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五七指示》的海报（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藏）
一、毛泽东是出于理想主义发动了文革吗？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文革到底有几个的问题。我曾经讲到，我并不认同“一个文革论”或者“两个文革论”，而是认为文革有三个，也就是毛泽东及毛派和老干部集团的争斗、社会上毛派人士与“五毛人士”的厮杀、以及民众借中共内讧的机会展开的抗暴运动。“三个文革”互相缠绕在一起，关系相当复杂，甚至许多文革亲历者身上都不只带有其中一个文革的色彩。然而，尽管这“三个文革”互相交织，它们在本质上却又是截然不同的。
我在上个星期也谈过，在这“三个文革”中，前两个可以说是一点正义性都没有的。这是因为，在前两个文革中，无论是哪一派获得胜利，都只不过是共产极权势力中的一派战胜了另一派而已。这样，首先对前两个文革的实质内涵进行分析，就成为了很有必要的事情。
实际上，我在这里提出毛泽东及毛派和老干部集团之间的斗争毫无正义性可言，是会受到毛派和老干部文革叙事支持者的同时否定的。众所周知的是，在老干部文革叙事中，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们被称为“党内健康力量”，是一直与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斗争的。至于毛派人士，则会认为毛泽东和毛派在文革中当然是完全正义的一方，代表了所谓的“大民主”，老干部们则代表了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走资派”。如同我们在之前讲过的那样，这两者看上去虽然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要给中共的这一派和那一派张目而已。
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官方对文革历史的叙述，依然大体上沿用了老干部们的文革叙事。这种叙事中，老干部们似乎是一些受尽迫害的白莲花，而这当然不是事实。在此前对所谓“十年文革”各阶段中施暴主体的分析里，我们已经谈过，实际上各级党政军干部犯下了大量屠杀民众的罪行。只要明白这一点，这种将老干部们描绘得十分无辜的文革叙事，实际上就已经不攻自破了。
今天我们要重点谈及的，是毛派眼中的文革史观，也就是认为毛泽东和毛派在文革当中是完全正义的一方，代表了所谓的“大民主”，打击了“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走资派”。这样一种史观，实际上在部分反对中国当局文革叙事的人当中有一定的市场。一些不满官方文革叙事的人，在第一次看到毛派的文革史观时，往往会有一种“毁三观”和“恍然大悟”的感觉，并且会认为“既然官方的文革叙事是错的，那么老干部们实际上就不是正义的，在官方叙事中被描绘成反派的毛派、以及‘犯了错误’的毛泽东才是正义的”。然而，历史绝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一种错误认知的反面，也未必是正确认知，很可能是另一种错误认识。
二、毛式乌托邦：《五七指示》描绘的乌托邦蓝图
在叙述毛泽东的所谓“正义性”时，毛派人士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像抄录宗教典籍一样大段张贴毛泽东说过的话或者写过的文章。一篇常被用来证明毛泽东之所以反动文革，是出于理想主义原因的文献，是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写给他的政治盟友林彪的一封信。这封写于文革前夕的书信，又被叫做《五七指示》。在那里面，毛泽东描绘了一个他希望通过政治运动达到的理想社会。由于这篇文献相当重要，在这里需要进行大段的引用：
“只有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总的来看，毛泽东在这里描绘出的无疑是一个乌托邦社会，而且除了毛派人士认为那是个“伟大的理想社会”外，恐怕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种社会形式会是很好的反乌托邦电影或小说题材。在这个毛式乌托邦里面，人和人之间的分工实际上被彻底模糊化了，军人、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不再是专职人员，每个人都要学习其它社会分工所需的技能。事实上，在文革时代，有过一段描绘所谓“新型劳动者”的话，叫做“扛起锄头会种田，拿起工具能做工，拿起枪来会打仗，抓起笔杆会写文章”。（见刘锋：《一边劳动 一边读书》，《人民日报》，1966年8月3日，第二版）这段话，算是用口语化的方式描绘出了毛式乌托邦下所谓“劳动者”的理想形象。这样一来，除了连社会分工造成的区别都趋于消失、各个都很“平等”的“新型劳动者”外，整个社会大概只剩下了一个“比所有其他人更平等”的“老大哥”，也就是代表最正确革命路线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本人。
三、毛泽东否定了毛派的“最平等”社会实践
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之后，毛派们果然开始按照毛泽东的这个乌托邦蓝图，开始建构这种所谓“最平等”的社会了。1967年2月5日，在“走资派”已经被“革命群众”推翻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领衔的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在这个公社成立同日发表的题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的宣言中，这样说道：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宣传上海人民公社的海报。（来自Vito杂志）
“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
“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
（以上引文，见维基文库收录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那么，当时上海这种所谓“完全、彻底、干净、全部”的夺权，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呢？在姚文元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简报中，有这样的描述：“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事实上，在“一月风暴”掀起的夺权浪潮中，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模仿巴黎公社的迹象。比如，“当时许多工厂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建立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其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如‘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见姜义华：《毛泽东晚年改革政治体制的构想与实践》，爱思想网，2018年1月1日）
从这些现象看上去，毛泽东打击干部们，好像真的是非常地“大民主”了。然而，就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一周的时候，也就是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召见了张春桥，发出了这样的“最高指示”：
“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呢？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它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甭管叫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叫一贯道……
“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的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也还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吧！是不是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你们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优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上面一系列的问题。你们回去以后和大家商量一下，如果一定要叫，就叫是了。总之，既不要挫伤上海人民的热情，又不要影响大体。
“最近，国务院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材料，一个市委机关造反总部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令，要求取消一切‘长’。里面不少话是错误的。如‘历来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我看将来也还是要这样。‘带长的历来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林彪同志是国防部长，他也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这是反动的。”
（以上引文，见《春桥文录》第四十篇《张春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在这里，毛泽东首先表示反对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认为这样会危及到国体。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国务院、人民代表大会这些东西他也认为不应该改。还有，一级管一级的干部体系，他也是要保留的。而在为“带长的历来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这种说法举反例时，他举的例子居然是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这时候的林彪是毛泽东的政治盟友，也就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然也就成了和毛泽东一样“比其他人更平等”的人。
这样看来，毛泽东看上去又否定了毛式“大民主”，并且认为保留一级管一级的干部体系是必要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在毛派人士看来，这自然有一种可以用马列毛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进行解释的话术，能够用于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没有背叛他的“理想”。然而，这样一种“唯物辩证法”的解释方式，真的能够有效地证明毛泽东是出于“理想主义”才进行了文革的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下星期再进行进一步的更详细讨论。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