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呼吁“张謇精神”报国民企老板要慌了? – 2020年12月14日/ 头条新闻- 看帖神器
文/古风
习近平又上了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该周刊以“习近平是害惨中国经济唯一战犯!”为题,列举了习近平危害中国经济的种种事实。其实,《经济学人》这种观点也是欧美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共识。为了让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的更多犯罪事实,本文将从习近平滥印货币、引发中美贸易战、搞乱香港和掠夺民企财富等角度,再次揭示习近平的犯罪事实。
第七招:滥印货币稀释民企财富
庸政之恶莫过滥印滥建。滥印货币等于政府公开抢劫民财。这就像有人偷了你的酒喝,然后再往酒里掺水是一个道理,这将直接导致民众资产贬值;滥建则会导致有限的社会资源浪费,从而削弱国家竞争力,并造成住房过剩,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爆发。
自从1971年8月美国政府放弃金本位的货币发行模式后,世界各国大多数都采用与本国GDP总量相对应的货币发行模式。如果国家的广义货币(M2) 发行量超过GDP总量时,其超出部分就属于超发货币,而超发货币不仅会引发通货膨胀,还将直接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2年,中国的GDP总量为51.9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97.42万亿元,政府超发货币约45.5万亿;2021年,中国GDP总量114万亿元(注:中国GDP真实数字将不会超过60万亿),广义货币(M2)余额238.29万亿元,超发货币约124.29万亿元。习近平执政10年,印了141.5万亿元人民币,这其中有124.29万亿元属于超发货币。
滥印滥建、强征强拆是习近平发展经济的两大特色。习近平超发的124.29万亿元货币大多数都流入到房地产市场,由于城市土地有限,为保GTP增长,各级政府完全不顾城市住房空置所带来的浪费,他们还不断通过强征强拆来实行土地再次交易。
据中国住建部公布的数据就显示,中国现在的住房足以够34亿人居住。而央行发布的另一份数据显示,到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超过30%的家庭拥有2套住房,超过10%的家庭拥有3套住房,户均拥有住房1.5套,中国现有1.3亿套城市住房空置无人居住。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滥印货币有以下六大危害:一是会削弱政府公信力、二是会引发市场通货膨胀;三是会导致市场产能过剩;四是会导致银行储户的货币资产缩水;五是会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六是原材料涨价将直接弱化企业的盈利能力。
欧洲有位哲学家说:当纳税失去了对政府的印钞权和杀人权的控制时,这种政府比强盜都要可怕。可事实上,中国的纳税人从来就没有权力去控制政府的印钞权和杀人权。在这种情况下,民企和个人的财富也自然是朝不保夕。
第八招:为争世界霸主把民企当炮灰
许多不明真相的国人都以为,引发中美贸易战的原因是中美贸易逆差太大所致。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理解。事实上,引发中美贸易战的真正原因是习近平的野心膨胀所致。习近平上任后,他首先是故意挑起世界两大阵容的矛盾,妄图称霸世界,故而引发美欧等民主国家对中国的警觉与敌对。
习近平的具体做法是:重拾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国家搞意识形态对立、联俄联朝联伊对抗美欧等民主国家、在海外建军事基地、大肆建造航母企图称霸太平洋、对世界输出中共专制思想、在海外大肆建立中共党支部、利用千人计划收卖各国科学家监守自盗、利用孔子学院大搞间谍活动、利用留学生和侨团在各国大搞间谍活动、利用大外宣为中共称霸世界造势、利用亚投行试图动摇美元的国际地位、利用“一带一路” 试图孤立美国、为争夺话语权在世界各国大肆撒币、在南海大肆填海造岛企图控制国际海上通道、企图武力犯台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单方面撕毁香港《中英联合申明》挑战欧美等国的底线、强制外商投资企业向中国政府转让知识产权、强制在外资企业设立中共党支部、强制拆毁基督教堂并非法拘禁牧师、利用网络黑客在民主国家窃取各军事和商业机密、大肆收卖联合国官员企图掌制国际话语权、大肆收卖海外华文媒体搞全球统战、借维稳在国内大搞种族灭绝、在国內肆意侵犯人权等。上述行为才是引发中美贸易战的真正原因。
中美贸易战打响后,民营企业自然就成了炮灰。为了摆脱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困境,许多出口企业被迫将产品转移到周边国家,并在产品包装上贴它国的产地商标,借此来降低关税成本。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转移的出口企业,几乎很难存活。
据证券时报2022年5月10日报道,为规避美中脱勾和经济制裁所带来的风险,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将工厂或产品中转仓库转移到东南亚各国。美国作为越南产品最大的买家,占越南出口总额约29%。而越南进口总额约有33%来自中国内地。
某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说,如果习近平再连任5年,中国90%以上的出口贸易企业都会关门倒闭。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第九招:搞死香港堵死民企进出口通道
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19年,来自香港的外商投资总额达11,955亿美元,占全国的52.2%。在中国内地获批准的外资项目中,其中47.4%与香港有关。香港也是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要目的地。截至2020年,中国内地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存量达14,385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56%。香港也是中国内地对外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截至2021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有1,368家,总市值约为4.3万亿美元,占市场总值的79%。
为什么全世界的商家都会选择香港转口贸易再到内地,而内地企业也会选择香港来转口商品到国外呢?
一是香港对于进出口货物基本上不用交关税;二是欧美等国对香港出口的商品有优惠的独立关税待遇;三是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协定保障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税减免;四是香港的法律与国际接轨,由香港中转具有法律保障;五是香港出入境十分便利,香港护照拥有168个国家免签;六是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交易结算便利;七是香港人精通中英两国语言,在交易过程中无语言交流挡碍。因此,香港成了内地通往世界的国际自由贸易港。
按照《中英联合申明》,中共承诺港人治港政策将保持50年(1997年-2047年)不变。习近平上任后,中国政府就公开声称《中英联合申明》是一份过期的历史文件,不具备法律约束效应,从而引发香港反送中运动。
2020年6月30日,中共正式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从此以后,香港就由港人治港变成了中共治港。习近平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
就在《国安法》生效的当天,美国商务部正式发文宣布将暂停给予中国香港地区特殊待遇的规定,包括出口许可豁免等一系列优惠,并评估撤销差别待遇的进一步行动。
由于中共单方面撕毁《中英联合申明》,也引发了欧盟对中国的抵制。2021年12月1日,欧盟等32国取消了中国的贸易优惠待遇。由于香港受到《国安法》的限制,许多外国企业和香港企业都纷纷撤离香港。据港媒报道,国安法实施至今不足两年,香港移民人数高达32万人,仅2022年前4个月就有14万港人逃离香港。最新民调显示,目前有四分之一的港人计划移民。
香港被中共赤化后,中国內地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受到巨大打击,有一大批内地企业因失去海外订单而关门倒闭。可见,习近平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不仅废了香港,而且还废了一大批内地民营企业。
第十招:借共同致富对民企补税或逼捐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论” 已成为中国政府掠夺民企财富的通行证。可笑的是,明明是地方财政发不出工资而打劫民企,却要把“劫富济党(官)” 说成“劫富济贫” 。
从2018年开始,中国至少有80%的地方政府都面临没钱发工资的问题。为保证政府正常运转,各地方政府都推出了各种名目的罚款。
据《半月谈》记者2021年4月披露,北方某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一个多亿,而“罚款创收” 就占财政收入来源的70%以上。其中交通违章罚款创收占30%;税务罚款占28%;公安部门治安处罚占5%;城市违章违建罚款占3%;其它罚款占4%。
娛乐明星也成了政府打劫民企财富的重要目标。据媒体报道,近几年来,中国的娱乐明星和民营企业几乎都有过被约谈补税的记录,有些被约谈的明星还当场痛哭;有些被约谈的企业还当场下跪。在这些明星中,名气越大就会被罚得越狠。如:电商主播薇娅被罚款13.14亿元、范冰冰被罚8.8亿元、黄晓明夫妇被罚款6亿元、郑爽被罚款近3亿元、吴京被罚款4亿元、邓超孙俪夫妇被罚款2.5亿元、邓伦被罚款1.06亿元。
对知名企业的罚款数额更是吓人。如:2021年4月,因涉嫌行业垄断阿里巴巴被罚款182亿、美团被罚款34.42亿元、公牛被罚款7.64亿元。此外,腾讯、百度、京东、58集团等网络企业,均被处以巨额罚款。
“劫富济党(官)” 容易引发市场恐慌,如果把“劫富济党(官)” 说成“劫富济贫” ,老百姓往往会拍手称快 。
2021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求是》杂志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我们要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加大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管理,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清理借改革之名变相增加高管收入等分配乱象。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坚决遏制权钱交易,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获取非法收入行为。”
习近平的文章发表后,各地方政府都借“共同富裕”之名向企业逼捐,中共官媒还为此搞出一系捐款排行榜。如:中国企业个人捐款排行榜、全行业民企捐款排行榜、全省民企捐款排行榜、全市民企捐款排行榜、全县民企捐款排行榜、全镇民企捐款排行榜等。
2021年11月,中共官媒体公布了一份“中国企业家个人捐款排行榜”,该榜显示:阿里巴巴144亿美元、腾讯捐款144亿美元、京东23亿美元、美团22.7亿美元、小米雷军20亿美元、泰康保险1.55亿美元、拼多多1亿美元、字节跳动7700万美元、联想杨元庆1500万美元。就连濒临破产的恒大许家印也被逼捐30亿人民币。
香港中原地产主席施永青曾撰文说:“共同富裕”的提法令商界望而生畏,这种借“共富”逼捐的做法其结果是“共同贫穷”。
结束语
如果把企业比作鱼的话,产业环境就是水,如果水中有毒,鱼的生命力再旺盛,其结果都会死。而决定产业环境好坏的就是政府,在营造产业环境过程,作为政府最高决策者,他要么是产业发展的最大资本,要么就是最大成本。习近平作为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者,他显然就是中国产业发展的最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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