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天安门广场上的北京大学红卫兵代表。（维基百科）

一、按时期和阶段看文革施暴者是谁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这一期节目，我们会继续谈一谈，文革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

在之前的九讲里面，我谈到了不少问题，包括关于文革到底有几年、文革到底有几次这些争议。之所以会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这关乎对于文革的基本定义。如果连文革到底有几年、到底搞了几次都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就连文革本身的时间跨度都搞不清楚，进一步地深谈文革也就无从进行下去了。

正像我之前所说过的，由于亲手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正式宣布过文革结束，因此文革到底有几年，乃至到底有几次，都成了拥有很大解释空间的问题。而无论认为文革有两年、三年、十年还是十一年，或者认为文革有一次还是两次，实际上都不能说是绝对的“真理”。这些答案当中，像“十年文革论”、“十一年文革论”这样的说法，甚至是起源自一些人的政治目的。而“十年文革论”的炮制者中共老干部，由于在华国锋失去权力后长期掌握着权力，这一说法最后就被作为“定论”放进了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成为了一种好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的“常识”。我们在认识文革历史时，一定要首先摆脱这样一种“定论”式的思维，而是要仔细辨别每一种说法出现的原因，和制造这种说法的人的动机。尽管我个人认同“两年文革论”的观点，并认为文革实际上有1966—1968年及1974—1976年的两次，但正如我所说，这绝不是什么定论，而仅仅是一种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的模型而已，大家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在之前的两期里，我也对大家谈到了我对文革历史的划分。我把1966—1976年之间的历史，也就是所谓“十年文革”期间的历史分成了三个时期，也就是1966—1968年的“两年文革”、1968—1974年的“间歇期”，以及1974—1976年的“第二次文革”。这三个不同时期各自细分，又能分别分出六个、两个和三个阶段。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就会分析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中大规模杀人、大规模迫害人的主体都是些什么人。

二、“两年文革”各阶段的施暴主体都是谁？

“两年文革”的第一阶段，是1966年5—8月。在这一阶段，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是在毛泽东的允许下，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各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的工作组。工作组试图展开一场二次反右，将迫害的矛头对准了大量师生，其中也包括一些响应毛的号召“造反”，试图对抗工作组的激进学生。在这一时期，部分院校中的造反派也对一些校领导、教职人员进行了过激的迫害行为，但在迫害人的规模上无法与工作组相提并论。仅仅在北京二十四所高等院校中，就有10221人被工作组定性成“右派”、2591人被工作组定性成“反革命”。而刘少奇更曾表示，要再打“几十万右派”。（相关数据，见宋永毅：《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主要施暴者，是经毛泽东允许，由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

“两年文革”的第二阶段，是1966年8月—年底。这一阶段当中进行暴力行为的人，既有由官二代、红五类主导，以毛时代的政治贱民“黑五类”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老红卫兵，也有以老干部为主要攻击目标、平民色彩更浓的造反派红卫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大屠杀行为，则是由老红卫兵们在8—9月间进行的“恐怖的红八月”。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血统论”思想的老红卫兵，在北京和各座城市肆意屠杀民众，并得到了居委会、警察的配合与引导。仅仅根据中国当局公布的数字，在1966年8月5日到9月23日之间，北京就有1772人被杀害，更有至少33695户市民被抄家、85196人被驱赶出城。（参见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而实际的数字，只会比这更多。大屠杀的风潮也在这一时期蔓延到了农村。在8月底至9月初，北京郊外的昌平县、大兴县公安系统在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后，在公社干部的主导下对农村的黑五类进行了骇人听闻的灭绝性屠杀，两县在几天之内分别屠杀了327人和324人。被杀的人，上至八十岁的老者，下到几十天的婴儿。（参见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可见，这一阶段的主要施暴者，是由官二代、红五类主导的老红卫兵，以及中国当局的警察、干部。

“两年文革”的第三阶段，是1966年底到1967年4月。这一阶段，经历了造反派发动“一月风暴”在上海夺权，并在多地冲垮党政机关的情况，以及军方大规模枪杀、逮捕造反派的“二月逆流”。以“一月风暴”为标志的造反派夺权行动，伴随着不少暴力行为，但在杀人和迫害人的规模上来说，却不如军队进行的屠杀和大逮捕。“二月逆流”当中，有多起军队大规模杀人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青海西宁的“二二三”大屠杀。在1967年2月23日，仅仅在十几分钟内，青海省军区的军队就在西宁制造了打死169人、打伤178人的惨案。此外，在军队的压力下，各地的造反派被大批关入监狱。在四川和湖南，被捕的人数分别超过了8万人和10万人。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主要施暴者，是中共的军队。

“两年文革”的第四和第五个阶段，跨越了1967年4—8月。其中，4—7月这一阶段的暴力，表现为保造两方“群众组织”的对立和武斗。7—8月则是一个造反派展开激烈进攻的阶段，保造的武斗则变得愈演愈烈。这一阶段的主要施暴者，可以说是双方。不过，现有的不少研究表明，官办色彩浓厚的保派在挑起武斗的积极性和暴力程度方面，往往比造反派要更强。例如，在武汉，受到军区支持的保派组织在4月底到6月底之间挑起了大量武斗事件，造成了至少上千人的伤亡。（参见马若德、沈迈克：《毛泽东的最后革命》）而在7月之后造反派的报复行动中，则有至少400多人死伤。（参见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杨继绳认为400多人死伤的估计数是缩小的，中国官方对造反派报复行动造成的死伤人数统计则是夸大的。）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暴行，还包括湖南道县大屠杀。在湖南道县及周边区域，当地的干部和保派从8月开始，对当地农村的“黑五类”进行了残忍的集体杀戮，造成7696人被杀、1397人被迫自杀。（谭合成：《血的神话——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保造两派互相交战、造成大量死伤的事件，则是1967年夏天的重庆大武斗。在武斗中，双方动用了坦克和炮艇，造成约1700人死亡。（重庆武斗详情，参见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主要施暴者包括了当局的干部及保造两派，其中干部和保派的暴行要更为残忍。

重庆文革墓群。（维基百科）

“两年文革”的第六个阶段，是1967年秋到1968年7月。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保造武斗仍在继续，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要数1968年4—7月间的北京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造成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和30多人的终生残疾。（参见唐少杰：《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不过，和当局有组织、有计划的单方面大屠杀比起来，这种两派以较为对等的姿态进行交战的武斗造成的死亡人数，其实是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在这一阶段，随着毛泽东在1967年10月号召保造两方进行“大联合”，在1968年春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及在1968年7月出动工宣队粉碎清华大学造反派，互相狂争乱斗的中共各派，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内，开始步调一致起来，共同对造反派、“黑五类”和普通民众举起了屠刀。我们在前面所讲过的、韦国清在广西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就在这一时期全面展开。仅仅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广西在文革期间有名有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97万人、无名无姓的死者有3万多人、失踪的有2万多人。这其中，只有3700多人死于两派武斗，有多达7.9万人死于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屠杀。（参见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这种大屠杀的施暴者，是中国当局的军队以及干部，还有听命于他们的保派人员和基层民兵，被害者则是造反派、“黑五类”以及许多其他平民。而这样的大屠杀，当然也不只发生在广西一处。在广西旁边的广东，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以类似的方式残忍杀害。（参见苏阳：《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三、死于当局有组织大屠杀的人数远多于武斗

事实上，“两年文革”第六阶段中的这种由当局发动的大屠杀，一直延续到了1968年7月—1974年1月的“间歇期”。如我们在上一讲中所说，“两年文革”后期和“间歇期”，中国当局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三场大规模政治迫害，杀害的人数少则100多万，多则200多万。这种由当局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大规模杀人和迫害造成的死亡人数，要远远多于保造武斗以及造反派冲击政府、军队的行为。美国学者魏昂德在他的知名论文《1966—1971年中国国内的反抗与镇压》中，通过大量地方志材料统计到了176226个死亡案例。在这当中，有130378个死亡案例是由当局行动造成的。魏昂德也因此认为，“至少在出版的地方志记录中，当局的行动比造反派有破坏性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昂德统计到的这些死亡案例中，有37046个死亡案例被归因为“造反派活动”，这其中的大部分，也就是30937个死亡案例又被归因为“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而事实上，尽管文革当中的各类“群众组织”往往都自称为造反派，但在大量武斗案例中，实际上可以看到明显的保造对立。正如我们在刚才所指出的，官方背景更浓的保派在武斗中往往比造派更加暴力。因此，这些“造反派之间的武斗”、“造反派活动”造成的死亡案例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要归到保派“群众组织”的头上。

在接下来1974—1976年的“第二次文革”，以及华国锋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造反派和所谓“三种人”的清洗中，依然发生了大量的政治迫害和杀戮。限于这一期节目的时间，我们今天先不详细叙述，而是留到下一讲再进行讨论。不过，可以说1974年到邓小平“清理三种人”之间那些政治迫害和杀戮，在规模上是无法与1966—1974年间的各种大规模迫害和大屠杀相比的。在这一讲中，我们首先罗列出了1966—1974年间各时期、各阶段实施大规模杀人、大规模政治迫害行为的主体，已经能够非常直接地击破毛派或老干部文革叙事支持者所制造的谎言。这个谎言，也就是所谓文革就是“群众打干部”。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群众打干部”在那个时代绝不是什么“主流现象”，文革中主要发生的事也不是什么“丧失了理智的暴民疯狂打砸抢烧杀”。和文革之前、之后中共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在文革当中主要施暴的，实际上依然是中国当局的体制，以及听命于这个体制的军队、警察、干部和外围支持者，受害的则是成千上万的平民。如果认为文革等同于“群众打干部”，那么实际上我们就不但扭曲了整个历史图景，也会将施暴的主体和受害的主体完全颠倒。因为，与其说文革的特征是“群众打干部”，还不如所文革是“干部打群众”来得更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