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百岁回忆中还有件事引我感慨。人们问他为何大器晚成，重要作品都是七十岁之后才出来的？他苦笑答曰：

那是因为之前都忙于应付各种运动。文革中更被下放五七干校劳改。七十年代中从干校回来。领导把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叫到国务院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渣滓，没用处的。现在我们搞人道主义，给你们一口饭吃。都回去吧。不要乱说乱动。

于是不分配工作，但每月可以领取工资了。变成名符其实的专家：「专家专家，专门在家。」周有光自嘲道。

这年他已年近古稀，却不安于被当成废料在家等死，而多年来搜集的语言文字学资料正等着整理成书。遂以「只管耕耘不问结果」之心，每天埋头写作。这才会有他后来那三十多年的辉煌。

可是那块国土上饱受摧残的知识分子，大都连专门在家的日子也没有活到，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已非死即残。有的人虽看去身体尚可，脑子也已经被长期洗脑整得彻底坏掉了了，象丁玲，就算写出来了东西，也差劲得无法卒读。那一代中国大陆知识份子中，象周有光那样历尽劫难老更成者，屈指可数。我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钱钟书、杨绛、张中行、王元化。

那四位大师我都没有拜见的荣幸，王元化先生却有缘得见过几面。元化先生的才华人品，那也不是一般人能望其项背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年过八十，被打成胡风分子后一度精神崩溃，要到精神病院作电疗，但依然思维敏捷，过目成诵，且记忆力惊人，谈起中外诗词经典如数家珍。座中有人提起我刚发表的一篇谈斯坦培克《愤怒的葡萄》的小文，他随口就说出英文书名：「哦，The Grapes of Wrath。」跟着便滔滔不绝地谈起小说情节，把我惊呆了。我的朋友中读过这部小说中译本的也没几个呀。

有着这样的大智，再加上惊人毅力，他才能活过那些严酷的日子，政治气氛一开始松动，就拿出一部《文心雕龙讲疏》出版。然后不断有著述发表，论点独立于权力和公众舆论之外，成为新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领军人物。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