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透析站:1946年上海霍乱疫情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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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透析站 2022-07-13 10:52 Posted on 江苏
霍乱(Cholera)在中国属于甲类传染病,是被列入强制管理的烈性传染病之一。近代威胁上海的霍乱,主要是凶猛的亚洲霍乱 (Asiatic Cholera),一般认为其源自南亚次大陆地区。

在16世纪中,这种恶疾已通过海船和水手从印度、安南(今越南)等地开始四处传播。清末民初的中国,霍乱也找到了适合的生存环境,那便是水乡泽国的江南地区,其中又以当时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发病最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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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水厂曾因霍乱迁址
根据史志记载,上海霍乱的发病,始见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此后,清道光六年、二十年、二十八年均有流行。清同治元年(1862年),上海县城外的外国兵营发生霍乱,迅即蔓延,延续至次年。

清同治四年至十三年(1865—1874年)、清光绪九年至十三年(1883—1887年)的世界性流行和印度大流行均波及上海。

民国十五年(1926年),闸北水厂水源受污染引起霍乱流行,发病3140例,死亡366人,是上海最早记载的水源性霍乱流行案例。当时的报纸曾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闸北疫疠盛行,前昨死亡尤多。

本埠自入夏以来,天时亢旱,继以霉雨连绵,迩来溽暑浸人,疫疠丛生,各时疫医院于最近三日中,患疫之人投院求治者接踵而至。

各医院病房均有人满之患。所患之症,多数系属霍乱吐泻之急症,其以闸北方面送来求诊者为多。缘闸北一带苦力最居多数,不知讲求卫生,夜间露宿街头,加以闸北水政不良,饮料污浊,最易酿成疫疠。前昨两日内,闸北患疫毙命者人数甚多,各棺材店贫户所需之下等棺木几至无处购办……

由于原址水源污染,该水厂只得另觅它处,最终落户军工路。1929年5月6日《申报》刊登闸北新水厂在军工路落成的消息。文中写道:“闸北新水厂自来水沙滤后,再用氯气消毒,全中国实以闸北为首创。

两年来,闸北无霍乱发生,此亦重大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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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发出警报:1946年之霍乱堪为最烈
1946年6月26日《民国日报》第三版“上海四十四年来霍乱流行纪录”一文刊载:

44年来上海霍乱流行史,其死亡率最高如下: 1902年死1500人,1907年死673人,1912年死1320人,1919年死680人,至1926年患者3140人,死373人,1929年患者3555人,死135人,1932年患者5439人,死426人,1938年患者8053人,死1727人。

可见,那时霍乱呈大小年频繁发生,“间隔平均为五年或六年”,就连上海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处长伍连德也承认:“上海之霍乱,起初固系由外间输入,但现今或已成为上海之地方病矣。”

近代上海霍乱流行史中,以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为最烈。此后,虽遇战乱,但总体发病趋缓。

谁曾想,1946年,还沉浸在抗战胜利喜悦中的上海,再次被霍乱疫情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1946年5月23日,上海沪西、闸北首先发现6例霍乱病例,随后,疫情开始蔓延。

5月28日,有报载:“本市现已发生真性虎烈拉(霍乱英文Cholera的音译)14起,3起在一日之内,即行死亡,其他病势严重。”

进入6月份,霍乱从沪西、闸北蔓延至南市,感染者集中在平民区,多为没有条件饮用自来水的工人、贫民等下层民众。

6月中旬,霍乱流行更加猖獗,沪西一带尤为严重,卫生局专门派遣10支流动注射队,到沪西区实行挨家挨户注射。

6月15日的《民国日报》又载:“患有真性霍乱者计202人,男120人,女82人,死亡者男16人,女7人,13日死亡率最高,内外侨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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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法租界防疫工作人员在上海街头为市民接种霍乱疫苗

6月下旬,霍乱发病率达到更高记录,患者达到68人。

7月初霍乱已全面蔓延至虹口区、沪东区。7月4日,上海市防疫委员会提醒市民注意防疫:“疫病辄按几何率增加,从5月23日发现第一病例起,今日为第43日,平均每日27例,约每周增加一倍。”

此时,上海各大时疫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当时报载:“现除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尚有二十余只空床位外,其它各医院与私立时疫医院,昨日均已宣告额满,无法收容。”7月10日,位于闸北天通庵路的市立第一传染病医院,又加盖活动病房两所。

7月18日,霍乱疫势仍持续蔓延。

当时国民政府上海市长吴国桢在防疫经费筹募大会上,向公众发出警报:“今年霍乱流行,以情势观察,恐较1938年尤盛。”当天的《申报》对此次大会亦做了报道:

防疫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市长,于昨午四时,假市府会议室举行防疫经费筹募会。

首由吴市长表示,本市财政拮据,防疫经费困难,希望地方热心人士劝募。

卫生局长张维、防疫处处长陈邦宪等,报告防疫经费预算,约需七亿元。

旋王晓籁、杜月笙等,均相继发表意见,认为防疫工作,政府努力从事,地方人士极为感激,一致主张经费应由地方设法筹募,并对增设一般市立医院,免费病床经费三亿元,决自动向各公会分别劝募。其它部分计四亿元,亦必尽全力劝募。

7月底,疫情毫无消退迹象,上海霍乱患者超过3000人。

防疫委员会早已成为上海的常设机构
面对疫情,政府当局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应对的措施。

当年5月1日,上海卫生局便早早发布了夏令防疫通告:“夏令在即,疫疠堪虞,特自今日起,为市民免费注射霍乱疫苗,以资预防。”卫生局还指定了市立医院与卫生所共40处医疗机构免费为市民注射。

事实上,上海这座城市在应对霍乱疫情方面是有经验的。为了应对连续不断的各种传染病,公共租界管理机构较早就引进了先进的公共卫生理念以及防治疫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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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上海港口防疫人员对来往船只开展消毒作业

1913年起,所有中国人以及贫穷西人凡向工部局卫生分处提出申请者,均可免费接种疫苗。工部局还向上海各家华人医院免费赠送疫苗。

自民国初期,工部局卫生处还让病理实验室制造天花、霍乱、狂犬病、伤寒、脑膜炎及鼠疫等防疫疫苗。

在防疫注射中,设备齐全的防疫汽车队起到重要作用。在种痘、注射预防霍乱疫苗时,该汽车队依照各卫生分处所定日程,分别前往学校、工厂、工场、路隅、草棚、旅馆、百货商店、公寓、市场等地提供服务。

另外,在菜场、人力车给照站、露天游泳池,各卫生分处也常设点进行防疫注射。

为了预防霍乱在夏季流行,卫生处除检查饮料、督查水厂严加消毒外,还推行免费注射霍乱疫苗。为此工部局屡次发出布告,以引起更多租界居民的注意,强化其防疫意识,主动接受免费的防疫注射。

1926年,上海华界成立了专门的医疗卫生机构——淞沪商埠卫生局,取代之前淞沪警察厅的部分卫生职能,后又改称上海卫生局。

1936 年,上海卫生局联合市内有关机构、群众团体、防疫专家、社会热心卫生人士等,共同组建了上海市防疫委员会。由于上海频频流行传染病,防疫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

然而,1946年的霍乱疫情发展之迅猛,仍是超出了当局的预料。

多措并举,力阻“虎疫猖獗”
对抗传染病的最佳措施,其实千年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就是“防疫”和“隔离”。

1946年5月下旬市内发现真性霍乱起,上海卫生局就不断增加霍乱疫苗注射流动队的数量。

5月底,鉴于霍乱疫情的加重,防疫委员会开始派人分赴各区保甲办事处实施强迫注射疫苗,除北火车站、八仙桥、白渡桥外,还在四川路桥、天后宫桥增设注射队。特别是对往来上海与浦东两地的市民,更是实施强迫注射。

此次霍乱防治期间,上海每日出动20支流动队,设置40处固定注射站,后增至64支防疫队。

《民国日报》1946年6月9日第三版《虎疫猖獗,市民速打防疫针》一文报道:“至霍乱基本平息,先后注射205万余人次。”

防疫注射对于预防霍乱确实有明显作用,未注射地区较注射地区死亡率高,当时中国时疫医院医生称“五百人中注射防疫针后,未有一人被传染”。

霍乱弧菌易通过饮用水传播,河水、土井水是其主要传播媒介之一。

隔离问题水源,切断传播路径,保障水源清洁与饮食安全也是重中之重。然而,当时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能够使用自来水,多数的平民及贫民饮用的仍是河水与土井水。

鉴于此,当局加大饮用水消毒力度,在市内各平民区安装“防疫龙头”,提供清洁水源等。

在保障饮食安全卫生方面,卫生局、警察局也有诸多措施,要求饮食店及水果摊贩,应严格采用纱罩玻璃柜等措施。

卫生局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公布预防霍乱伤寒痢疾的要点:快打防疫针;茶水要煮开,菜食要烧熟,千万勿吃生冷;饮用食具,食前用开水消毒;用纱罩纱橱防蝇、用蝇拍蝇笼灭蝇;染疫病人,速送时疫医院医治。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加大了取缔不洁冷饮食品摊位的力度,卫生局还召集各餐馆从业人员组织卫生训练班,学习卫生知识,培养卫生意识,让他们注意饮食安全。

垃圾也是滋生和传播病菌的一大恶源。

通常情况下,上海市区的垃圾每天都被驳船或汽车运至南市、闸北以及沪西的垃圾堆场,而这三处也是霍乱疫情的重灾区。

再加上当局施政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造成清道夫薪资微薄,且长期处于恶劣环境中工作,各种矛盾突出,清道夫怨声载道。

就在此次霍乱疫情爆发之际,清道夫们与当局的积怨再次爆发,罢工开始了!上海市区路面的垃圾堆难以计数,天气逐渐炎热,滋生苍蝇蚊虫,恶臭难闻。这给本就举步维艰的防疫工作带来了更多障碍。

鉴此危局,市政管理部门不得不派遣警察上街临时担任清道夫。

当时驻沪美军也提供卡车十辆用于清除垃圾。7月8日起,防疫委员会更在全市举行清洁运动,卫生局也决定试办清洁区管制。清洁区管制要求:户内与户外清洁并重,分区竞赛,清洁总队负责清除垃圾,保甲长负责保持清洁。

这些举措,对于营造上海良好公共卫生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扑灭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撑。

社会各界纷纷挽袖参与防治霍乱
此次霍乱流行期间,上海社会各界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参与防治。

同业公会、慈善团体、宗教团体与同乡组织都在防疫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上海新药业制药业公会是社会团体防疫的杰出代表。

该公会通过捐赠善款,设立了两所急救时疫医院,收治贫苦病人,第一所时疫医院建在闸北区南星路,第二所时疫医院建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美丽园隔壁。

童子军理事会在防疫活动中,表现也相当积极。他们携带浆糊沿街粘贴或发放防疫传单,还参与注射队,在北火车站等处不辞劳苦地劝说市民注射霍乱疫苗,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当时的《申报》这样写道:

凡是有一个真性霍乱患者被发现后,立刻消毒全家,并在附近设立注射队,强迫邻近居民注射疫苗……注射成绩最佳的是在北站,总计一天可以注射一万五千人,而站中童子军的服务精神,实在是足以令人感动的!他们半推半拉的把没有疫证的旅客拖向注射站,近乎哀求的请你打一针,这种苦累的工作,非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是谁也担当不了的……

注射防疫疫苗期间,由于医疗器械不足,市卫生局曾多方求助,与美国驻沪海陆军、美国红十字会接洽,会商防疫事务。

6月中旬,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美国红十字会向市卫生局供应了10万人量的注射器、酒精、棉花、针头、疫苗等。

上海防疫委员会面向社会招募了许多志愿者,各界热心人士纷纷报名。带有专业技术性质的工作岗位,还需经过专业知识考试才能被招募。

来自上海各高等院校、护士学校、女子中学的很多学生主动参加义务注射队,其中震旦大学医学院的30余名师生,组成水上注射队,专门为黄浦江、苏州河上的船户注射防疫疫苗。

1946年的上海霍乱疫情,起势早、来势猛,使得当局猝不及防。幸得各方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协力防治,终在8月上旬开始减退,9月基本解除警报。

据《上海卫生志》记载:1946年的霍乱流行,共发病4415例,共计死亡353人。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9期 作者:沈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