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胡耀邦与1978年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3)——从人民日报重要文章的送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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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观潮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2-05-10 08:18 Posted on 北京

前接  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文章的起伏

44年前今天——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60期,刊发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胡耀邦事前作了安排,由《光明日报》将此文署名为“特约评论员”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应该看到,这场讨论并没有结束,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意义。

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是有一系列铺垫的:

在进入新中国建设时期的《人民日报》上,从1954年7月开始,到1974年,“本报评论员”文章断续出现20年,在刊登频率上有几度起伏,就内容而言,是偏重于国际问题评议的。

“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上的“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内容逐渐转为国内事务。更多地出现在 1版、2版、4版这样的重要版面上,逐渐增强影响力。

4. 重要社论、评论文章的送审签发

党报党刊(包括电台电视台)系统长期实行“上一级领导审稿”制度,亦即所有重要文章,均由上一级主管领导人审稿通过才能发表,《人民日报》自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平山县里庄村创刊以来,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1948年创刊的《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它是在1949年8月1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然而在创刊前的1948年6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明确批示,要求:“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薄一波《70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上卷493—494页)

遵照这个指示,《人民日报》创刊后,审读大样是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务副书记薄一波的经常工作。
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以后至“文革”爆发前,凡《人民日报》社论,都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至少是经过其中之一审阅同意后才可以付印。其他重要文章,在前期至少经过分管负责人——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审阅,20世纪60年代以后,重要文章均由相应的负责人审阅。

然而进入“文革”动乱,人民日报编辑部几度反复,重要社论的初审定稿出现过混乱。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出任“中央工作组”组长,到人民日报“夺权”,打倒了总编辑吴冷西,成为对人民日报工作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并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日常控制。

这期间,人民日报的代总编辑是从解放军报调来的常务副总编辑唐平铸(1913-1985),但他在人民日报工作磕磕碰碰,1967年1月后曾被一度“打倒”,几个月后恢复在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他断续工作到1968年夏天又被打倒,被长期关押达8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唐平铸做出了平反和恢复名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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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平铸1966年9月6日报送周恩来审阅社论稿件《抓革命,促生产》。从唐平铸的附言中看见,社论清样已经送毛泽东和陶铸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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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31日-6月1日之间,陈伯达定稿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排印稿。后来陈伯达的法庭审判时说,这篇社论就是由他本人定稿的,并没有上送审稿。这是打破惯例的。

“文革”开始后,到70年代之前,《人民日报》社论必经毛泽东审阅。

1970年的庐山会议导致陈伯达被打倒,此前王力、戚本禹先后废黜。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亡,此后毛泽东年事渐高,身体渐弱,他仍然坚持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审阅,但由于身体原因,渐渐不能像以前那样逐文阅读。因此“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由周恩来审阅定稿。

“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的原领导干部纷纷解放,包括原总编辑吴冷西、副总编辑胡绩伟均获“解放”,从河南叶县“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作。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指示明显增多。《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就在这一时期。

但是,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情况再度逆转,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舆论宣传领导权,相应的重要社论、尤其是思想理论等文章由主管宣传事务的政治局委员如张春桥、姚文元等审阅,削弱了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这段时期,设立“核心小组”和“宣传小组”作为人民日报领导机构,这两个小组均由鲁瑛为组长,组织刊发一系列“梁效”、“罗思鼎”为代表的批判文章,“本报评论员”文章被挤占而边缘化了。

1976年10月“文革”终结,形势巨变。张春桥、姚文元被隔离审查,“梁效”“罗思鼎”瞬间成为历史陈迹和接受批判的靶子。在文革中曾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领导干部纷纷重回领导岗位,人民日报编辑部也是这样。经受过革命战争的这些领导干部资历深望重,工作领域中的话语权重随之增加。人民日报主要领导对重要文章的把控力较前有明显增加,对重要文章有更多定稿权,《人民日报》迅速开展了对“四人帮”势力的批判和清算。

出于历史惯性,在文革结束后一年左右时间里,“两报一刊社论”虽然仍为重头文章,但频率明显降低了。《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逐渐恢复了强劲势头。

引人注目的地方是,结束了“文革”,“本报评论员”文章的位置大大提前,再度相当频繁地出现在《人民日报》1版显著位置上。

胡耀邦认为,这还不够,还需要一种更为灵活的重要文章署名方式,这就是“特约评论员”。

4. 胡耀邦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

1977年1月,胡绩伟正式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比胡耀邦更早回到了重要工作岗位上。实际上,过去两年已“借调”到“毛选”编辑委员会的他,在1976年12月已经回到人民日报,开始主持工作。

胡耀邦和胡绩伟早先并不熟悉。在延安时期,他们可能彼此知名,或有点头之交也未可知,但工作中没有交集。新中国成立后,以胡耀邦为书记的团中央和《人民日报》编辑的工作关系相当密切,胡耀邦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过从很多,他有许多重要讲话稿在大致定稿后往往送给邓拓过目,请他润色和修改。(本文作者本世纪初访问胡耀邦在团中央时期的秘书曹治雄的记录)

胡绩伟于1952年从《陕西日报》总编辑任调到北京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常务,作为总编辑的主要助手,他对于邓拓和胡耀邦的密切关系是比较了解的,但在那时胡绩伟和胡耀邦没有互相交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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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时的胡绩伟

胡耀邦和胡绩伟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从1974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两人均未恢复文革前的工作职务,胡绩伟患了肝炎,胡耀邦出现了明显的肠胃不适,都到协和医院第二门诊部看病,他们两人多次在候诊室相遇交谈。“发现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对当前的主要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十分一致的看法。”

巧合的是,这时胡绩伟的夫人胡一哉和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已经恢复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工作关系十分密切。为此胡绩伟、胡一哉夫妇多次到胡耀邦、李昭家做客,每次前去,“都不在客厅闲谈,而是在他们的卧室里谈心,交换消息,分析时局。”(引自胡绩伟文稿)

1975年下半年,久经“文革”羁绊的胡耀邦终于“解放”,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组第一副组长,主持科学院工作,领导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胡绩伟由前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推荐,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起草。这两份文件,加上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都是“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安排起草的,他被再次打倒后,早先布置起草的三个文件被极左势力标志成“三株大毒草”,在全国范围开展批判。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主持“粉碎四人帮”,消息灵通的胡绩伟次日(7日)或10月8日即去胡耀邦家通报。胡耀邦告诉胡绩伟,早已知道了消息。几天后他们再度见面,胡耀邦告诉胡绩伟,叶剑英让儿子叶选宁前来探望,他向叶帅带了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胡耀邦的看法是:“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是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胡耀邦说得十分精彩,给胡绩伟留下很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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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回忆,文革结束重新工作,胡耀邦“在宣传上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总是找我商量,我在宣传上有什么计划和问题,也总是向他请教。”(引自胡绩伟手稿《胡耀邦与人民日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最早版本首页,胡耀邦两次审阅,修改定稿

(未完待续)

2022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