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先:中华民族的命运抉择(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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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极简史

1949年以前,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敌国入侵,而所有的祸事,都最终传递在人民大众的身上,百姓苦不堪言,社会人心思变。彼时的共产主义,正在国际社会蓬勃发展,其邪恶性、罪恶性尚未充分暴露,它的阶级斗争思想很快与中国社会固有的均贫富思想合流,土地改革、工农革命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也得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共产主义最有生命力的时期,就连孙中山先生也主张联俄联共。

但随着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的开展,其邪恶性、罪恶性也逐渐暴露,使得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得以警觉。蒋先生怀着满腔热诚到苏联考察一圈后,回来就改变了想法,甚至有了共产之祸大于日本侵略的认知,于是坚定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胡适先生离开大陆时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毛泽东住所窑洞客厅里的一次关于民主中国的谈话。被黄炎培问及“如何改变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惜的是,蒋先生失败了,胡先生言中了,红太阳食言了,中国人遭殃了。

中共建政后,迅速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思想改造运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运动”,镇压、奴化知识分子,实施思想专制;“公私合营”,收缴工商业财富,限制经济活力;“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玩弄土地权力,砸了人民的饭碗;“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镇压异己,践踏了自由民主。以上场场运动,造成几千万人被弄死,其中的大跃进运动,更是导致几千万人的饿死。

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历史选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是上述的代价,还远不是苦难的终点)!

靠着捧起红太阳而上位的刘少奇,顺应天道民心,和邓小平一起致力于发展经济,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死在了亲手捧起的红太阳手里;林彪靠帮助红太阳斗倒彭德怀、刘少奇上位,在党国之争中稍有建树,但也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周恩来忍辱负重做了很多好事,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尊重,却也在红太阳的淫威下落了个晚景凄凉的下场,他的逝世也导致了军警对中国人民的残酷镇压。

十年文革,是野心家们对权力的前赴后继式追逐,是整个社会的无底线、无理智的内斗,是社会正常秩序的一次次被冲击。文革期间,一大二公、百业凋零,红旗遍地、尸横遍野,掌声雷动、饥肠辘辘,天道沦陷、人性扭曲。

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坏是因为经历了十年文革,好是因为经历了改革开放,坏的体制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好的体制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

“帽儿须戴血无头 手弄乾坤何日休”。在罪恶的共产主义社会,永远只有一个受益者,就是他红太阳,其他人只是工具、蝼蚁,都免不了悲惨的下场。利用林彪、四人帮、红卫兵斗倒刘少奇,利用四人帮、红卫兵斗倒林彪。利用未成年人斗倒成年人是他最拿手的手段。“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凡是一切与他不利的、与他为敌的、他看不顺眼的都是他斗争的对象,他好处占尽、坏事做绝。

只是,他毕竟是人,是人就有死的一天。终于,他还是死了。在他死后,在正义的回归中,在亿万中国人的期盼中,一颗苍天大树拔地而起。拨乱反正、真理标准的讨论、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社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国人民迎来了幸福生活的曙光。

和刘少奇一起纠正大跃进运动,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整顿文革后期局势,顺应历史潮流奠定改革开放局面……邓小平,在很多次历史关头都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但这一次,他却开始站在了邪恶的一方,对他昔日的盟友出了手。

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大善大勇的领袖,应声倒下,中国的前途再次晦暗起来。

是人都难免一死,何况于落幕的英雄。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他的死,引发了中国人民持续近两个月的悼念和抗议活动。

讽刺的是,以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是红太阳玩弄中国社会的重要的工具,而这一次,青年学生则是这场为民请命运动的领导者、主力军。同样是学生军,只是前者接受的是愚民教育,而后者接受的则是科学教育,其生命境界和道德水准就有了天壤地别。

可悲的是,那个自称是中国人民儿子的人,那个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人,却再一次发动政变,并对中国人民和青年学生举起了屠刀!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人类的历史也会记载:公元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由中国人民供养的人民子弟兵,对自己的衣食父母,对中国社会的希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镇压!

这次镇压,阻断了中国走向正常社会、拥抱人类文明的进程。后面的改革开放,与自由、民主无关,经济的腾飞,伴随的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铺天盖地的丑陋和数不胜数的社会问题。

这次镇压,再次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造成了社会正义的沦陷。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权威弯下了腰,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敢有丝毫造次。于是乎,国家领导人都成了哲学家、思想家,邓小平理论让人们不要思考、不要争论,一心搞钱,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是空洞的布袋,没有任何的理论建树,想装什么就装什么,领导人的一言一行皆是哲学,领导人的喜怒哀乐皆是国策。在没有真相的时代,在没有科学精神的时代,领导人一言九鼎、指鹿为马,人民大众思想混乱,行为乖张,社会正义消失殆尽。

八九之后,中国再次左转。1992年被边缘化的邓小平来到中国南方,发表了南巡讲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启航。年迈的邓小平,再次站在了正义的一方。由于他没有、也不会否定红太阳和马克思主义,为后世的很多社会问题埋下了种子,也导致了他想要管一百年的基本路线,仅仅过了三十余年就摇摇欲坠。

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思想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反天道、反科学、反人性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同样反天道、反科学、反人性。

“不否定红太阳和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开放,其目标只是在借助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苟延残喘,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现存的各种规章制度却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人们的很多生产生活行为就处于非法的、违规的状态。人们要想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就必须给当权者输送利益,以换取他们的许可、保护,否则随时都可能面临灾祸。

江胡时代很好地执行了这一路线,所以,虽然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许可、证照,虽然人们拿着钱跑断腿,但事情还是可以办得成的。社会正义在邪恶的夹缝中,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在慢慢恢复。借助于良好的国际环境,借助于中国人民的勤劳节俭,虽然丑态百出,虽然人人腐败,虽然无官不贪,但中国经济还是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正所谓:无官不贪,尚可泽民。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正义力量也在空前壮大。历史再一次走到了正常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对决的档口。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还是为了党的统治,忤逆天道、强奸民意,开历史的倒车?这个梦魇般的课题,再一次摆在了所有共产党的面前。

于是,习核心粉墨登场。他重拾共产党的绝招-宣传、洗脑,通过控制媒体、雇佣五毛等手段日夜自我吹捧,指鹿为马,压制言论自由;他选择性反腐,目的是打压异己、清洗政敌;他罔顾民生,肆意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他不讲科学,固执己见,为加强社会控制坚持动态清零;他残暴无道,派遣军队镇压上海民众;他夜郎自大,奉行“战狼外交”,在国际上处处树敌;他盲目自信,妄图通过修宪连任建立习家王朝;他无才无德,将国家和人民拖进了苦难和危险的境地!

如果说过去的苦难,是大家对理想社会的探索,那么现在的倒车,就是某些人天良的丧失。

注:刨析习式反腐

习核心的反腐只是在打压异己、清洗政敌,只是在欺骗人民群众,只是统治集团的内斗。所以,反腐运动,不但没能造福社会和人民,反而切断了实现人民正常生产生活合法、合规的途径。随着反腐的深入,人们发现:官员越来越独断、残暴、无耻,越来越好事不作为,坏事要做绝;人民事越来越不好办,话越来越不敢说,自由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苦;社会各行各业越来越萧条,天灾人祸的交织越来越频繁。

全社会的腐败根源于万恶的马克思主义及它指导下的各种罪恶制度,所以,根除中国社会的腐败,最根本的是弃绝马克思主义,废止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种种罪恶制度,消除腐败蔓延的社会条件,而不是消灭产生腐败行为的人,更不是借反腐之名行罪恶之实。

附:中共主要领导人简评

毛泽东:一人封神,生灵涂炭;

周恩来:忍辱负重,鞠躬尽瘁;

刘少奇:违心造神,悔之晚矣;

林  彪:甘为鹰犬,其鸣也哀;

胡耀邦:拨乱反正,惨遭罢黜;

赵紫阳:锐意改革,无力回天;

邓小平:功过参半,福祸未知;

江泽民:无官不贪,尚可泽民;

胡锦涛:顺水推舟,遗留后患;

习近平:一人做梦,万民遭殃。

二、正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