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20世纪中国的三次重要政治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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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6.4屠杀前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网络照片对华夏民族而言,我们民族的真正的社会文明力量如何能够实现联合?并且保证文明力量的正常发展与成长?生活在21世纪的几代人,注定是为创建崭新的社会文明体系而生的几代人。政治家肩头的责任最为重大,因此,我仍然呼吁:华夏民族在21世纪涌现出一大批符合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需要的伟大政治领袖。

20世纪中国的三次重要政治会谈

1911年南北议和

1945年重庆谈判

1989年学运对话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形成了南方以孙中山革命党为一方与北方以袁世凯为武装实力集团为一方的对峙。袁世凯提出了六点要求,(1)明年(1912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开放党禁;(4)宽容武昌起事人员;(5)宽筹军费;(6)授以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

伍廷芳 民国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 北方议和全权代表。到1911年12月底,共进行五次(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谈判,主要争论的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结束。

1911年南北议和的历史性成果,即是迫使清廷退位。并且,开启了华夏民族在政治上从来未有的创建共和国的国体步伐。众所周知,之后的中国,经历了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以及各路军阀之间的多场混战。直到1928年以东北张作霖的易帜,中华民国才在名义上实现了统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接受吴鼎昌提议,三次电邀毛泽东前往重庆商讨国内和平问题。经过43天的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军队国家化等原则属于共识。

然而,写在纸上的协议,远不及谈判双方的军事实力更加重要。谈判结束后,中国再次深陷1946—1949年长达三年多的大规模内战中,结果是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到1989年中共建政40年,并且起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进行了10多年。此时,台湾1987年已经放开“党禁报禁”,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的浪潮风起云涌。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这是引发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导火索。4月22日举行胡耀邦悼念仪式,当天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举着写有七项要求的请愿书,希望政府能够出面接收。7点要求: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在8964学生运动过程中,4月29日,5月14日和5月18日共举办了三场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在最后一场对话后的5月20日中央政府宣布戒严。

可以说,在8964对话过程中,在攸关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以及政治改革的内容、方向与理念方面,学生一方没有提出任何具有实质意义和真正价值的方案、步骤。显然,当时的学生一方根本没有能力和智慧提出有关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理论、方案和具体步骤,更没有涉及中国社会未来的较为完整的指导思想,而政府一方则只是要求学生尽快结束绝食行为。

无论从政治与谈判本身的角度平衡,8964过程中的这三次对话,都不具备重大政治谈判应有的意义。中国大陆没有通过1989年学生运动走向民主的方向。华夏民族也错过了在20世纪末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机遇。

8964的学生与政府的对话,是一场极其幼稚而缺乏政治智慧的对话。跪着开始的学运,最终在64凌晨以流血终结。

8964一代的青年学生,由于自小学到大学的政治教育的原因,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方面,既不能够充当五四精神的传承者,又不能够正确而全面的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引领。由于8964一代大学生的天然的精神层面的残缺不全,同时,当时根本不存在杰出的思想领袖和实际行动的组织领导,必然导致学生运动的悲剧结果。

8964后,中国大陆社会在经济与政治上几乎处于一种窒息的状态,原有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被停滞下来,全社会都深陷一种迷茫和观望中。直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打破这种沉寂,邓公南巡再次激发出全社会的致富热情和经济活力,首先是房地产开发以1992年为起点,以一种从来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兴起,自1992年至今的30年,中国的房地产业,无论在建筑面积还是建筑类型方面,其结果都远远超过了中国有文字之后全部建筑业的总和。当然,这也是为这个行业深埋下一种危机的局面。

在华夏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在统治者与民间力量从来就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平等沟通和交流机制。而如何建立起这样的良好渠道与制度?这仍然是21世纪华夏民族在政治上的一项具体任务。显然,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中,必然植入良好的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是时候了。在21世纪,中国大陆在政治层面上必须植入良好的政党制度,以及有条不紊的选举制度。由“党天下”升华为“民天下”——这是华夏民族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政治体制运行的基本逻辑必然是——家天下、党天下、民天下。

在20世纪百年里,华夏民族经历了罄竹难书的苦难,然而,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体系。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和极其复杂的。

现在,站在21世纪的目前关头,华夏民族必须始于足下,倡导、宣传和树立以基于文明价值的文化形态;设计、创建和确立起一种优良的政治制度;并且,自觉的、坚定不移的进行社会的产业与科技革命。只有如此,华夏民族才能够走好21世纪的剩余之路。

华夏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属于一个极其早熟的民族,我们的先贤在公元前8—3世纪,曾经涌现出无数位杰出的志士仁人,开创出诸子百家。开创出了一个文化、科技大繁荣的社会局面。21世纪的华夏民族,必须是诸子百家伟大传统和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性和领受力,那么,中国必然会葬送21世纪剩余的宝贵时间,并且继续迷失在一种自是而非、夜郎自大的景象中。

我的问题依然是: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我们民族的真正的社会文明力量如何能够实现联合?并且保证文明力量的正常发展与成长?

生活在21世纪的几代人,注定是为创建崭新的社会文明体系而生的几代人。政治家肩头的责任最为重大,因此,我仍然呼吁:华夏民族在21世纪涌现出一大批符合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需要的伟大政治领袖。

徐国进

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