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615)—「不变」的基石开始撼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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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8年《九十年代》休刊,香港电台特别送我一个镌刻的牌匾留念。

1997年香港主权转移,特区政府接收了被称为埃及艳后「克莉奥派特拉的嫁妆」那样丰厚的数千亿港元外汇储备,香港每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双位数,政府年年有财政盈余,失业率只有百分之二。展望未来,香港处于最接近全球发展迅速的地区──中国大陆的有利位置,又有与全世界交往的经验与机制,实在是一片大好形势。

第一届特首董建华上任,也信心满满,表示要开创历史。上任三个月,就提出种种发展经济大计。中共在这段时期,对香港内部施政表面完全没有干预。香港社会能够保持「不变」,是建立在港英百多年司法独立传统,和英国文官制度确立的公务员中立的基石上。而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就是公务员的总管。
大半年后,我将创办28年多的政论杂志结束。个人转换跑道,在《苹果日报》写较短和更通俗的政治评论。另外也在其他报纸写副刊专栏。我同妻子办了移民去加拿大与女儿一家团聚,远距为香港报纸写稿。离开香港没有不舍。

没想到不到两年,香港经济竟从神话般的发展而一落千丈。经济负增长,连年通缩,财赤严重,失业攀高。董建华继八万五建屋大计之后,又提出数码港、矽港、中药港、纽伦港(即与纽约、伦敦齐名的港口)等等「雄图伟略」。但没有一项经过港英时代那样自下而上的决策程序,结果不是无疾而终,就是变了味,例如数码港变成了地产项目。

除了董建华要表现他的「大志」,而不是港英时代的无为而治之外,中共的干预也慢慢浮现了。

记得《信报》林行止在1984年初曾经写过一篇「乌龟背蝎子过河的教训」,引一寓言,说蝎子要过河,苦于不通水性,于是找了一只乌龟背它过河。乌龟起先害怕蝎子有毒螫。蝎子说,如果我螫了你,我不通水性,不是同归于尽吗?我怎么会做这种蠢事?乌龟想想也对。于是背了蝎子过河。开始时相安无事,谁料途中蝎子还是螫了乌龟。乌龟死不瞑目,问蝎子为什么做这样害人害己的事。蝎子说,我也不想呀,只是这是我们蝎子的习惯,要改也改不来呀!因此,林行止说:「中共的干预、领导已成习惯,要它对香港破例,我们需要更具体的保证!」

当时也有人说,习惯用左手的人,你要他用右手,即使能勉强用一时,但最终还是会用回左手。

早年在洛杉矶经营书报社的朋友邵善波,在《七十年代》1981年脱离左派阵营自组公司后,他陪同我在美国各城市演讲并与支持者座谈。接着他回香港在《七十年代》协助业务发展。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他对我说,你要北京不收回香港还容易些,你要它收回后不管香港事务,就根本不可能。中共有权不可能不用,能管不可能不管。大概基于这种对现实政治的了解,他离开《七十年代》,向中共靠拢,并且备受重用,成为在香港为中共解释政策的红人。

从对中共政权特点的了解来说,不能不说他当时讲的话是对的。除了蝎子过河的习惯之外,有权不可能不用更牵涉到中共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我也知道。只是我与邵选择了相反的路。

在主权转移开头两年,特区政府的管理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新机场启用的混乱、亚洲金融风暴使港元受国际炒家狙击之类,但基本上,港英时代留下的班子都能够挺得住。非公务员系统引起的风暴,就是董建华的指令经济大计,和终审法院关于居港权案引来的人大释法。即不是由公务员队伍处理、而是公务员之上的特首和中共插手的事件。

中共表面上对香港「不干预」,但实际上在九七前已经通过人大、政协之类的政治荣誉,通过在大陆投资的优惠、让利,向从政从商者甚至新闻界统战了。九七后,更以宗主国身份在香港请宴、送礼等手段拉拢各界,以致新闻界绝大部分对大陆和台湾的新闻都自我审查。除了极少数媒体之外,能够坚持公正、独立报导和评论时事的,反而是政府官营的香港电台。

香港左派一直攻击香港电台拿政府的钱,却丑诋政府,绝不能容许。直到1999年中,香港电台邀约了台湾驻港代表郑安国在节目中解释李登辉总统提出的「两国论」,即台海两岸处于互不隶属的「特殊国与国关系」,终于引发左派舆论及名人铺天盖地的批骂,指此举形同鼓吹分裂国家。曾多次狠批港台的政协常委徐四民指港台是「刻意与特区政府作对」,特首董建华也指责李登辉的言论不智,港台不应邀请郑安国上节目。

时任广播处长的张敏仪则表示,港台坚守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任何居住在香港的人都不应限制他发表言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也说,新闻自由可以帮助政府看到自己看不到的缺失,是自由社会的重要第四权。

中共以统战、收买伎俩插手香港事务,发现在两个地方无从下手,一是香港法院,另一就是香港电台。都是官方机构。

港府于同年十月宣布张敏仪将外派日本,升任香港驻东京经贸首席代表,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明升暗降,与「两国论」风波有关。

接着,在2000年发生了香港大学的民调风波。于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地位开始动摇了。下文再谈。 (161)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