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共大外宣步步为营、层层推进，逐渐控制了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华文媒体。（路透社资料图片）–自由亚洲电台
【按：以「空中客车」惩罚波音，乃是中共故伎重施，这倒让我想起一本书来，知道西方也有明白人，这是一本二十四年前的英文书，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译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作者 Richard Bernstein、Ross H. Munro 都是曾经派驻北京的记者。这本书提到：『中共当局总是一面以利润诱惑美国商界，一面又发出威胁……总理李鹏一九九六年惩罚了波音公司，取消了购买波音飞机的承诺，改从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购买了价值十五亿美元的飞机。他极为露骨地说明了采取这个做法的原因，因为欧洲领导人在「对华合作时不附加政治条件，而美国人却任意地威胁要制裁我们。」』这两件事的时间差距，至少告诉我们，中共和西方都丝毫没有进步，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原地打转。二十多年前我就分析过这个伎俩，并留下一文。 】
笔者九五年曾谈到，中共在台海局势中的强硬姿态，越来越显示其逐渐出现的对外方针的基本改铉更张：从1989年以来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谨慎防守中走出来，以进攻的姿态控制和操纵亚太事务。这一变化，乃是中共确认它成功地应付了苏联东欧变局，和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之后的本能反映。
这种“国际大环境”的改变，不仅化解了中共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引起的执政危机，也进而化解了邓小平辞世所带来的权力真空危机。江泽民能坐得住，很大程度上，不是大陆内部“稳定”，而是国际环境对中共从未如此有利过。
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的智囊机构，和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参考的学术界的中国大陆政治分析，一向以中共领导人的“言行”作“短期预测”，八九年以后未见哪位策士提醒白宫注意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之计，也未见他们看穿中共以市场利益诱惑并迫使西方让步。直到最近，才出现新闻界揭露中共“政治献金”丑闻的清醒眼光，其中有一本书比较系统的梳理了中共对美外交的步步为营的脉络，很有政策价值。这本书是《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作者 Richard Bernstein，Ross H. Munro都是曾经派驻北京的记者。本文拟参考他们的研究，对中共在分化西方、影响舆论、收买政客三方面的外交策略作些分析。
分化西方
现在来看，“六四”后中共的对美外交，从一开始就不纯然是被动式的“韬光养晦”，而是力图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的，而且有其独特的做法，《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下称“即”书）一书作者认为，中共“从它企图影响美国行动的那种肆无忌惮，一旦听到不同意见就发泄出来的那种刻毒的愤愤不平，到它在美国的无孔不入的活动，这些活动不光是指那些伴随着私下游说的宣传、威胁和恐吓，还包括购买或盗窃技术以便向中国转移。”他们也指出，“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中国问题的种种争论，已经被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由原美国高级官员组成的集团所支配，而这个集团的人则通过推销他们所主张的对华政策获取暴利”，“中共惯于以发动经济战相威胁，企图这样来改变美国的国家政策，这种做法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回头去看，「六四」后成功地打破西方对华制裁，乃是颇有研究价值的一段中国外交史，足可列为美国对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课题。主导这个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最高准则，是邓小平面对「六四」事件和接踵而来的苏联东欧巨变所提出的两个方针：“韬光养晦”和“绝不当头”，其基本精神都是避开锋芒，不当「出头鸟」，以争取喘息的机会。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由此联想起类似越王句践「卧薪尝胆」、韩信「胯下之辱」乃至稍近一些的林彪对毛泽东的「韬晦之计」。这种渊源极长的中国「光棍」传统的权术，是否可以用现代政治学去研究？我不知道它可以归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所擅长的哪一类「分析模式」。
但是我们毕竟可以从中共的对外政策中找到这种权术的强烈痕迹，比如，1992年9月中共外长钱其琛发于党内的「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报告中，特别谈到「打破西方制裁」的有计划部署，其第一步就是海湾危机时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颇有深意帮了美国一个忙，钱其琛如此描述：“我巧妙利用美在海湾问题上有求于我，去年（1990年）底实现了外长对美的正式访问，会见了布希总统，打破了美不许两国部长级官员互访的禁令，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突破。”进一步撕开这个口子的办法，是说服美国不再坚持西方国家在世界银行对华贷款上保持制裁的一致立场，当年就拿到了七个亿。他们对此叫做「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集体内部的矛盾」，其中又特别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最先使日本放弃制裁，第一个去投资，给于充分优惠，让西方各大财团和公司急得直跺脚，自然会去游说国会。到这个火候儿上，中国便组织赴美采购团，一次就签了十二亿的合同。
美国人如今也终于看到中共当年“惩罚波音公司”的深远意义。 “即”书写到：“中共当局总是一面以利润诱惑美国商界，一面又发出威胁……总理李鹏一九九六年惩罚了波音公司，取消了购买波音飞机的承诺，改从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购买了价值十五亿美元的飞机。他极为露骨地说明了采取这个做法的原因，因为欧洲领导人在‘对华合作时不附加政治条件，而美国人却任意地威胁要制裁我们。’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中国政府自己在耍弄着贸易制裁的武器，时而以经济利益相许，时而用经济惩罚作威胁，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中国的对美政策之所以能明显地收效，恰恰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把经济和政治拴在一起，用经济上的利诱和惩处来向美国索取政治让步。” 卸任的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十分灰心丧气地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当我们对付中共时，我们在欧洲和日本的盟友们却拖我们的后腿，把合同抢走。”今天，这种策略已经进一步挑唆法国的反美情绪，最近法国总统席哈克北京之行，不仅签了十二亿合约，还同中共一道谴责“美国霸权”。中法的这种“合作”，无非是冷战时代戴高乐与毛泽东合作的翻版，但值得思考的是，钱其琛在1990年就提出「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集体内部的矛盾」的策略，七年后开始“见成效”。
控制西方中国观察家
通过西方左倾知识分子影响西方舆论，是中共对西方分化的另一个层面，也是中共国际统战的老把式。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国只准许很少的外国记者和作家进入中国，这些人被中国称为“中国的朋友”，换言之，就是愿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作宣传的外国人。其中著名的，一个是瑞士作家韩素音，另一例子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只有极少数美国人能去中国的“文革”年代，他居然能去中南海，进入毛泽东会见外国贵宾的客厅与毛长谈。还有一些外国人也属此类，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兰作家伦•艾黎等，澳大利亚共产党员Wilfred Burchett等。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是因为他们具有“朋友”的身份。而只要他们向外部世界讲了一些真话，比如披露了上层权力斗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或者毛政策造成的经济灾难等情况，就会被中共认为“不友好”，他们的“朋友”身份就会被轻而易举地撤销。
然而自共产主义的全球性崩解以来，西方左倾思潮也一蹶不振。中共控制西方西方舆论需另求其道，开始运用各种手腕、造就出一小群新的“中国的朋友”，办法是去中国的签证、到各地旅游的许可、以及进入中南海会见领导人的特权等。但是大概效果不彰，西方舆论对中共的基本调子仍是负面居多，因此中共开始采取一套新的做法，被称为“杀鸡儆猴”。最先遭此“待遇”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只因他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作了序，从此中共不准他再进入中国大陆，这对于一个以中国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自然是一个损失。接下来，曾经公开批评中共违反人权的美国学者和作家，或者在申请访华签证时被拒签，或者是被要求参与一场寻求著名美国人支持中共政策的活动、以此换取访华签证。以中国大陆为主要报道对象的著名自由撰稿人Orville Schell（中文名字夏伟），曾出版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自从九十年代初以来就再也拿不到签证，原因是他参与了“人权观察”的活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六四”以后几乎年年可以得到有效签证进入中国，但一九九六年八月却在北京首都机场海关被拒绝入境，还把他在旅馆里扣留了整整一夜，于次日晨将他送回香港。林培瑞事后说，当他被扣压在旅馆里时，有四个公安局官员在房间里通霄值班看守他，他们把房间里的电话也切断。
“杀鸡儆猴”的作法其实并非新招，一九七二年早在意大利电影制作家米开郎基罗•安东尼奥尼身上试过，他是意共党员，获准到中国摄制一部文献电影，后来中共发现这部电影（China Is Near）没有突出中国人的“革命形象”，而是如实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情景，就掀起了一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宣传运动。埃德加•斯诺在七十年代访华期间也制作了一部电影，但他采取了与安东尼奥尼相反的做法，他拍摄的只是建造长江大桥的“英雄事迹”，这就保证他下一次还能拿到访华签证。 “临”书引述Schell的分析，认为从总体上来看，中共在试图控制外国的中国观察家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中方制造的恐吓确实使许多外国学者和记者讲话时小心翼翼，他们害怕成为中共的“不受欢迎的人”。 Schell说，这其实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所熟知的，中共对付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手法，这种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威胁手段不仅在中国国内十分有效，而且对外国记者和学者也产生强烈效果，因为这些人为了保住目前与中国相关的职业，需要去中国，所以对中共有所依赖。
“即”书也指出，美国有一小群中国问题专家避开“冒犯”中共，依然可以获得与中共高层官员接触的机会，所以反而与当年的韩素音、斯诺一样“走红”，为白宫非正式地提供咨询，为美国大公司或政治名人的中国之行“护航”，也发表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分析，在政治上充当中共的辩护士。可是，这些美国的中国问题学术精英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仅排斥本国异己、也排斥外国批评者的中国政府，只要这些美国学者在某些问题上冒犯了中国政府，他们去中国作调查研究的路就被堵死了，他们的学术生涯就会因此终结。那些保持与中共官方良好的接触管道的美国政治学者们，通过这些接触还能了解中共领导人是如何想问题的，这些知识确实颇为实用；他们发表的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章就有参考价值。但在一些问题上，比如毛泽东的声誉、人权、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北京当局紧紧地盯着，这些学者就只好要么是说些奉承之词，要么干脆缜口不言。
收买美国政客
“即”书认为，同上述中共在西方学术或新闻领域内全面实施软硬兼施的作法相比，在商务活动中就干脆是赤裸裸的收买。
中共凭借操纵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颇为收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利用那些最可能从美国迁就中共的政策里大捞好处的人，在美国政府和公众当中不遗余力地推动对中共的迁就政策，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前国务卿基辛格(Herry Kissinger)和黑格(Alexander M. Haig Jr.)，还有前副国务卿伊戈伯格(Laurence Eagleburger)和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等。他们是一批这样的“顾问”，如果一个基辛格想为他的主顾(某家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中赢得一项合同，那么根据中方的要求，这场交易的条件是，这个公司要在美国为中国的利益公开辩护，或者安排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记者团访华；美国公司主管也可以通过这位“顾问”认识中共的高级官员，美国公司为此付钱给这位“顾问”，而这个顾问为了巩固他与中共官方的私交，则要在美国公开支持取悦北京当局的政策建议。这种安排从来不会明显地写在商业合约里，但人人都懂得这种交易。
基辛格为中共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辩护是很著名的。就在屠杀的第二天，他同时在多家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称邓小平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之一”，说邓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更为仁慈而较少混乱的过程”。美国国会呼吁制裁行动，布什当局正准备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基辛格却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著名晚间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的采访时说，“我不会主张任何制裁”，“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示威者占领首都的主要广场达八周之久，”这种占领导致了失序和混乱，因此实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八九年十一月，他陪伴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见到了邓小平和中国外长钱其琛，钱对他大为夸奖，回美后他在白宫又报告了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谈话。基辛格一年中会数度访问中国，而中国的大门对他则永远是开放的。
基辛格总是回避一个问题，即他能从他鼓吹的对华政策中图到多少利润。基辛格的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代表许多想在中国寻求商机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付给基辛格大笔的钱。一九八九年他发表那些为中共辩护的言论时，他组建了一个名为China Ventures的有限合伙公司，与他的老熟人荣毅仁负责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在中国投资。美国全国民主政策委员会(National Democratic Policy Committee)的Scott.Thompson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发言中指出，基辛格确实从那些在中国有投资的公司那里拿到大量酬劳。
“即”书认为，显然，由于基辛格这样的原美国高级官员又从中帮忙，结果在美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为中国游说的集团，这个集团不愿意批评北京当局的人权记录，反对与中国“对抗”或制裁中国，并借此捞到了可观的利润。这个问题的要害并不是基辛格不应该帮助美国公司，或者要质疑美国公司到中国投资的动机，值得人们怀疑的是基辛格和黑格这样的人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响力公开地或私下地推动美国的政策，然后个人从中渔利。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