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九乡:不该被忽略的人性弱点——重读“邹忌讽齐王纳谏”

0

 一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古典名著《战国策》里记载的一则历史故事。可以说,其甫一问世就成了文史名篇而倍受推崇。现在中学语文课本大约还拿它作为当然的范文,不能不学。可以说,它是作为真实的历史给后人以启迪和镜鉴的。

在梳理这件历史文本时,我也注意到了有关齐威王和邹忌君臣之间的另一则故事(事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公元前356年齐桓公(非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死,儿子婴齐(齐威王)即位。他因迷恋弹琴,经常独自在后宫抚琴自娱而疏于政事。一晃九年,齐国日渐衰微。周边各国看齐威王耽于淫乐,荒于朝政,便都起兵进犯,齐国连吃败仗。

一日,有个邹忌的臣下,自称善弹琴,走进王宫对侍臣讲:“听说大王爱弹琴,我特来拜见,为大王助兴。”侍臣禀报,威王大喜,立刻召见。

邹忌进入内宫聆听齐威王弹琴,听毕连声称赞:“好琴艺,好琴艺啊!”威王不等对方赞声停下,便迫不及待问:“琴艺好在何处?”

邹忌躬身再拜道:“我听大王那根大弦弹出来的声音十分庄重肃穆,仿如明君的威仪;我听那根小弦弹出来的声音更是明净清澈,就如贤相的形象。大王的指法精湛而又纯熟,每个音符都是那么和谐动听,该深沉的深沉,该舒展的舒展,既灵活多变,又相互协调,仿佛一个国家明智的政令一样。听到如此悦耳的琴音,怎不令我由衷赞佩!”

邹忌随后又说:“弹琴和治国理政一样,必须专心致志。七根琴弦,好似君臣之道,大弦音似春风浩荡,犹如君也;小弦音如山涧溪水,仿若臣也。该弹的就倾心弹奏,不该弹的就不要触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如同朝廷的政令一样,七弦配合协调,才能弹出美妙的乐曲;也如同君臣各尽其责,才能国富民强、政通人和。弹琴和治国的道理是一样的啊。”

齐威王忍不住说:“先生,你这番乐理,解析到了我的心坎里,但光晓得乐理还不够,得亲自弹一曲才有说服力。”

邹忌就着琴位,摆出弹奏的架势,两手轻轻舞动,却没有真的去弹一曲。威王见状,恼怒地指责道:“你为何只摆空架子却不动手真弹呢?莫非你要欺君不成?”

邹忌答:“臣以弹琴为业,当然要悉心研究琴法。大王以治理国家为要务,怎么可以不研究治国的大计呢?这就跟我抚琴不弹,光摆空架子一样。抚琴不弹,就无法使自己的心情舒畅;有国不治,就没法让老百姓心满意足。这个道理请大王三思。”

齐威王连声说:“讲得好!”

看了上面这则故事,不禁让人想起楚庄王“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掌故(《韩非子》和《史记》都有类似记载)。据说当初楚庄王刚即位时,也是一味胡闹,不问政事。如此浑浑噩噩瞎混了三年,把个群臣急得团团转。最后有个叫淳于髡的大臣实在憋不住,壮着胆子去让楚庄王猜谜:“楚国山上,有只大鸟;身披五色,真叫荣耀。一停三年,不飞不叫;人人不知,是什么鸟?”

庄王笑曰:“这可不是普通的鸟啊。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从此楚庄王开始专注政事,改革积弊,调整人事,训练军队,没几年便成就霸业。

说心里话,读到这类“励志”的历史故事,总让人感觉有简单化、理想化、虚构化和想当然的嫌疑。换句话说,历史真相和细节很可能不是这样的。

这类故事大抵遵从差不多相同的套路,就是“先抑后扬”。为什么要“先抑后扬”呢?依我浅见,这些历史上的君王,大多不怎么成器,很少有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而春秋战国时代又是战乱之世,群雄逐鹿,你抢我夺,各国都欲争霸天下。那些怀揣经天纬地之才的谋略家、纵横家、游说家之类所谓的策士,意图“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遇明主都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四处兜售自己那两把刷子。可由于那些个君王都目光短浅,一味骄奢淫逸,哪里听得进他们天花乱坠般的摇唇鼓舌?正因此这些策士才编造一些“失足之主”跌倒了再爬起的“励志”故事,以劝勉“帝王家”,“打铁还需自身硬,无须扬鞭自奋蹄”。当然若真有“英主”听信了他们的鬼话,那他们也就有了所谓的“用武之地”。

这里提到的楚庄王是个盖世枭雄,他开始不理朝政而“荒于嬉”、“毁于随”,据说是故意的。他似乎有策略上的考虑,为的是收拾一些不合他心意的臣下。不过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考证,这里只能姑且以历史记载为据。

只是须得指出,本文重点要讨论的齐威王恐难与楚庄王相比,他开始即位时的荒腔走板似乎并无策略上的考虑,而很可能本来就不太成器。做臣下的要用“隐语”或“讽喻”的方式规劝他走正道,似乎也说明了这点。当然,这里仍要重申一遍,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也已无从稽考。我们这里进行讨论,不过是依照一般的逻辑来解读齐威王与邹忌君臣之间演绎出来的所谓“讽喻”故事,其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的问题。

 二

由于“邹忌讽齐王纳谏”乃古典文史名篇,中学课本必选,故此处省去文言文,径以白话录之:


邹忌身高八尺,体健貌端,潇洒漂亮,是个人见人喜的大帅哥。一日早晨穿戴好后,照着镜子问妻子:“我跟城北的徐公相比,谁更漂亮?”妻子答:“你长得这么帅,徐公哪能跟您相比?”徐公是齐国闻名遐迩的美男子,邹忌有点不敢相信妻子的话,便去问小妾:“我和城北徐公比,哪个更好看?”小妾几乎未加思索便脱口而出:“徐公哪有您好看啊?”次日,恰巧有位客人来找他有事。谈着谈着,他就顺口问:“我和徐公两个人,谁更漂亮?”客人连想都没想说:“徐公肯定及不上您啊。”

又过了一天,没想到徐公真的来拜访了。邹忌仔细打量对方,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不如徐公帅气。随后揽镜自照,越照越觉得不及徐公貌美。晚上,他躺在床上反复琢磨此事,心下思忖:妻子说我漂亮,是偏爱我;小妾说我漂亮,是畏惧我;客人说我漂亮,是有求于我。

于是邹忌上朝去见齐威王,说道:“我自知不及徐公漂亮,但妻子因为偏爱我,小妾因为害怕我,朋友因为有求于我,他们都不肯讲实话,却不约而同赞美我比徐公漂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如今咱齐国领土方圆千里,城池百余座,您的后妃和近侍没有谁不偏爱大王,朝中文武没有谁不惧怕大王,国内百姓也没有谁不想求助于大王的。由此看来,全国上下都不肯讲真话,大王受到的蒙蔽不跟我一样,也是十足的厉害吗?”

齐威王随即说:“讲得太对了!”于是下令:朝野上下,无论群臣百官还是草民百姓,凡能当面指出寡人错误的,得上等奖;能够上书规劝寡人的,得中等奖;能够在街头集市和朝廷内外批评议论寡人而传入寡人耳朵的,得下等奖。命令刚下达,群臣百姓上朝规劝者,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就只有断断续续上朝规劝的。一年以后,虽有人想提意见,却没有什么可提的了。赵国、燕国、韩国、魏国等闻此情况,都跑来齐国朝拜。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用朝议的举措,不战而屈人之兵征服别国的最好例证。

下面看《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有关齐威王和邹忌的辞条:

齐威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田氏,名婴齐,齐桓公田午之子。初好淫乐,委政卿大夫,致朝政荒怠,诸侯并侵。后起而图治,赏罚分明。先后任邹忌、田婴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虚心纳谏,国力渐强……

邹忌:战国时人,齐相。事田齐桓公、威王、宣王三朝。以讽喻善谏见称。齐威王继位后不治朝事,委政卿大夫,诸侯并伐。他入讽威王,喻以妻妾亲私与琴音清浊和谐,使威王纳谏。威王乃下令群臣吏民,有能面指王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于王之耳者受下赏。他以此得威王赏识,被任齐相……

从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辞条中可以看出,齐威王初登基时,由于年轻不明事理,荒淫而不理朝政,致使国力渐弱,常常受到别国的侵扰和欺凌。而邹忌则是个爱用讽喻故事不露声色、不着痕迹地规劝齐威王振兴齐国的明智大臣。即是说,他们间发生的讽谏与纳谏的美谈是得到权威辞书确认的。

邹忌照镜子,先后问妻子、小妾、友人,究竟是徐公长得好看,还是自己长得好看;三人的回答异口而同声,邹忌生得好看。等到他亲自与徐公会面,才知道原来是徐公更好看,自己的相貌远不及对方。于是邹忌开始反思,终于搞明白三人之所以称赞自己比徐公更美的缘由所在。

以我有限的视野和生活经验来看,邹忌照镜而连问三人“孰美”这件事,既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而不发生的概率要远大于发生。照镜子是平常事,邹忌当然也会那么做;但一个大男人照了镜子以后不断问别人,自己与某个美男子相比,哪个更好看,则不大可能。真要有这样的男人,恐怕也是有些小家子气,甚或心理变态的。女人也好,男人也好,内心关注自己的长相似属人之常情;但要拿这种想法讲出口,并让别人来品评自己与某个美人相比,谁更漂亮,则不多见。这种事即使发生于更在意貌美与否的女人身上都不常见;何况一个有身份、有作为的朝廷大臣呢?邹忌真要如此,岂不是太婆婆妈妈了吗?这种男人如何能干好治理国家这样的朝政大事呢?

当然,虽说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从其“反复琢磨”出来的原因这点上讲,倒是颇合日常逻辑的。妻子“偏爱”自己,小妾“畏惧”自己,友人“有求于”自己;由于这些缘故,他们不愿讲真话,而专挑邹忌爱听的说出来,应是符合常情常理的。就是说,人们出于各种现实的考量,嘴里讲出来的话不一定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实属司空见惯。没脑子的人听了假话可能信以为真;而对有脑子的人来说,他们却可能透过现象看出本质。邹忌大约更像后一种。从这点上看,邹忌从日常小事中获得某种启发,至少表面看似乎并非完全不可能。

一方面从此事发生的合理性和概率上考察,它基本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从邹忌随后的思考和总结来看,他又确实悟出了在“孰美”这件事上一般人可能有的理性选择。第三方面,从这类鸡毛小事中发现大道理,虽有可能,却也并非必然;有多少人会拿这种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思考得如此深透?退一步讲,就算邹忌确是个有心人,真就从中悟出了大道理;但要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与朝廷大政方针勾连起来,也并非一定无可置疑。

如此看来,此事件从“照镜比美”到“反复琢磨”,再到推导出“威王受蒙蔽”等情节,应是建立在一系列或然性而非必然性基础上的。因此,很难认定此历史事件一开始就没有臆说的成分夹杂其内。假如“照镜比美”本来就不大可能发生,那邹忌后来的“反复琢磨”就失去了事实的依托;尽管他“反复琢磨”出来的情由并非不合常理。而随后出现的君臣对话、奖励直谏、广开言路等一系列举措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是否真实发生过则更觉可疑。既然如此,“邹忌讽齐王纳谏”这桩基本属于虚妄之事的东西,又怎么会被记入《战国策》的呢?

愚见以为,一、这件事可能是邹忌自己编造的,为的是借此劝谏在治国理政上不怎么看好的齐威王。二、也可能是那些能说会道的策士们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同样是为了“讽喻”那些缺乏远见卓识和宏大抱负的无能君主,能因此而奋发有为起来。三、还有可能是经由编书者加工整理润色,妙笔生花的,为的是劝喻和警示后来的当政者。

不过,无论是谁捣鼓出来的,这则故事的“照镜比美”部分,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一、此事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发生;二、邹忌的“反复琢磨”多半是为引起后续广开言路的举措而人为设计出来的;三、“反复琢磨”出来的“私我”、“畏我”、“有求于我”之类缘由倒是言之成理的。因此可以说,假如没有第三点作为支撑,这则“历史故事”是很难立得住的,当然也就不大可能被记载和流传下来。

 四

由于邹忌从“照镜比美”这桩生活小事中琢磨出了“微言大义”,于是上朝给齐威王来了个现身说法,由自己的“受蒙蔽”而推知对方的“受蒙蔽”更甚。如此推导可谓一语中的,极富智慧。齐威王情不自禁称赞邹忌:“讲得太对了!”

齐威王的称赞看上去顺理成章,没什么不对劲。然而,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一、齐威王若是开明英主,那邹忌好像也没必要非得费尽心机采用“讽喻”之术去规劝他是吧?二、如果齐威王原本就是荒唐之主,那他忽然由不成器一下突变成开明之主,此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三、称赞邹忌,通常只可能发生在开明清醒的君主身上。假如齐威王一开始就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才识,那他支持邹忌的规劝,或许能够成立。而如果齐威王一开始就不怎么成器,远非开明之主可比;那他突然做出只有开明之主才能做出的事,其行事逻辑能否自洽?四、人性通常是恒定的,即使在两千多年以前,当时的人性与现今的人性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此处所称“人性”是指,凡人,都喜欢听赞美的话,而不爱听批评的话。齐威王当初虽还算不上开明英主,但至少人家变着法子委婉地批评自己的话,还是能够辨识的。邹忌指出他被身边人、文武百官、本国百姓“蒙蔽”,尽管讲得和风细雨、不露痕迹;但由于其尚非盖世英主,心里想必不会好受。他心里不好受,为什么就不会大发雷霆或拂袖而去呢?退一步说,就算他修养不错,尚不致失态,可他不置可否,保持沉默;然后再逐渐疏远邹忌,这样是否可能呢?或者,表面上虚以委蛇,一转身罢掉邹忌的官职,这么做又会有谁敢多言?五、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耳闻目睹的各类信息,似乎也不支持齐威王称赞暗讽自己的邹忌这种多少有违常情常理的举动。

齐威王面对邹忌的“讽喻”,他究竟会如何做,这里其实存在多种可能性。既可以是称赞,也可以是生气,或者也可以是默然不语。“称赞”只是其中的一种,它的发生概率并不必然比别的反应和做法更大。此处我们特别要注意齐威王的格局究竟如何?他开初九年的荒腔走板,难道是模仿楚庄王故意装糊涂,然后再一鸣惊人?如果是,相关史料何以未能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哪怕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都只是给出了相反的证据?如果不是,那在听了邹忌的“讽喻”以后,他如何可能一下变得如此明白事理呢?这么明白事理的一个人,何以此前九年一直荒腔走板呢?齐威王为什么不是在几经波折和反复折腾后才最终采纳了邹忌的建言?甚至即便几经波折和折腾,他最终还是否决了邹忌的建言?你不觉得这后一种可能性更符合王者逻辑?

不管怎么说,历史典籍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太过简单,更缺乏真相背后大量细节的支持,这样就难免让人生发对其说服力的怀疑了。

在称赞了邹忌以后,齐威王随即下令:齐国上下,无论群臣百官还是草民百姓,凡能当面指出寡人错误的,得上等奖;能够上书规劝寡人的,得中等奖;能够在街头集市和朝廷内外批评议论寡人而传入寡人耳朵的,得下等奖。

这个说法,根本不可信。它之所以被记入《战国策》,仍然不过是策士们的臆造和编书者的任意杜撰而已。我相信古今中外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只要是真实发生过的,都不可能出现如此幼稚可笑和想当然的案例。指出和批评君王的错误,会得到一、二、三等奖励,若不是天方夜谭,至少也是痴人说梦。不要说九五至尊的君王,就是一般老百姓,你要当面指出他的不是,去试试看!

我之所以说得如此肯定,一是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若要指出别人的过失,必须反复掂量,考虑各种方法和应对之策,还要看时机是否合适,讲话的方式和措辞如何把握等等;否则,一定会触怒对方,或达不到好的效果。换位思考一下,若是人家批评自己,我们心里会好受吗?说不定会数日寝食难安,弄不好还要伺机翻本呢。

二是对历史的认知。历史上因批评君王而遭杀身之祸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桀纣王、周厉王等不都是如此?成语“道路以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忠言逆耳”、“祸从口出”、“直言贾祸”、“三缄其口”等都是从哪里来的?不都是由于讲话不慎而导致祸端的经验总结吗?

为方便起见,年代久远的历史可姑且不论,只说近的。像我们这般年纪的都是经历过上世纪浩劫十年的一代人,你那时敢讲一句最高指示发出者如何如何的话?你敢流露一句上面的政策如何如何的想法?可以说,批评上面的过失居然会得到奖励,这种好事简直闻所未闻;被批斗、被坐牢、被割喉、被枪毙的案例倒是不绝于耳。即便后来要否定“两个凡是”,那也是在大动干戈发起了所谓“真理标准大讨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经反复和折腾以后才稍稍扭转局势。可这一伟大转折很快又被弃若敝屣了。

三是来源于对人性的认知。前面已经讲过,不管是谁都爱听别人赞美自己的话;对批评的声音总是十分抵触,甚至恼羞成怒。若有谁能够欢迎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并且还要给对方以奖励,除非他是神仙或圣人。除此而外,没有人会做到欢迎批评并给对方以奖励这么一点。正是洞穿了人性的这个弱点,才有所谓“唁  论  自  油”这项天赋人  权的提出和保护。如果没有这项提出和保护,哪怕在美帝那边,你也没胆子想批评总统就批评总统、想批评白宫就批评白宫而可以不付出一点代价。

另外,齐威王这项法令还号召齐国百姓也可以跑到他面前去提意见,或者上书给他,指出错误和建言献策都行。这里我不禁要问:高不可攀的王宫能向老百姓敞开大门吗?有哪个老百姓胆敢乱闯王宫?又有哪个老百姓敢冒犯龙颜?真要是到了王宫,见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凶神恶煞般的卫兵,恐怕跪下去就再也爬不起了。那好,若没胆子跑去王宫,也可改成上书。可那个蛮荒年代又有几个老百姓能识文断字?他们在大街上瞎议论是可能的(若碰上周厉王这货,你连这个都不敢,不然何以会“道路以目”?),但国王身边人谁能听到老百姓这些瞎议论呢?谁又能往国王耳朵里去传送呢?又有谁能保证不发生误传或故意歪曲、栽赃陷害之事?

因此,这项法令的适用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都是大成问题的。从我有限的视野来看,至少老百姓这一块是形同虚设的。而朝廷上下那些文武群臣,一帮官油子,有哪个不在揣摩上意?有哪个不晓得保住乌纱?又有哪个不懂得专挑国王爱听的讲?

鉴于此,可以断定,齐威王这项让天下人批评自己过失并给予奖励的法令,纯属子虚乌有。说穿了它不过是策士们和编书者为了打造齐威王改恶从善、勇于纳谏、广开言路的伟光正形象,并借此规劝和忽悠别的君王也要向齐威王看齐而刻意杜撰出来的虚假故事而已。

不管它,我们继续往下看。

齐威王这项法令刚下达,群臣百官和草民百姓上朝批评和规劝者,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就只有断断续续上朝规劝的。一年以后,虽说有人想提意见,却没有什么可提的了。

依照原文的设计,出现上朝规劝者门庭若市的景象,应是其必然有的选择。然而,你真就会相信书中所言吗?一开始出现如此盛况,那么多人给齐威王指错和提意见,他受得了吗?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想一想,如果有“门庭若市”的人给我们自己指错或提意见,我们能否承受得住?我可以断言,只要有一个人当面给我们自己提意见,我们脸上恐怕就挂不住。既然如此,作为一国之尊的齐威王,那么多人指出他的错误,他脸上就能挂得住?

再者说,老百姓都是大老粗,不懂得朝廷礼仪,说话也不晓得拐弯抹角,更不知道讲究方式和策略,行为粗鲁,出言不逊,得罪人是大概率的事。那样,他们会不与接待访客的朝廷小吏们吵架?会不闹得王宫里鸡飞狗跳、乱作一团?如果老百姓没胆子闹腾,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还谈什么给国王提意见?

因此我们应该问一问,历史真相是否果如书中所言?齐威王真有此种广开言路、欢迎批评、勇于纳谏的号令?假如有,他会不会故意下套?会不会引蛇出洞、倒打一耙?会不会秋后算账、反攻倒算?如果国王不会如此下流,那他是否仅作一下秀,过问一二件非办不可的案件,其余都束之高阁?或者,会否以纳谏为幌子,实际是要你无限忠诚和崇拜,热烈歌颂和山呼万岁,然后要全体齐国人民向其看齐,一统思想?

我不相信齐国的文武百官和老百姓全都没脑子,就都傻乎乎地以为齐威王号召大家提意见并给予奖励,是出于真心实意的良好愿望?你真的以为提了意见后,国王会欢天喜地奖励你?你真的以为国王会虚心纳谏而不是立马翻脸?你真的以为他不会把你视作低端贱种当场轰出去?或者你真的以为他不是虚情假意、沽名钓誉,一转身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更主要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是什么?你认为错误的,他认为正确;你认为正确的,他认为错误。谁来掌握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以及裁断、解释、监督之权?再说了,国王以前的所作所为也未能给人以英明伟大的崇高印象,反倒是多年沉湎于淫乐,荒腔走板;这样的国王突然之间宣示虚心纳谏、集思广益、广征博采,要齐国人民给他指明方向而不是他给齐国人民指明方向,这样的大拐弯你也信?

最令人生疑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朝提意见者竟能渐次递减,一年后居然清   零。那样的话,朝廷官吏们不都可以享受躺平的岁月静好了吗?齐国上下不就成桃花源了吗?

因此,假如“清  零”属真,那我们能否作这样的推测:一、访客刚动身,离王宫还有十万八千里,就被半路截  访;那样多干脆,不是“清  零”胜似“清   零”。二、提了意见不但不被接受,反而还要遭到打压,那样提意见者自然就会逐渐递减。三、提出的问题,让人翘首以盼,却久拖不决,令人大失所望,访客无疑也会大大减少。四、有的问题特别重大,国王义正辞严表示,必须一查到底,不论牵涉到谁,一律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但没过几天,揭发问题者却毫无预兆地突然失联,从此再也不见踪影;那样的话,提意见者畏而却步也就不奇怪了。你不觉得以上种种推测并非毫无道理?

退一步讲,就算这些推测纯属主观臆断,那出现“逐渐递减”乃至彻底解决问题的结果仍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依照常理,解决掉一个问题,又会有新问题露头,这就是所谓的“按下葫芦浮起瓢”现象。再退一步讲,就算未发生“按下葫芦浮起瓢”这种顾此失彼的现象;那也会有其它不可预测的新问题和毫无先例的稀罕事冒出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世事在不断变化,人与人之间,人与官吏之间,人与地方之间,人与朝廷之间,时时刻刻都会有各种蹊跷古怪的纷争闹腾出来。提意见和投诉的访客不说增加,至少也不会减量太多,这才是常态。现在都没人跑去投诉了,你觉得正常吗?可以说,这不是问题全部解决了,而很可能是提出问题和妄议朝政者被彻底解决了。

问题和矛盾是不可能消失的;只有提出问题者才可能被消失。或让铁  链子拴住,或遭遇疯  噤,或给人做掉等等。倘非如此,那就只有一种可能,这则历史故事纯系弄虚作假、胡编乱造之作,是十足的伪史,决非信史。

历史上唐太宗是公认的勇于纳谏的开明君主,有关他的纳谏美谈可谓史不绝书。然而实际上他也不是完全没脾气,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也不都是正能量。他是皇上,面子和尊严照理要比平民百姓看得更重,更不容玷污。这既是人性,也是至高无上的皇  权决定的。一个听到批评意见便本能地流露出抵触情绪的人,才是真实的人,哪怕他是勇于纳谏的开明之主也不能例外。

一次,他喜欢上一只大鸟,在宫中逗它玩乐。正好魏征跑来要请示汇报政事,唐太宗措不及防,怕这个老鬼又要喋喋不休数落自己,什么不务正业啦,什么玩物丧志啦。于是慌忙将大鸟藏在怀里。不意魏征的话没完没了,滔滔不绝;也不知是故意如此,还是没看出皇上的心事,等了老半天他才终于讲完起身离去。唐太宗看着魏征走去的背影,疾忙畅怀放开大鸟,孰料它已经被闷死在自己怀里。皇上鼻子都气歪了。

又一次,他上朝完毕回到宫中,突然怒气冲天咆哮起来:魏征那个老不死的乡巴佬,每次上朝,趁着群臣在场,总是不顾朕的颜面,把朕呛得下不来台,无地自容;总有一天老子要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哪知长孙皇后闻言慌忙跑进内宫,一会儿穿戴豪华盛装跑出来恭贺自己的丈夫:恭喜皇上贺喜皇上!我闻君明臣直,现在魏征如此正直敢言,不正好说明皇上开明大度吗?如果皇上不是开明大度,而是昏聩傲慢,刚愎自用,做臣下的哪个敢当面直谏?皇上开明,魏征正直,这正是咱国家的大幸,所以我才要华服盛装恭贺皇上啊。太宗闻言转怒为喜。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长孙皇后不贤,反过来还要撺掇皇上收拾了魏征,那魏征还能活下去?只是,历史上滥杀功臣常有,长孙皇后却不常有啊。

朱元璋是开国之君,却好滥杀,草菅人命,特别容忍不了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实际上由于他的残暴,做臣下的没有谁敢批评他,拍马吹捧都嫌来不及呢。可即便如此,被他杀掉或受到打击的无辜臣下仍然不计其数。

朱元璋出身贫苦,早年曾讨过饭,当过和尚,还沦为盗贼。一不小心当了皇帝后,一统天下的至尊荣耀迅即爆棚。于是视早年的不光彩经历为自身之短或自身之丑。 诸如“丐”、“光”、“亮”、“秃”、“僧”、“贼”、“寇”、“则”等字,特别怕人提到。在他看来,这些都与自己早年不体面的低贱身份有关,必须绝对避讳,谁提杀谁头。于是深文周纳,捕风捉影,他简直成了变态狂和杀人魔王。

他曾投奔过郭子兴,干的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勾当。故他特别忌讳人家提到“贼”,其对“贼”字的敏感差不多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仅因“贼”字,他就杀了数十人。下面的马屁精们上表和奏折中常有诸如“作则垂宪”、“仪则天下”、“圣德作则”等奉承话;不清楚当时“贼”、“则”同音呢,还是皇帝内心作怪,他偏就认定这些人是在讥讽自己早先做过盗贼,当即下令将他们处死。其实他们都是在歌功颂德呢。既然批评不得,颂扬总可以了吧?那也不成。你就是吹捧他“以身作则,万民师表”也犯忌;因为里面这个“则”字,不排除有骂他做过“贼”的嫌疑,如此就必须去死。

他曾剃发为僧,故甚感这个短处不可让人提及,大臣们在上表中不得有“僧”字或与“僧”读音相近的字,谁不识相而触此短处,谁必定倒霉。就连当时的医生都得改叫医士,因为“僧”与“生”读音难以分辨。他这些忌讳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人在表中曾写到“取法像魏”,他却将前两个字念成“去发”,“去发”不就是光头吗?这不就是讽刺朕当过光头和尚又是什么?这个上表人也被咔嚓了。

尤感可笑的是,他还殊为憎恶《孟子》一书,见到“民贵君轻”的说法,气得吹胡子瞪眼。而当读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话时,他大怒道:孟子老儿要臣子视君王如寇仇,挑动臣子斗君王,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老东西要是还活着,朕非办了他不可!后来他果真把亚圣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就差要掘墓鞭尸了。

上面曾提到过“古今中外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这个说法,故此,现在就讲一件外国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会议结束当天的深夜十一点,赫鲁晓夫重又召集与会代表开会,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他把斯大林噼里啪啦骂了一通,终于把斯大林从个人崇拜的神坛上拉了下来。不过,这也是在斯大林死后他才敢这么做。

会议中发生了一件趣事,正当赫鲁晓夫激情四射演讲时,下面递上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既然如此反对斯大林,那斯大林在世时作出的每一个决定,你怎么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赫鲁晓夫看完上面的内容,脸色铁青,手颤抖着朝所有与会代表挥舞纸条,大声喝问:“你们谁写的这张纸条?”下面一片寂静,没有人敢站起来承认。赫鲁晓夫又提高嗓门重复了一遍:“你们到底是谁提了这个意见?”仍然没有人回答。赫鲁晓夫把桌子一拍,怒吼道:“既然要提意见,又为什么没有勇气站出来!”台下依旧寂静无声·······

最后赫鲁晓夫脸色一变,苦笑着摇了摇头:“现在你们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不敢反对斯大林了吧?当初我跟你们一样!”

是啊,在此种最高权柄通吃的环境下,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呢?古今中外,没有谁会不懂得,招惹最高权柄带来的恐惧将是什么。

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系列之一的《战国策》,在注释“邹忌讽齐王纳谏”时,有个“题解”是这样写的:

文章主旨说明接受批评、广开言路,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齐相邹忌身长八尺,形象光彩照人,但比起城北徐公则远远不如,这是客观事实。邹忌的妻妾和客人却都说邹忌比徐公美,这就留下悬念,需要证实。恰好第二天徐公来访,邹忌把他看了又看,觉得自己不如,这是邹忌有自知之明。邹忌从中受到启发,于是进见齐威王,指出“王之蔽甚矣”。齐威王不愧是有为之君,立即接受意见,广开言路,对凡能指陈时弊、提出批评的人,分别给予上、中、下三等不同的赏赐。最初进谏的人很多,后来逐渐减少。政治修明,各国来朝,这就是纳谏的明效大验。

上海辞书《古文鉴赏辞典》“邹忌讽齐王纳谏”篇,赏析文字的结尾处写道:

至于国王,一个“善”字,刻画出他听后的倾心折服;“乃下令”三字,则表现出他纳谏后立刻付诸实施的决心;分“面刺”、“上书”、“谤议”三等赏赐,从横向空间展示出他广开言路,虚怀若谷,听取批评的胸襟;“令初下”、“数月之后”、“期年之后”三个阶段,则从纵向时间表现进谏者由多渐少至无这一渐进过程,暗示其弊已彻底根除,突出进谏的卓著效果。从语言上,比美中的三问三答,讽喻中所列齐王周围三种人的心态,以及下令中的三等赏赐和进谏中的三个阶段等的不同情况,均用排比铺陈手法,参差整齐的句式,构成了纵横恣肆的语言风格。

网络上教学和赏析文字则更多,其中一则有这样一段话:

题目用邹忌“讽”齐王纳谏,而不用“劝”,是因为“讽”字恰好抓住了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讽,就是用委婉的语言暗示、劝告或指责。讽谏,不同于直谏或劝谏,关键在于不直指其事,而是用委婉曲折的言语进谏,去启发、开导被谏者。良药而不苦口,便于对方接受。邹忌正是以自身的生活体悟,委婉地劝谏齐威王广开言路,改革弊政,整顿吏治,从而收到很好的效果。本文以“孰美”的问答开篇,继写邹忌暮寝自思,寻找妻、妾、客人赞美自己的原因,并因小悟大,将生活小事与国家大事有机地联系起来。由自己的“蔽”,用类比推理的方法婉讽“王之蔽甚”,充分显示了邹忌巧妙的讽谏艺术与娴熟的从政谋略。

诸如此类的鉴赏文字,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就文论文”,而做不到“就事论事”。“就文论文”,就是只注重表面现象,而不涉及事物本质。“就事论事”,就是不仅要看到事物的表象,还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就“邹忌讽齐王纳谏”而论,事物的表象是,广开言路、指陈时弊、勇于纳谏等,这些都对,也都应该大加鼓励和发扬光大;可事物的本质是,虽然表象所称都对,但要真正做到这些却是不大可能的。

人性并非只有正面的东西,人性同样也有许多负面的东西。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们通常称之为“人性的弱点”。所谓“人性的弱点”,我在前面已讲过,就是人们都喜欢听赞美的话,而不愿听批评的话。人是自爱自尊自重的情感动物,人家批评自己,哪怕再正确,本人也会视作是对自己能力的否定以及对自身尊严的侮辱。

所以,人们对批评的抵触应属人之常情;而对批评的容忍和接受显然并非常态,它只是偶尔的、不常有的个案。即使再开明再自信的人,也不会天天面对指责和提意见能做到虚怀若谷、勇于认错。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被批评得几乎一无是处,那他还如何能立于世?又如何能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为人处事?普通人尚且如此,更遑论九五至尊的一国之君了。因此,号召人家批评自己既不合人性,也不合常情常理,更不合一般的认知逻辑。

这里所称人性、常理、逻辑是指:所有我们的同类都是趋利避害的理性经济人。遇到对自己的赞美,即是“利”,人们必然会“趋”(之若鹜);而遇到对自己的批评,即是“害”,人们必然会“避”(之不及)。此乃人性的本能决定的,谁也不会脱离这一本能而另行一套。这也是我们满眼见到的都是歌功颂德、吹嘘拍马,而对批评指责之声竭尽打压之能事的原因所在。谁要是标榜自己虚怀若谷,不惧批评,那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它大半是谎言和忽悠,切不可轻听轻信。

而这,恰是被那些“就文论文”的鉴赏文字所忽略掉的。

 九

退一步说,我们即便能承认“邹忌讽齐王纳谏”这则历史故事存在某种可资借鉴之处,那也只是邹忌“反复琢磨”出来的“私我”、“畏我”、“有求于我”,以及由此推导出的“王之蔽甚矣”(姑且认为其推导是一种睿智而非人为设计),可能属于唯一的“亮点”;其余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个字和一个标点能令人信服。因为邹忌的思考和推导恰好歪打正着触及到了“人性的弱点”问题:一方面,人们喜欢听到赞美而不愿听到批评;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愿因讲出对方不爱听的话而得罪对方。邹忌只知自己受了“蒙蔽”,因而推己及人认为齐威王也受了“蒙蔽”;却完全忽略了这种“人性的弱点”应不应该正视和尊重的问题。

当然,他指出自己和齐威王受到“蒙蔽”也并不错,可它只是看问题的一个最浅表的角度。在这件事上还有另外的更深层的角度,这“另外的更深层的角度”就是“人性的弱点”问题。这个“弱点”,邹忌自己身上其实也有。三个身边人都不愿讲出真话,不正好反衬邹忌本来就很在意自己的长相,也很害怕别人说自己的相貌不如人吗?换言之,邹忌也爱听赞美自己的话。虽然他自知长相不如徐公好看,但这话由别人讲出来时,他还是不乐意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三个人都实话实说,认定邹忌不如徐公好看,那他会作如何反应呢?我想他表现出不高兴是大概率的事。邹忌是什么身份?朝廷大臣,位高权重啊,谁敢得罪他?所以三个人都称赞邹忌长得更好看,正是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使然。

不管怎么讲,三个人都不愿实话实说,并非为了“蒙蔽”,而是不方便照实说出来;否则就有可能惹恼邹忌而对自己不利。这一“更深层的角度”恰好与齐威王因受“蒙蔽”而号召齐国上下都来批评寡人这一“最浅表的角度”,形成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照。即是说,这两种不同的角度所遵循的逻辑是相悖的,没法兼容的。

如果你不认可这一说法,那好,请问,让齐国上下都来批评齐威王的过失,是不是跟让邹忌的身边人都来指出他不及徐公好看,属同一路数?既然连邹忌的身边人都不敢指出他有着不及徐公好看的短处;那又有什么理由让齐国上下都来批评齐威王被假象“蒙蔽”而听不到真实声音这一短处呢?要知,邹忌的身边人不敢得罪邹忌,正好表明齐国上下的人也同样不敢得罪齐威王。何况,齐威王是一国至尊,比邹忌要可怕多了。若这个推断毋容置疑的话,那让齐国人民都来批评齐威王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呢?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邹忌囿于一隅只发现齐威王可能受到“蒙蔽”这一短处;而未能想到大凡人都有害怕受到责罚故不愿讲出真话这个更为本源的“人性的弱点”问题,也是其自身局限性决定的。他只发现前一问题,却发现不了后一问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随后轻率地以“讽喻”的形式规劝齐威王“纳谏”,这在他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假如他还能想到后一问题,即“人性的弱点”问题,那他发出“讽喻”之谏恐怕就要谨慎得多。可惜由于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他是不可能想到这一点的。

如此就形成这么一种悖论:一方面广开言路、指陈时弊、勇于纳谏之类高大上的宏词丽语是无比正确的;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人性的弱点”,现实中又不支持这么去做。若真有人这么傻乎乎去做,那他很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样一种悖论能不能摆平?如何摆平?一言以蔽之,如何才能确保一国之君既选择做正确的事,同时又不会累及提出问题的人?无他,还是只能用猘度或规则以及外在的施压迫使其不得不听取批评意见,同时又无力实施打击报复。即是说,所谓豁达开明、广开言路、虚怀若谷、勇于纳谏之类道德正确的东西,都是不靠谱的;它只能是偶然的,不常有的。即便在开明如唐太宗那里这些道德正确也是如此,亦即并非常态。要让这些东西变得靠谱,成为常态,就只能通过外在的契约、规则、法治等刚性猘度来规范和约束君 权。

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西哲要比我们的古儒圣贤高明得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因为西哲洞穿了“人性的弱点”,即“人皆可为无赖”,故必须千方百计努力防它;而我们的古儒圣贤就只知一味鼓吹“人性善”、“道德自律”、“勇于纳谏”、“广开言路”,亦即“人皆可为尧舜”,却从来不思考人性是否支持做到这些。因此也难怪古儒圣贤的鼓吹无一不是事与愿违,最后都变得越发虚伪和假仁假义。

遗憾的是,“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种为忽悠君王而杜撰出来的“道德寓言”,历来五花八门的“就文论文”的赏析文字都对此视若无睹,毫无感觉;就连《中国历史大辞典》这种严谨权威的工具书也不加鉴别地将之兼收并蓄;更有甚者,中学课本还拿它当作必读的古典范文连篇累牍地灌输给孩子们 ,让他们始终接受这种充斥了反人性、反常理、反逻辑的虚假历史。每念及此,不禁让人欲哭无泪,扼腕叹息。

    1. 03.初稿
    1. 06.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