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唱词。那解放军杨子荣听民女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义愤填膺,就唱了这么一段:「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

文革结束时,劫后余生的人们重逢,讲起自己运动中遭的罪,一言难尽,这句唱词就会破口而出:「都有一本血泪账。」

我今重读《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情不自禁也想起这句唱词。

费正清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住过多年,朋友遍及民国各界知识精英。 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首批获邀访中。在国共两党之争中,一向拥共的费正清,此时虽对中共已有点寒心,基本上还是保持自己当年观点的。访华之前,他已听闻当年老友多遭不测,心知「访旧半为鬼」,然而还是希望能见到活下来的人。

他最好的朋友梁思成夫妇均已去世。梁思成为了保护北京古建筑多次进言,五七年因此被打成右派,文革遭到残酷批斗被迫认罪。 《人民日报》发表了他那份认罪书(那时还没电视,不然肯定会让他表演电视认罪)。这位救了日本奈良古城的学者,却救不了自己祖国古城。 1972年他死在清华大学一间没暖气的小破屋。

这些细节费正清自然不知道,四九年后他们就中断了联系。他提出想见他们的儿子梁从诫,答曰人不在北京(在农村劳改)。他提出要见叶企孙,也遭到拒绝。这位中国物理学领军人物,杨振宁、李政道、钱伟长的老师,正因惨遭关押命垂一线,当然见不得;他又说想见金岳霖等老友,结果由外交部长、也是他当年朋友的乔冠华出面搞了场宴会,把他尚在生的知名朋友请来了一些。
这一见,即使是相信「共产主义对美国有坏处但对中国有好处」的费正清,也感到了这些老友「我见犹怜」的惨况。

人们总是说,费正清是因为「六四」一夜之间改变他对中共评价,写出那本推翻他自己一生研究成果的《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的,其实不然,早在这本写于1982年的《中国回忆录》中,他已流露出了对那一政权的怀疑。关于老乔那场宴会,他写道:

「乔冠华的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逻辑学家金岳霖和法学家钱瑞升也都前来参加宴会。他们穿着崭新的制服,由专车接到现场。这两人都处于被隔离的状态。钱瑞升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便与公众生活隔绝了。事实上,他被安排坐在桌角处,尽可能远离主人。我几乎料想宴会给他的只是几根狗骨头罢了。」

会后这两人被允许去费正清酒店房间。但两人除了对老友重逢表示高兴,对自己这二十年多来的遭遇只字不提。钱瑞升「唯独加重语气说了一句话:『从现在起中国将会追随马克思主义5000年。』这无疑在巧妙地向我传达这样的信息——才不呢!」

不过最令人叫绝的是他写与张奚若的一席谈。张奚若是中国政经管理学的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的建言者,<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也出自他的动议。费正清在北大校长周培源搞的另一场宴会中与张重逢,他很好奇为何张奚若这位「尽管曾充当集权主义的官僚,有个时期还掌管着高等教育的自由主义人士,却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而最奇的是:「他(张奚若)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话,但似乎什么也没说。」

这位徐志摩口中「有名的大炮」,如今已跟民国时期判若两人,变成了驯服工具。其实反右运动中张奚若一如既往,大喇喇地提了不少意见,不料提完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周遭的同仁们纷纷中招倒地,成了右派分子遭到残酷批斗无情整肃,只剩他一人茕然而立。

「张奚若为何幸存,」费正清写道,「这是一个谜。」

其实他前面那句话已说明了张奚若幸存的部分原因。张已娴熟掌握中共官场说话技巧:假、大、空。说了半天什么也没说,务以让人听得一头雾水为要。这位政治学家吃了一次大亏,学乖了。

另一名幸存者经济学家陈岱孙也出席了宴会,其生存之道却是,「沉默是金」。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岱孙惨被修理,令这位绅士风度的留美学者悟出了这一生存之道。从那以后到一九七六年,他没发表过一篇论文,没作过一次学术演讲。开会更是绝不提意见。不过就这样文革中他也还是被抄了家,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所以没加「反动」二字,全仗他这「沉默是金」的生存术。

那次周培源宴会中,费正清恩师蒋延黻的得意门生、历史学家邵循正也来了。邵同样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只是在告别时「突然压低声音对我说:『继续写下去!』这句平淡无奇的话以其隐含的求助更让人痛心。」

费正清文笔一流,似曲却直。且看他如何写《江村纪事》的作者费孝通:

「那次晚宴我们还见到了一位老朋友,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刚刚从『干校』回来,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种棉花。此外,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结实的肌肉,那是他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练出来的。然而费孝通处于某种受压制的状态,被告知不准与我们用英语交谈。随后,当我们访问他所在的民族学院时,他也依然保持沉默,由学校负责人——一位毫无民族学知识的军宣队员自命不凡地给我们作简介。」

费正清始终没见到的叶企孙,就因为不能保持沉默而倒了大霉。叶企孙其实一直左倾,当年甚至秘密支援冀中八路军。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八路军输送粮草弹药,还把自己视如儿子的爱徒熊大缜送去晋察冀军区,帮八路军制造炸弹地雷。不料正是这一行为害死了熊大缜也害死了他自己。

这熊大缜是叶企孙最得意的门生,叶本来要送他去德国深造。抗日战争开始,叶企孙便支持他去「解放区」打游击。开始熊还受到重用,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长,专为八路军制造弹药。据说电影《地雷战》就是根据他的事迹编出来的。谁知后来延安发来指示,叫成立「锄奸队」以清洗「混入革命队伍的国民党内奸」。熊大缜因来自敌占区,自然首当其冲,被秘密逮捕并遭处决,为了节省弹药用石头砸死。

叶企孙闻讯大恸,几次上书要为他平反。这下惹火烧身,人家怀疑他是特务后台。到了文革,把他也打成美蒋特务。一九六七年更被批捕。两年后被放回来已成一残疾老人,两腿肿胀,小便失禁,身体弯成了90度。这样子哪能见外宾。所以费正清、赵元任、杨振宁回国要见他都被拒绝。几年之后,他就凄然去世。
费正清当然不知道这些,不过仅从他所看到的这些表面现象他已察觉,老朋友们处境都不妙,即使是那些宴会的主人周培源和乔冠华也都似有难言之隐,讳莫如深。临行周恩来也举办了一次宴会招待他,宴会中二人相邻而坐,但四个小时中二人只有一次直接对话。

周恩来问:「你认识龚澎?」

费正清答:「认识。」

「除此以外我还能说什么呢?」费正清在回忆录中这样感叹。这段对话明明也是废话。周恩来当然知道他认识龚澎,二十六年前他们在重庆经常一起见面。但周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在统战美国人的宴席上摇头晃脑慷慨高歌的老友计了,他已成了一名伴君如伴虎的总理大臣。

读完这本书我到网上查了查费正清留在大陆的老朋友们的经历,死于非命的那些就不说了,就算幸存下来活到了八九十年代的钱瑞升、费孝通、周谷城、陈岱孙等一代宗师,四九年之后也再没著述,更别提重大建树了。我原来以为只有文学界如此,没想到社科界科技界也如此。精英们不分左右高低,再无成就,却都有一本血泪账。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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