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西城:倪匡教我永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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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絮语】

冷雨霏霏的七月三日周一午后四时廿分,吴思远传讯说「传倪匡过身了!」吓了大跳,忙问消息何来,可靠否?答曰「有朋友为倪家做事说的,我不敢肯定。」叮嘱我好好的查一下。我立即电施仁毅,这几年,他们夫妇俩一直照顾倪匡夫妇,施太更认了倪太为谊母,是名副其实的母女,关系密切,自是知情人。电讯传过去,没回音,留口讯,也不获覆,顿时咯噔一声,不妙不妙!想起住在山上的查太,传讯探问,回道不知情,未听说过。金庸逝世后,两家少往来,那只好麻烦远在伦敦的陶杰,渠道众多,消息灵通,金庸去世也是他转告我的。一通电话挂过去,问是否真的? 「百分之百真,前几天我跟他作视频,上气不接下气,我心老大不安。」问何时去世的? 「今天下午在疗养院走的。」后来才知道是指黄竹坑南朗癌症康复中心,那地方是专事服侍癌症末期病人。再问是什么病,则语焉不详。挂上电话,我在面书上写着「倪大哥下午走了」,聊表悼念。不料犯下大错,传媒电话如浪潮般涌来,异口同声问倪先生怎样了,真的走了吗?很多人觉得倪匡去世非常突然,而我并无这种感觉。六月初,心血来潮,打电话给他,接听后,问健康?声音低沉无力:「小叶,我身体大坏,一天睡廿个小时也不够!」睡廿个小时,一天,岂不是只剩下四小时了?前两年,他曾告诉我将一天廿四小时,划分为三节,每节八小时,八小时睡觉、八小时看报,读书、讲电话、八小时三餐进食,休憩。可现在睡足廿小时,剩下四个小时,吃饭、看书,这正说明体力大幅度下降。电话中不便多谈,心有不祥感觉,只好说「倪匡兄,你多保重。」挂了线,这也是我跟他最后一次通话。

倪匡九二年移民三藩市,行前一夜,倪匡夫妇、跟我一对和薛兴国夫妇在北角雪园晚饭,饭后,倪匡夫妇乘的士回家,上车前向我递了个眼色,我点头表示明白,那件事我一直保密到他乘飞机离去。其后,薛兴国离婚再婚,两年前自杀身亡,我妻亦于四年前癌症去世,今日倪匡亦乘鹤西归,世事殊不可测。零五年回流后,我只见过他两面,第一次是詹培忠设宴佳宁娜接风,座上有倪匡夫妇、李文庸,我乘倪匡上洗手间时,向他说「抱歉」,他摆手道「小叶,我没有问题,我跟倪太说说,放心!」终是没了下文。第二趟相见,已是一九年的书展,倪匡演讲后,我走上台向他打招呼,一见到我,第一句话便是「小叶呀,倪太今朝呒没来,阿拉先来抱抱?」相拥偎傍,友情在心里流,岂料这却是最后一面。三年后听到噩耗,我有点茫惘然不知所措,倪匡兄真的悄悄地走了,传媒要我发表一点感受,实在说不出来,逼得紧,只说了「像倪匡那样的作家,日后怕不再有了!」寥寥几句,胜过千言万语 。放下电话,呷了口热腾腾咖啡,时光迅即倒流到七零年初遇倪匡的情景,那年新都城酒楼开幕试菜,倪匡偕金庸出席,老大哥方龙骧引见,知道我是上海人,高兴莫名,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那时候倪匡的《女黑侠木兰花》非常红火,万千读者着迷。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木兰花》的校对,他打个哈哈「小叶,原来阿拉神交已久!」说也奇怪,自此「小叶小叶」直喊到他去世,从来不叫过我「沉西城」。叮当叮当,快要开席,他拿起台上一张小纸,甪笔写了几行字交到我手上「这是我家里的地脚印,侬有空来白相。」我一看,写着——「铜锣湾百德新街海威大厦2楼B座」。我年少胆子大,过了几天,真的打电话去要往拜访,他热烈欢迎。他家很大,三房两厅,没有书房,三房的分配,倪匡氏夫妇一间,大小姐倪穗占一,二少爷倪震单泡(一个人)。他写作的地方是在客厅,大书桌靠窗,面对两个大柜子,里面摆满贝壳,指着琳琅满目的贝壳,不住阐述,我是听得一头雾水,满不是味儿,得想个法子让他住口,于是说「倪匡兄,嘴巴干!」「好好好,不要喝汽水,吃老酒!」正合我心意,开酒柜,拿下一瓶蓝带开了,两个人,他坐书桌上,我倚沙发对饮,你一杯,我一杯,聊至夕阳西下尚未休。

八十年代初,我出任《翡翠周刊》主编,请倪匡写《亚洲之鹰罗开》传奇,往来更密。我很少主动找他,每次都是他先找我,只为两件事:一是「小叶,一个钟头后,杜老志道等。」那就是吃喝玩乐要开始了,同行还阿乐,他有汽车,当司机兼保镖;再者就是问问老叶什么时候付版税。老叶叶鸿辉是香港三大发行之一利源发行的老板,辖下有个出版社利文,倪匡的《亚洲之鹰罗开》就在哪里出版,说起来,倪匡小说,卫斯理由明窗出版,原振侠博益包办,由于跟博益因版税问题,闹得有些少不开心,倪匡跟我商量想找别的出版社,我就介绍了利文,利文由此发了一笔财。至于出版过程,则颇迂回曲折,篇幅所限,下周再为诸君告。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