯良,“笑贫不笑娼”已成自然,更兼有一批人无耻,赛着“不要脸”,大多数急着躲避,无人敢抗争。这局面让人想起鲁迅当年,难怪他那么激愤和尖刻。由此可以想到,传统式微下中国文人的两面性是:无耻与激愤,两相激荡,对社会的影响全是负面的,问题恰好是,激愤治不了无耻,反而让无耻获得“受难感”,变本加利。激愤是把空间让给无耻,使无耻大行其道。

杨绛的小说《洗澡》,堪称刻画中国知识分子“被改造”的一部史诗,不动声色地再现文人在运动中尴尬、忍辱、挣扎、出卖、生不如死的大悲痛,施蛰存赞之为“半部《红楼》加半部《儒林》”。

——摘自《鬼推磨》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