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苍:二位核武器研制先驱的爭风吃醋—比照朱光亚和邓稼先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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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向第二工业机械部(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62年11月,二机部向中央呈遞报告,爭取在二年后制成原子弹。由15人组成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主任是周恩来。当时大地刚从大跃进、大饥荒复甦,外交部长陈毅向外宣称:“宁要原子,不要衭子。”[1]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首次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在以上重大事件发生过程中,朱光亚和邓稼先是二位密切参与中国核武器研制、马不停蹄的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贡献的物理学家。

恰巧笔者手头上有二人的传记,把二本传记细读和比照,相当有趣。

[1] 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当时在《明报》社评中评击陈毅的说法,认为衭子比原子重要,遭到香港左派报纸的围剿。金庸后来说,陈毅私下承认自己的错误,传话香港左派报纸停止攻击金庸。

首先,朱、邓二人相同之处甚多,例如:

同在1924年出生(邓比朱早生6个月);

同在1945年(21岁)毕业自西南联大物理系;

同在美国大学以二、三年的短时间内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同在1956年入党;

同在二机部工作。[2]

分别的是:

邓在1958年8月担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又名九院、九所、九局)理论部主任(后任副院长、院长。),名字保密。[3]

朱则在11个月后担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李觉),名字公开。

朱在1969年中共九大、1973年十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77年十一大当选中央委员;邓则等到1982年才当选中央委员。

1970年, 朱光亚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地位和級別明显地高于邓稼先。

有意思的是,邓在九院工作了28年,朱亦一直积极参与核武器研制,但是二人似乎没有交情。

二机部是直属中央军委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负责核武器研制的领导单位代号,相当于美国研制出第一代原子弹的曼哈顿项目。九院(又名九所、九局)和核研所初时是二机部辖下的同级单位,后来合併一起。朱传说:“1964年3月,经中央批准,二机部党组决定撤销九局(局长李觉),将九局与核武器研究所、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合并为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对外称九院),李觉任院长,吴际霖、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副院长。”(页213)

奥妙的是,邓稼先也是九院副院长之一,后来升任院长,为什么被省略?

原因可能是:出版在前的邓传只字不提朱光亚,一味强调邓稼先的领导地位,例如:

[ 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页66),“杰出的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领导者。”(页84)

“在研制原子弹、氢弹的过程中,邓稼先经常出入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多次向总理汇报工作,多次当面接受周总理的决定和命令。”(页134)

“周总理派专机去西北,把参加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和这次核航弹空爆试验的核武器研制和试验部门的负责人、科学家、技术专家及投弹机组的代表接到北京。5月30日,邓稼先等人一进入人民大会堂,就受到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4]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国务院和总部的有关负责人的热烈欢迎。”(页134)

于是,出版在后的朱传便以牙还牙,处处突出朱光亚的地位和角色高于邓稼先。例如:

“作为[核武器]研究所党委常委中唯一的科学家朱光亚,主管科研全局,是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最高技术领导人,责任重大,地位举足轻重。”(页193)[5]

朱经常代表二机部党组向党中央呈写报告,列席中央专委会议。

关于1965年5月30日,邓传有这样简单的一句:“邓稼先想起了1965年5月30日周总理主持的那场“庆功酒会”。”(页134)朱传的写法是:“[1965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两次核试验功臣举行庆功酒会。钱学森[6]和朱光亚分坐在周恩来两旁。” (页341, 247)

朱传又说:“[1966年]12月11日,[朱]列席中央专委会议,向中央领导汇报氢弹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周恩来高度赞扬朱光亚起草的氢弹试验准备工作情况报告“写得很好”。” (页258, 341)

1970年,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朱光亚为国防科委副主任(主任张爱萍);“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由朱光亚主管核武器、核材料、核动力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工作。从此,朱光亚由核武器研究院最高技术领导人成为国防科技战线核科技领域的领导者。”(朱传,页269。)

1977年9月,“在朱光亚的直接领导下,由邓稼先、于敏主持,核武器研究所启动了中子弹研制工程。”(页307)

朱、邓的爭风吃醋和杨振宁、李政道之间的爭执十分酷似。我们也知道:邓稼先和杨振宁是安徽怀宁同乡好友,而朱光亚比較接近李政道。

1971年,杨振宁访华,要求会晤邓稼先。朱光亚不与焉。

1972年,李政道访华,要求会见朱光亚。邓稼先不与焉。

杨、李终生不和,居然重现在朱光亚和邓稼先之间。

如果读者问:“朱光亚和邓稼先在科研上的贡献,谁较优胜?”根据朱传提供的丰富材料和外国专家的分析[7],朱光亚的主要贡献在置身于政治领导、工业和科研单位之间的协调和管理,他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基础研究;邓稼先则在软件上作出关键性的贡献,即使朱传也肯定了邓在核理论研究的开拓性贡献。邓传在科技内容上显得充实和具体,可能因为著者之一、邓稼先长女邓志典是物理学家。

对物理学和核武器研制感兴趣的读者,抱读二书会有甘之如饴的感觉。例如朱光亚用生动的形象语言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解释使用中子引爆原子弹的关键:

“搞响一枚原子弹,需要什么呢?爱因斯坦讲过,如果中子轰击核原子,就可能引起核爆炸。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压力,什么温度,需要多少中子,不会有人告诉我们,只有靠我们做爆轰出中子的实验。倘若没有足够数量的中子,即使造出原子弹來,也只是个哑巴,它不会响的。”(页211)

在邓传中,著者细致地描述邓稼先替上述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邓稼先修改密度泛函理论(Density Function Theory) 中的托马斯-费米模式(Thomas-Fermi Model),推导出引爆原子弹所需的高温高压下的中子密度方程,在没有实验条件和高速电脑帮助下,利用数学外推法,求出了极高温高压下的所需中子数量的方程。(页78-79)

邓稼先用来推导出引爆原子弹所需的高温高压下的中子密度的托马斯-费米方程。

至此,笔者要指出二书有二个相同的、重要的省略:

  1. 没有提及王承书(1912-1994)。王承书在1944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是朱光亚的老师张文裕的夫人,在核武器研制项目中负责关键性的铀235分离和浓缩工作,是非常稀少的理论和实验、软硬件兼精的女科学家。

左起:邓稼先、王承书、杨振宁、张文裕。拍摄年份估計在1970年代。

  1. 没有提及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科学院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庆贺活动,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接见了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主要科研人员,陪同接见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由周恩来特意邀请讲话,因为吴有训是在場的科研人员(包括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的老师。省略的原因可能是这系列活动当时没有公开报道,同时吴有训是党外人士。[8]

总之,二本传记让我们看到科学家在极端落后、困难和恶劣的环境中,依然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对世世代代有激厉、启迪的效用,我们期待尽早读到更多的科学家传记,例如于敏[9]、程开甲[10]

参考书目:

许鹿希、葛康同、邓志典、邓志平著:《邓稼先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奚启新著:《朱光亚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聂冷著:《吴有训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John W. Lewis &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的导师Dirk ter Haar.

Frederick Josef Belinfante 负责邓稼先博士论文论文审核。

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的博士论文。

签字者是

R.M. Whaley

  1. Lark-Horovitz

普大那时是荷兰科学家聚集之地。

Biography of DIRK TER HAAR

[1] 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当时在《明报》社评中评击陈毅的说法,认为衭子比原子重要,遭到香港左派报纸的围剿。金庸后来说,陈毅私下承认自己的错误,传话香港左派报纸停止攻击金庸。

[2] 朱、邓有了党员身份才可以参与核武器研制。不是党员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如吴有训)和学部主任直到1962年4月底举行的上海会议才被告知“两弹一星”的概况。聂冷著,《吴有训传》, 页474。

[3] 邓早逝于1986年,时年62岁,中央军委指示对邓的工作解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都报导了死讯,杨振宁也替同乡好友发表了情词並茂的悼文。邓稼先的职位比朱光亚低,而且职责限于理论研究,为什么邓的名字在生时需要保密而朱不需要?要等待进一步的研究。

[4] 7个月后,罗瑞卿被打倒。6年之后,林彪暴屍荒野。

[5] 朱传亦提及邓稼先,说邓“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页192)

[6] 钱学森当时是七机部(国防部第五院,即导弹研究院的代号)领导,见聂冷著,《吴有训传》, 页248。

[7] John W. Lewis &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p.145.

[8] 聂冷著,《吴有训传》,页484-485。朱光亚传亦省略了陈华堂:1960-1970年代期间,国防科委领导公开露脸时,报导总是把“朱光亚、陈华堂”排列一起,而朱传内只字不提陈华堂。理由可能是:陈华堂是纯粹军人,当时是国防科委的军管头头,和科技无关。

[9] 一生没有在外国留学的土产科学家,对氢弹设计贡献宏大。

[10] 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的题材是超导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