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彭春:人权宣言的中国“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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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然否斋主 士界sichem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联合国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是谁在这部伟大的国际性文件中注入了中国元素,让它具有一颗“中国造”的“良心”?他便是人称“九爷”的张彭春。他不仅有说服和妥协的大师级艺术,还具有融贯中西的思想。九爷所理解和运用的儒家思想不是封闭和静止的,而是广博多元的人文主义。

人权宣言的中国“良心”

1937年7月29日,南开大学遭日军轰炸,校园一夜之间夷为平地。哥哥张伯苓校长因公出差不在天津,弟弟张彭春教授,连夜化装乘船离津,由威海卫转赴南京。

国难当头,45岁的张九爷,这位中国北方戏剧的奠基人,把家属留在天津的英租界,从大学教授和戏剧导演这怡然自得的角色,即刻转移到抗战上来。一如演员在戏剧里变换身份,九爷接受政府指派,成为了一名非正式外交人员——新的跨界开始了。他发挥自己的外交能力和国际影响,作为外交部顾问前往欧美宣传抗日,争取外援。九爷先后赴日内瓦、伦敦、布鲁塞尔、罗马、柏林、莫斯科,用流利的英语演讲,揭露日军在中国对平民发动的战争暴行。1938年,作为西南联大的南开教授,他代表天津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1940年起,九爷正式成为外交官,先后担任国民政府驻土耳其和智利特命全权公使。直到二战结束,他完成了战争期间外交官的特殊使命。一个中国人,在西亚和拉美国家的外交官经历,对他个人来说意义何在?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命运之神,已经悄悄作了安排。

抗战开始后不久跨界当外交官的九爷张彭春
九爷1936年在伦敦出版的著作China at the Crossroads(《十字路口的中国》)

战后,张彭春迎来人生旅程的又一高潮,也是他跨界传奇的一座巅峰。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生效,这标志着联合国正式成立。张彭春在联合国创立伊始,就参与旧金山会议。1946年1月,作为中国的四位代表之一,九爷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任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常任代表(大使衔),并提出创办“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是联合国的核心机构,负责处理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国际事务,它也是推动构建国际人权体系的主要组织。1947年7月,九爷还兼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

上世纪40年代从事外交官工作的九爷张彭春

九爷有深度思索的习惯,但他的风格是,很少写长篇论文,而是把深度思索贯穿于行动。1946年1月至6月,他在国际外交场合连续作了三次有力的演讲,留下三篇有深刻思想的外交演讲稿,《一种新的忠诚》、《向细菌开战》和《经济“低压”地区的世界意义》,分别是关于外交、卫生和经济三个领域的。荣幸且巧合的是,然否斋主收藏了张彭春先生1946年亲笔签赠友人的这三篇文章的合订本。

在《经济“低压”地区的世界意义》中,张彭春强调了欠发达地区的世界意义,认为“必须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给予欠发达地区应有的关注。正确看待经济不发达地区”,“为了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民的利益而特别关注这些地区的工业化问题”。正是欠发达国家的公民这一身份,以及在西亚和拉美等国的外交官经历,使他更多更深层地理解和思索着经济困窘中平民的利益。在这篇文章里,张彭春继而引用《礼记·礼运·大同篇》,为世界各国展现了一幅理想社会和理想世界的生动画面,阐述了他来源于儒家“世界大同”的“世界整体”思想。正是这篇演讲的思想,首次阐明了他关于人类普遍享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理念,也为他后面引导《世界人权法案》的起草,打下伏笔,确定基调。在1947年人权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他就主张,宣言应当融合儒家思想与学说,指出“十九世纪的欧洲人民虽走向狭隘之路并以自我为中心,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应以博大的眼光来看世界性的大问题”。

张彭春此时的跨界,表现在他善于运用中西思想、将经济学与哲学相交叉,向国际社会阐述他的思想。时隔80余年的今日,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张彭春当年的“世界整体”具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这也再次证明华夏思想文化的源流是一脉相承的。

不久,命运之神把他推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央。1947到1948年间,他参与并最大程度地主导了《国际人权法案》的起草与诞生。跨界无极限,然而,跨得好是有极限的。张彭春就是跨界“好”到极限的一个人。

九爷张彭春,在发布《世界人权宣言》之前的联大第182次会议上

1946年6月,依据联合国宪章第68条之规定,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成立了人权委员会。1947年1月,在纽约成功湖,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召开人权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人权委员会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年11月11日-1962年11月7日)担任,副主席是张彭春。这时,他实际上是兼任两个职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和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张彭春从此为一部伟大的文件——《国际人权法案》的起草,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工作。第一次会议明确了《国际人权法案》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世界人权宣言》,二是《世界人权公约》,三是《执行措施》。

张九爷1947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

我们知道,中国当时处于内战,民国政府没有精力顾及联合国所有的大事,中央政府也没有人对一份国际性文件的起草有任何热情。何况这是关于人权的文件,在那个时代,国人并不知道人权为何物,学界对人权也没有学术上的思想准备。如果是一位平常的外交官员,他身为副职,完全可以尾随主席,随大流就能够轻松完成副职的配角职责。可是这位满腹经纶的中国教授,不仅没有这样去做,反而把他的知识、智慧、经验和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他成为了活力四射的思想家,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两位主导者之一。

张九爷1947年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会议上

我们每个人,包括尊敬的读者你,知道人权是何意吗?很多人听到人权,会因缺乏认知而感到陌生,或因意识形态上的敏感而排斥之,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是对自己作为人的误解。人权是普遍的人类权利,是人成其为人的基本特征,它是人类基于尊严而人人享有的,它不可剥夺,也无可替代。经历“二战”期间的浩劫与屠杀之后,人类在生灵涂炭的恐怖记忆中,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用笔,把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写了下来!

可是,人类的基本权利有哪些呢?这些权利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起草人之间已有争议,何况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国际法的起草总是充满辩论的。罗斯福夫人一开始就意识到,委员会中有两位学识上的主导型人物,一是黎巴嫩代表查尔斯·马立克(Charles Malik),担任报告员,其任务是准备委员会的官方会议纪要。马立克是位基督徒,有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二是中国的张彭春,精通中国哲学的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一个代表西方思想,一个代表东方思想,简直是针尖对麦芒,也可谓是旗鼓相当。查尔斯·马立克希望《宣言》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基础之上。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都以“上帝”或者“造物者”作为逻辑起点,可见西方价值观之根深蒂固。九爷最重要的主张在于,不能只反映西方思想,只体现基督教思想,“在人权领域不应该忘记大多数”,他认为人权宣言不应该过分西方化。张九爷和马立克,这两人气场都很强,都非常强势也有主导欲,毫无疑问他俩之间会产生冲突,事实也正是如此。

这位满腹经纶的中国教授,成为活力四射的思想家

在这里,博学的九爷令人钦佩之处在于,他早已敏锐地把握到了人权的实质与核心——人的尊严。这一点在西方来源于人文主义所谓的dignity,即西方“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PranascoPetraea,1304—1374年)所倡导的“人的尊严”。这是有普遍性的观念。在人的尊严之外,九爷的努力是试图把“仁”这一概念融入人权的哲学思想。他把“仁”翻译成two-man-mindedness,即“两个人之意彼此感觉到对方的存在”,进一步解释为“对于其他具有同样渴望而且又想享有相同权利的人的一种同情态度”。仁者爱人,就是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再简洁地说,就是“将心比心”。强调仁爱,强调“相互”,这显然是地道的中国思想,与西方个人主体思想差异明显。九爷张彭春的中学和西学功底在此时发挥作用。若《世界人权宣言》只有“个人尊严”,而没有“相互仁爱”,那它就是不完整的。

当初,美国代表起草的原稿第一句话是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人生而平等)。但是man只有男人,没有女人。create也隐含上帝创造人类的宗教意味。九爷张彭春主张立足于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面带笑容地提醒说,人权必须涵盖西方以外的观点,必须坚决取消一切借助于神和自然的措辞。九爷认为“宣言应该既反映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反映孔子的思想”。最后,《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明确规定:

Article 1.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这第一条的“良心”(conscience),便是来自九爷的建议,也表现了来自儒家思想的中国价值观。他明确提出,在理性后面要加上“仁”。“兄弟关系的精神”这一提法正是九爷主张的“仁”的内涵,正应了中国的俗语“四海之内皆兄弟”。因英语难以表达“仁”,九爷的同事把“仁”理解并翻译成“良心”(conscience),让冷冰冰的理性增加了温度,而“兄弟关系”精神正好又体现了仁(two-man-mindedness)。人类和法律需要理性,但人类和法律更需要良心。在讨论第16条时,张九先生还深刻地提出了“思想自由包括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这一重要论断,它正是“不得侵犯良心”原则,也呼应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当不义成为法律,抵抗则成为义务”,后者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髓。张九先生正是用“良心”这一概念,替代并阻止了一些国家代表要求在《宣言》写进“上帝”和“自然法”的主张。

《世界人权宣言》拥有了一颗“中国造”的“良心”,简直是完美!

罗斯福夫人(中)、张彭春(左)和马立克(右)在人权委员会会议上

为起草一个旨在保护全人类(不论其身居何地、身处何时)权利和自由的历史文献,东西方哲学在这里开始论辩了。此处不必具体描写人权委员会百余次会议的争辩场景和争论焦点,只要听听现场主要人物的回忆即可知晓一二。罗斯福夫人回忆道:“张博士是一个多元主义者,并以引人入胜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命题,即有超过一种类型的终极现实的存在。他说,《宣言》应该不仅仅反映西方思想……”。有丰富外交经验的罗斯福夫人在自己的寓所举办了一个茶话会,邀请了包括张彭春和马立克在内的多位代表,显然是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让各方的思想距离拉近一些。马立克却开始阐述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而张彭春则很有礼貌地建议代表们去花时间研究一下儒家基本原理。罗斯福夫人说自己听不懂,只好站起来,再倒满茶杯,坐回来继续听这些先生们有哲学意蕴的对谈。

作为思想交锋的对手,马立克是怎么评价张彭春的呢?马在194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在数百位有贡献的个人和机构的名字中,我不得不提张彭春博士,“他是人权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一位杰出的副主席。他经常引用东方智慧和东方哲学,每次都成功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且他借助其特殊的起草天才,能够愉快地调整我们的许多条款。”马立克还提到,张彭春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但他们的“立场差距不大”,“总体来说,即便中国共产党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代表中国,它也会和张彭春先生持相同的立场”。这就说明同属一国,拥有同一种文化传统。马立克认为,张彭春所坚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不管他是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还是其他人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结果都会是一样的。(孙平华:《张彭春: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页。)

埃莉诺·罗斯福正拿着《世界人权宣言》阅读

如果说起草《国际人权法案》是法律专业的事,是国际法的领域,是象牙塔尖上的法哲学问题,那么对张彭春来说,这实际上是幅度最大的一次跨界。然而,作为杰出的戏剧家、教育家、外交家和哲学家,他的经验和思想已经足以让他在国际法的舞台上自信自由地驰骋。他对儒家经典的熟稔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惯于运用儒家思想”是张的人格特征。

《国际人权法案》起草过程中有观点的冲突,又有思想和文化的融合。有国外学者评价说张彭春是universalist (普遍主义者)和humanist(人文主义者)。九爷在这一次次的思想争锋和观念会同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张彭春有说服和妥协大师的艺术,更是因为他的儒家思想不是静止而封闭的,而是广博多元的人文主义。九爷身高马大、声若洪钟,话剧腔的语言节律抑扬顿挫,加上导演的细腻与严谨,他总是能在各种场合收放自如。九爷在国际舞台上将中国人的能力、智力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把中国文化和传统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他有思想,又雄辩,但绝不咄咄逼人,而永远保持着他那礼貌的、招牌式的面带笑容的严谨和严厉,因此获得了“妥协大师”的封号。

为建立世界人权体系作出贡献的人们

1948年年底,当时的国人几乎不会关注这件大事: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巴黎以48票赞成、0票反对、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的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里有五位成员的贡献要超过任何其他人,他们是主席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 ),副主席张彭春(Dr. Peng-chun Chang),报告人查尔斯·马立克(Dr. Charles Malik),来自加拿大的联合国首任人权司司长约翰·汉弗莱(John P. Humphrey)和法国代表勒内·卡森(René Cassin)。直到30多年后的上世纪80年代,才有少数中国人了解到这部伟大的历史文献,知道它的重要意义。

当时国内尚处于内战时期,张彭春在国际舞台上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但从思想和文化上讲,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自己的祖国。只要你认同祖国的文化,整个民族的文明积淀就是你的根,就是你的靠山。

【藏品】然否斋所藏张彭春1946年的三次演讲稿合订的签赠本(如图)

【藏品描述】这是张彭春 1946年三次演讲稿的合订本,演讲题目分别是A new loyalty(《一种新的忠诚》)、War against microbes(《向细菌开战》)、Worl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ally “low-pressure”areas(《经济“低压”地区的世界意义》),平装一册附其手迹一页 。封面有张彭春先生的中英文签名和赠言:To Dear Porters,from PCChang 张彭春,Silver Bay 1945

张彭春(1892年4月22日-1957年7月19日),字仲述,天津人,中国戏剧家、教育家、外交家,还是一位哲学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胞弟。1957年7月19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于美国新泽西州,终年65岁。

(本文参考黄殿祺:《话剧在北方的奠基人之一:张彭春》,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龙飞、孔延庚:《张伯苓、张彭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侯杰:《百年家族:张伯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孙平华:《张彭春: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附转:

被遺忘的民國名流張彭春:為《世界人權宣言》貢獻中國智慧_無名客棧歷史_無名客棧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