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先生仙逝，满屏悼念文章，大家名律纷纷出手。思之先生于江湖民间，可算备享哀荣了。

我不认识张思之先生，也从未面聆过先生的音容笑貌。若干年前，不知谁送了一本先生所著《我们律师》，看过之后已不知去向，印象中大概是先生对自己律师职业生涯的记录，但我依然不了解他，我总感觉自己和他相隔时间与时代的鸿沟，我没有机会，也不认为有跨越的必要。

视频自媒体创作者不知从哪里找来思之先生的法庭录音，听过之后，我始知先生的吐字清晰，语气铿锵，辩护不急不缓，有序铺陈展开；我也知道律师现在如果像先生当年一样法庭发言，不知要被法官打断多少回，甚至会不会赶出法庭也未可知。先生的声音让我听到的了上个世纪的回响。

择几篇名家悼文细读，更多只能将文章标题当成作者奉献于逝者灵前的挽联，略做浏览。这些悼文令我心生焦虑，作者的名号和文中用到的诸如“伟大”、“业界良心”、“泰山北斗”“思之精神”等词汇，总让我觉得自己错失了什么，但在这些文章中又鲜有读到先生对中国法治的贡献何在，维基百科亦言之寥寥。

我记起当年曾有律师写文章批驳张思之先生，听说先生还因此气病一场。我已不记得那些文章的内容，但我知道文章作者在人权个案上有过决绝的辩护和抗争，现在美国又举起文字大棒打起对美政见不同的昔日同道。

思之先生、批驳思之先生的律师和那些身陷囹圄的律师，让我思考人之于世的安身立命之道。

我承认，张思之先生的人生是成功的、充实的、精彩的，更是令人羡慕的长寿的。

张思之先生似乎一生都在时代的潮头。如果说当年他被选中为“四人帮”集团案件辩护是工作需要，是在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那么后来他为异议人士的辩护则可能是他的自选动作，他由此而比他同时代的律师更进一步，更不要说他后来奖掖后辈，门生满律界了。

批驳思之先生者认为思之先生没有勇气，没有突破，缺乏反思，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做配合式辩护，不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我们当然看到年轻的批驳者的勇气与抗争，包括利用网络自媒体呼吁个案关注，披露当事人所遭受的酷刑或不公；知道他因此而受监控，全家遭限制出境。其人虽最终携家人辗转赴美，但从此沉没于美国两党之争的泥淖中。如果自己或家人的一纸美国绿卡早已设定在抗争目的之中，其与其批驳的思之先生高下固何如哉？

张千帆教授著文《“思之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对人与事的评判可谓切中肯綮。千帆教授认为，“思之先生最大的智慧是知道‘政治红线’在哪里；他自己不碰红线，也告诫后来人别去触碰红线，但在某些‘少壮派’法律人眼里，这可能就成了一种世故和懦弱。”张思之先生当然是智慧的，他身跨国共统治，总能抓住历史机遇，屹立潮头不倒，这种智慧是智商、情商、知识和阅历的综合，这种智慧而来的安全或许只是思之先生的专属，他看到的“政治红线”与加诸于他人身上的“政治红线”可能根本就不是一条线。对此，大一统之下的少数民族弟兄或许体会更深。

律师与法律人似乎都知道“政治红线”在哪里。进入律协领导层的著名律师总结过“四化”：“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技术化，技术问题细节化”；代理过众多维权案件的著名律师提出“三不”准则：“不接受境外资金，不组织化，不发表司法评论”。

我的朋友许博士志永、丁律师家喜、常律师玮平，他们似乎也知道“政治红线”：许丁多次表示不接受境外资金，他们也尽量避免形成组织或给人以组织化的把柄和印象，几乎不在公共平台上发言。但，他们依然被抓了起来。

有效辩护、追求个案公正本来就是刑辩律师的职责，以代理过什么案件来评判律师对法治的贡献，可以，但远不够。中国不是判例国家，判例对制度建设的影响微乎其微，特别当某一类律师认为无罪的案件却总被判有罪的时候，律师是应当止步于“从未胜诉”的自我评价，还是应当去思考、探索不能胜诉背后的原因，并力争作出改变？

蜘蛛侠的uncle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律师、学者中名显能高者众，中国法制都如此这般了，却鲜有人出来说话，这让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以何仰望？

明哲保身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舍生取义则是中国人的气节。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我们评判上一代人的标准当是他们留给我们怎样一个世界，和他们为推动进步或阻挡退步做过哪些努力。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没有谁能配享“伟大的”称呼。

时代、机遇、能力、智慧、勇气、担当决定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安身立命之道，你既可以选，但也没得选。

思之先生选择了，哀荣极具，或可名垂千古；许丁常选择了，身陷囹圄，在牢笼之中渐被世人遗忘。

历史就是这么现实，历史就是这么残酷！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