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704)—论政生涯进入下半场,想起倪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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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倪匡走了,深念之。这是2019年去他家中的合照

我的论政生涯大约可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

上半场是从1970年创办《七十年代》到1998年《九十年代》结束。我和杂志的关注点主要在海峡两岸,尽管后十多年关注香港前途,但读者、作者及影响力以两岸为主。对中国大陆的报导和认识,经历了彻底的改变,大陆局势使我和读者、作者有了「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并因此成为独立的媒体。有大陆朋友认为,在四人帮事件后,杂志对大陆局势有正面影响,但我认为这影响无法动摇专权体制的丝毫。对台湾,我们杂志则顺应台湾党外的潮流,发挥了「外转内」推动民主化、自由化的一些作用。

在香港,作为「反回归」派的主张,虽据理力争,却无力回天。九七主权转移后开头一年,发现没有想像中那么糟。于是,在传媒环境改变下,杂志休刊。上半场划上了句号。

我放下沉重的编务,移民加拿大,远距离为《苹果日报》写评论专栏。我的关切离不开香港。 2003年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后,我又回香港长住了。

这就开始了我下半场的写作生涯。除了《苹果》的议政专栏外,我还在《经济日报》副刊写不涉政治的专栏,在香港电台开始了每周五天的「一分钟阅读」节目。后来在《苹果》副刊也写过每周四天的专栏,偶尔还客串写社论。到2005年,黎智英邀我担任论坛版主编。这以后,我为《苹果》固定写社论,后来写「世道人生」专栏,深度介入了主流媒体对香港的政治论述中。

这论政生涯的下半场,我广泛阅读,挑战性的思考不断袭来。对于已届退休年龄的我来说,并不平静。我不断产生思想上的反省和纠结,在耄耋之年受到香港年轻人的精神召唤,对逐渐沉沦的香港越发有难舍难离的感情。

在香港主权转移二十年的过程中,我目睹承接八九民运思潮的「爱国民主派」的兴起与衰落;中国大陆经济的起飞、膨胀和对香港的侵凌;年轻本土派的崛起,他们与传统民主派的矛盾以至对立;香港传媒、政界以至整个社会从文明到「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沦落……。这段变化之速、之恶劣、之深刻,给我的教训、对我人生的影响,比上半场论政时代更甚。我写下的文章,留下的政论结集,自认为比上半场有价值,甚至不谦卑地、冒大不韪地说,我的写作对香港年轻一代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正在写此文时,友人传来噩耗:老友倪匡走了!

哀伤之余,我不禁想到在中英谈判期间,倪匡是和我一样,公开表示反对九七转移主权的写作人。我们的想法反映社会上的多数,却是公开表达这意见的少数。 2019年他曾跟我说,如果当年香港有100万人游行反对主权转移,英国一定不会同意让出香港主权。只可惜当时香港绝大多数市民没有这种自主性。前两天台湾作家颜择雅问我,英国或会犹豫,但中国呢?也会因为香港有100万人上街而不「收回主权」吗?我的回答是,倘若在签署联合声明之前,那真的有这种可能。因为中国那时候确实需要香港去吸收外资、与国际联系,做金融转换和进口高科技产品等等。

中国不是很要面子吗?我说,对中国来说,实利比面子重要。面子可以用不同说法去掩饰。比如2005年与俄国签订条约,承认清朝割让和俄国后来强占的144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国可以说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台湾、香港、钓鱼台等就说「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什么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什么是「自古以来的领土」,都视政治实力与现实利益而提出不同说辞。

当然,这是指中英还没有达成协议之前。签署了声明,香港就成了囊中物,不会再交出来了。前几篇文章引用过邵善波的话是:你要北京不收回香港还容易些,你要它收回后不管香港事务,就根本不可能。

100万人游行也许可以使北京重新考虑要不要收回,但收回后则不管你多少万人上街,北京都会认为这是挑战它的权力,不仅不会退让,而且还会视为敌对势力而加码严控。

之前又提过我们的作者朋友王正方,在1987年他提出关于中国的「王氏定律」,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加政治自由等于一个常数。即如果经济出问题了,政治上就会让人民多讲点话,也就是自由多一些;若经济强了,就会压抑人民的自由。二者相加,永远是一个常数。这说法,与西方一些人认为经济发展可以促进政治民主的想法相反。

香港九七后无论是法轮功「天灭中共」的街头宣传、媒体对中共暴政的揭发、2003年五十万人的大游行,中共都哑忍。二十三条立法被迫收回,除了香港的亲中人士或大陆的所谓法律专家,中共真正掌大权的如江泽民、曾庆红等都没有表示意见,甚至还释出对「不同意见」者的善意。这就是「王氏定律」在中共经济亟需香港时的运用。

但对表达自由的容忍不表示可以在体制上削弱中共管控香港的权力。也就是说,即使出于经济的需要,也绝对不会在政治体制上向人民放权。魏京生被捕时,北京西单的民主墙贴满了批评中共的大字报,但魏京生要求的是政治民主化,要中共向人民让出权力,这就要抓起来了。董建华不是因为政绩和大游行而下台,是因为他要推政制改革而下台。

中英联合声明后,香港抗共运动基本上由「爱国民主派」主导。但在中共眼中,爱国必须爱党,而民主派则不论争取中国民主还是香港民主都是「反党」。我和倪匡在这方面有共识,但香港民主派大都没有这种认识。 (168)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