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627)—董建华下台之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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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03年7月1日,香港爆发50万人大游行,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和要求董建华下台。

2005年三月十日,董建华发表谈话,他说:「长时期的操劳,在去年第三季度以后,我已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以香港利益为重,我考虑向中央提出辞去行政长官职务。」是什么健康问题?他说是「站久了会累」。

没有人相信这是他辞职的原因。因为在一个星期前,他妹妹金董建平还否认哥哥健康有问题。而几天前,北京传出董建华会担任政协副主席的消息,已经暗示他要离开香港特首的位子了。

几个月前,即2004年12月澳门回归五周年,董建华带了全体问责班子去澳门述职。胡锦涛在称赞澳门特首同时,对董建华就提出了要「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这句话暗含对董的不满。

香港九七后经历亚洲金融风暴,经济下滑。但受金融风暴打击的不止香港,而是所有亚洲国家。新加坡、南韩、台湾很快就从危机中挣脱出来,经济转好。香港则经济滑坡无止境,失业人口续增。这跟董建华的八万五建屋目标造成楼价下跌,地产市道不振,许多人沦为「负资产一族」有关。

这期间当然出现了其他事故,比如新机场使用初期的混乱、房屋署居屋工程被揭发偷工减料,等等,但大都在原有公务员精英管理下成功应对。尤其是在金融风暴中,香港财金官员动用大笔外汇储备购入港元,并入市港股力挺股价,击退抛空港元的国际炒家,终使香港渡过经济危机。

但在陈太辞职、董建华掌管政府所有行政权力后,他即使再有能力,都难以驾驭所有的日常工作。何况他是完全没有公共行政经验的人。

他刚自动当选第二任特首,就创设三司十一局的高官问责制。有不止一位问责高官曾跟我说,除了秘书、新闻官之外,无法支使执行具体工作的公务员。而原有的高级公务员则已经习惯了必须有「指令」才能办事,现在不知道是听局长、常务秘书长还是特首的话才算数,无所适从。没有党、没有班底、立法会也没有固定支持者的特首,设立这种随个人好恶任命的高官问责制,是难以运作的怪胎。

怪胎体制下,来了「沙士」(SARS)的灾难,由于政府迟迟推不出防疫措施,使香港有近300人死亡,几乎和全中国一样多。

政府民意支持度持续向下。董建华偏偏在这时候,即2003年初,提出将《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成为香港法律,并定下三个月咨询期。

《基本法二十三条》在1988年公布的《基本法》草案是不存在的,它是1989年六四后中共才加上去的。全文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这一条文,对各项行为的定义模糊,外国组织的涵盖范围又可以大至无边无际。了解大陆执行这些法律情况的香港人,不能不感到是对现有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威胁侵蚀,因此在社会触发极大争议,导致50万市民在2003年7月1日上街抗议。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因此改变意向而请辞,并带领自由党反对法案,令政府在立法会没有足够支持票。董建华最终宣布撤回法案。

这时候,香港体制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首先,支持董建华连任的民意虽然只有一成六,在中共操控下,却让他自动当选。其次,当选后新设立的高官问责制又不能有效运作。其三,沙士灾难的应对失当,又加上二十三条立法的危机。这些劣质施政指向董建华和使他可以连任的体制。因此在2003年50万市民上街游行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还政于民」,也就是要争取实现对立法会全体和特首的普及而平等的选举。
根据《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特首产生办法最终要达至「普选产生的目标」。根据第六十八条,立法会产生的办法和议案表决程序也订出「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基本法》附件设定,九七后十年内,特首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及程序,在2007年之后可以修改,而修改的程序是:「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特首选举)或备案」(立法会)。 」

1990年《基本法》公布时,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项淳一说:「《基本法》只是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头十年过渡期的发展,将来(07年)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1993年港澳办主任鲁平也说:「十年后香港如何发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外交部那时也重复同样的话。
董建华或基于对《基本法》条文和从中共高官口中听到的承诺,或基于03年大游行市民的主要诉求而想挽回自己不断下跌的民望,或基于中共最高领导层多次在他面前表示对他的完全信任,于是在2003年底准备次年施政报告时,原拟大篇幅提出07年特首选举和08年立法会选举的政制检讨,并以之列入2004年施政议程中。

但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原来出自中共白纸黑字的承诺,当真正要实行时,却触犯中共的大忌。下文再谈。 (165)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