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 纪念李蔚先生——-向那一代的良知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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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先生讣告
1. 青藏高原开始的记忆
日前,接到李江琳女士给光传媒的投稿《迟到的感恩和悼念》,以纪念李蔚先生。文章质朴感人,细数他们的“君子之交”以及对藏族的关注,还特别提到希望用我提供的李蔚子女的“讣告”照片,当然我们在编辑时将它放了进去。此情此物勾起我许多回忆以及对那片土地的无限感怀和思念。
作为在青海长大的人,青藏高原不仅是个地域概念,也是历史文化密不可分的现实存在。在此生活的人自然就会遇上当地土著藏族、土族、蒙古族以及回族、撒拉族等各少数民族,拥有这些人做朋友也是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
青海工具厂厂门(历史照片)
1966年,本人三岁的时候,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举家搬迁到青海省西宁市。彼时距1958年藏区起义以及随后的”平叛“结束已经好几年了。但即使在当年”分散、隐蔽“的三线建设政策指导下,我们地处偏僻,且是封闭的准军工企业,关于藏区平叛的种种传说、凶残血腥的消息还是陆陆续续地传了过来,身边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和事:某某进藏、某某历险,包括卫校的医生、车队的司机、复转的军人等,甚至熟悉的法官邻居,诉说着各自平叛的版本。
所有这些版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隐或明、充满神秘。说者欲言又止、掐头去尾;官方似乎也并不鼓励,这使人多少有点恐惧感,大都回避或不关注,如屋子里的大象。我亦如此,中学的历史老师偶尔讲一点“平叛”的血腥;中学藏族同桌说其舅舅参与1958年藏族起义,被判二十年期满了仍杳无音信、生死不明······
不听、不想、不信,一种远离的态度,似乎一接近就变坏,就变成了阶级敌人。
斗转星移,自从青海民族大学辞去教职,下海经商十余年后,我又回到当地经营起东湖宾馆,往返北京和西北,在此期间结识了各领域的诸多朋友。
大概是2011年一个夏日傍晚,西宁一位市领导来宾馆餐厅就餐,因来得早些,便在一起聊天。他说道:当年“平叛”时从藏区玉树、果洛州拉过来的犯人装在闷罐车里,“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不堪,从牧区到西宁监狱走了近一个星期,没吃没喝没通风,而且草原的冬季特别寒冷,到了地方“一打开车门,从里面噼里啪啦掉下来好多犯人,直挺着尸体像木头一样落下来,后面的几排都冻死了,非常惨。被赶下车来的人匍匐在地乞求水喝,而当时围观者多被中共洗脑,对其非常不友好,故意不给干净水······”。
我被震惊了,从不曾有过的震惊!由于和该领导比较熟悉,大家聊得比较多,他对此进行反思,认为当时平叛的政策不正确、不人道,对此也质疑中共、质疑汉族。
整体来讲,江胡时代尚有一些空间可以思考和反思,体制内外的人们也据此在进行不断的探索,尝试拓展更大的空间,双方此长彼消时时博弈中。
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我,许久不能平静。那情景像电影画面一样,在脑海里不断回放,使我又联想起不久前另一桩印象深刻的事情:某公检法高官来宾馆开会,他是内地回族,看起来非常正统,平时不苟言笑。寒暄论及籍贯时,他却说,“我家乡在xx山区,好的、能种地的地方都让你们汉族占了,少数民族都在边区呗”,当时顿时瞠目、无言以对。
点点滴滴,加上身边的众多各族好友,使我开始思考,关注少数民族问题。我想为他们、为藏族做些事情。
时机来了,约2014年,兰州教会带信说某教友想寻找贵德县的资料为父亲“平叛”平反,让我帮忙协助。这些资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也从此开启了我对青海地区1958年藏族起义及以“平叛”名义进行的血腥种族灭绝的调研。
2. 看不见硝烟的国内战争–1958年青海藏族起义及”平叛“大屠杀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藏区“叛乱”始于1956年3月。在当时的西康省理塘县打响了藏族起义的第一枪 ,然后迅速蔓延开来。1957年至甘肃甘南藏区 、1958年至青海藏区,1959年才蔓延到核心的西藏地区。这场涉及云南、四川、甘肃三省部分,青海大部以及西藏全境的藏族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起义,至1974年四水六岗卫教军结束抵抗运动先后进行了十余年。四分之一多的中国“领土”牵连其中,中共动用了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北京军区,陆军、空军、航空等诸兵种的正规军和苏式最新装备,在藏区进行空前的屠杀。
这是中共政权对全体藏族人民的宣战,是一场真正“看不见硝烟的国内战争”。藏族人民英勇反抗,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损失,牺牲无数生命。
在这里,贵南县牧场曾经发生许多藏族平民、包括妇女被无故集体屠杀的“贵南惨案‘
青海省的起义始于1958年4月17日,是日在第十世班禅喇嘛故乡、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发生了武装暴动。肇始于甚受敬重的加乃化仁波切——曾任十世班禅的老师、循化县副县长——被以开会名义诱捕,民众对此事以及合作社中财产被收归国有不满,在岗察乡牧主奴日洪布带领下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扣押乡党支部书记、砍断电线杆、打死工作组组长。接着撒拉族头人也率众加入,二族合力围攻县城,史称“循化事件”,由此拉开了青海藏区的大规模起义。
当时青海省辖一个地级市、一个行署、6个自治州,分别是西宁市(省会)、海东地区、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除西宁和海西外,其余六州地均陷入进来,尤其以海南、果洛、玉树三州最为严重,系‘全叛区“。双方战争进行得特别残酷,当地人民死伤严重,大屠杀也多发生在此。
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
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众多藏族在此被赶进黄河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先后到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黄河岸边现场,在那里成千上万逃避战乱的藏族平民被解放军合围而赶进滔滔黄河(李江琳《当铁鸟从天空飞过》245页),见到了当年父母为避子弹而将孩子埋在河滩上沙土中的幸存者;到了对平民及妇女无差别处决的“ 贵南惨案”现场;到了诱骗开会而在会议室聚歼二三十名藏族的“过马营惨案“发生地。并对中共在平叛名义下在全省进行的种族杀戮进行了系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因为对藏族问题共同的关注,自然也结识了很多藏族人民的老朋友——当年援藏、关心藏族人民福祉的汉族干部,李蔚就是其中之一。
3. 初见老报人李蔚
第一次见李蔚老先生大约是2017年冬。那日天气很冷,他陪生病的夫人一起住在北京和平门附近(记不清楚)的一个老年看护中心。他的夫人很漂亮、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当年是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年轻时在陕北学习播音,讲话字正腔圆,曾是台里的台柱子,比他名气大的多,以至于在介绍他时都会说他是xx的丈夫,他自己也笑称“我是家属”。
他的夫人病得很重,那个所谓老年看护中心介于宾馆和住院部之间,尽管位置偏僻,要转好几条胡同才找到,但是提供膳食兼药品发放,有护士值班,托管老人很方便。
在这个破旧的三层筒子楼里,挤满了病人。他们夫妇住一间,房子很小,二个窄小的、甚至不到一米宽的床,中间放一张小桌子。房间没多余地方,我进去后只好坐到他夫人的床上,聊了一会便告辞出来。
那个中心人满为患,走廊里坐的也是病人,有的似乎精神不太好,自言自语坐着说着什么。那里气氛不很好,空气也不流通,但是管理很严格,限时探望,大门常锁着,因为有病人出去回不来的事情发生。他送我到大门口约好了再见。回返时在通往地铁的人行天桥上,一个全服武装、穿着军绿色大衣的武警小战士严寒中直挺的站在那里,“又出什么事情了?“,我心里暗问,这么多的地铁站、这么多出口,这需要多少人力、花费多少啊!那个小战士警惕的眼睛看着来往的人,令人恐怖,更增加了冬天的寒意。
不久我再次去看他,商量着给他做口述历史,我们熟了就直接约到附近一个很小的茶馆见面。
李蔚先生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博学多才出口成章,他的文笔好得过许多奖,特别有老一代知识分子所有的家国情怀,对国家和民族充满了感情,希望中国能尽快实现民主。他自1950年3月分配到青海,至1992年离休,在此工作长达42年,曾任光明日报记者站站长,非常了解当地的情况。 我们自然谈到了1958年藏族起义、“平叛”扩大化,以及眼下的涉藏政策。
彼时习近平倒行逆施、加速全面倒退已经昭然若揭,709大抓捕及各种收紧也在进行中。“大气候变了”,我们都格外小心。他指着窗外坐在胡同中心小马扎上的北京大妈说,“这种事情居然现在也发生了”——该北京大妈站在胡同道路的中间,不用任何手续可以拦着任何她想盘查的进出的人员,或给人家宣传“党的政策。
我们都意识到谈话的敏感性,声音很小地交谈,幸好当时茶馆里没其他人,老板忙着自己的事情,没有关注我们,倒是我们盯着他,同时希望茶馆里不要有其他人出现。这是我们聊的最开心的一次,以往他的夫人担心他说话‘犯错误“,经常提醒他不要多说或打断他的话题,以致沟通大受影响。

 

4. 李蔚的最大贡献–开启和推动“藏族平叛扩大化‘平反
李蔚先生为人正直、勇于担当。在1984年轰动一时的省委领导之子杀人的“杨小民案”中,冒着极大风险撰文上报北京,最终使官员子弟伏法,民间称快。在中国向中央状告地方大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在宣传系统工作几十年理论水平非常高,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和走遍基层的经历让他对中共的虚假宣传和残酷统治有着深刻的感受,对此进行反思、考虑着中国的未来和民族关系。
他谈到亲历1950年中共建政之初镇压反革命时的野蛮滥杀:当时不仅“有告示上打勾处决xx的方法”明着杀人,还有“没有海报、没有通报、什么都没有的”偷着杀人,或者说随意杀人。他说,有天晚上,他加班很晚回家。单位离宿舍很近,沿着城墙转弯走就到了,但是突然脚下被绊倒,用手一摸是个断了气的尸体,细看地上都是血、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大片,吓得他逃之夭夭。第二天惊魂未定去单位遍查,却没有看到当时通用的处决公告。
他曾亲眼目睹镇反时一个知识妇女被捆绑着赶往刑场,当时那个妇女特别的镇静,勇敢面对,毫不畏惧,其出众的气质使他影响深刻。即使60多年后、一个甲子过去了,老先生还是那么深刻的记住那个女囚,直言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端庄大气的女子——“即使所有的电影明星叠加也拍不出那样的风采”。他一直好奇这个”女特务“到底犯了什么罪被处决,又是什么原因使她那样坚定自己的信仰,坦然面对生死。
李蔚先生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最大的贡献是开启并推动给“1958年藏区叛乱”平反的工作。
长期以来,藏族人民对当年的“平叛”无限扩大、杀戮无度以及大量没收其财产意见很大,尤其作为青海唯一的康巴藏区玉树州情况最为严重,影响至今。此处一藏族长者含着眼泪、颤抖着声音地对笔者说,“58年杀人太多了···死人太多了,每个帐篷(家)都有人死亡或被抓,我逐一进行了核对”;现玉树州人民医院所在地就是当年的刑场,每天傍晚处决一批被关押者,“我在房顶上总是先听到枪声响,然后才看到人倒下”,持续数月。同时,由于康巴人彪勇善战,玉树地区海拔高(平均4000米以上),汉族士兵不能适应,中共使用‘以夷制夷’手段调动蒙古族、回族骑兵来此参战(杨海英《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第七章“血潮滚滚玉树” P263页),使各民族关系很紧张,尤其是使得世代友好、拥有共同宗教信仰的藏族和蒙古族产生间隙。
2020年获阿嘉仁波切赠书《逆风顺水》
据统计1957-1962年藏族总人口减少约20% (《青海省志·人口志》87页,西安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这是官方记载,实际数字远高于此。著名的青海塔尔寺主持、阿嘉仁波切曾向本人证实,仅他的家族中包括父亲、亲戚和经师在那场屠戮被捕被杀者“二十八、九人”(《逆风顺水》第200页)。
另据1982年青海省委第55号文件,全省因叛乱罪共抓捕85285人,占当时全省总人口近5%,藏区藏族被捕人数占当时牧区总人口的8%,而青海省高院的数字则是牧区总人口的9.1%(《青海省四年来(58-61)人民法院工作总结报告1962年12月22日)。其中,重灾区玉树州、果洛州平均被捕人数高达当地人口总数的15%以上,而海南州兴海县比例最高,其中藏族人口减少28%,被集训(集中营)人数占总人口44%,其中竟有70%以上是妇女儿童;其次是玉树州曲麻莱县,总人口的1/3被捕,(详见附件1,1958年青海平叛扩大化统计表)。
青海省人口志
青海省人口志
这些失去的生命都以青壮年男子为主,以致草原上(当地对藏族牧区的称呼)没有男人,剩下的都是妇孺。闻听我做口述历史,先后数人对我说,“你到牧区去做吧,我们草原上没有男人了”,——令人震惊,这触目惊心的说辞在随后我们团队的调查中得到印证。
八十年代初,中国进入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时代,社会环境有所松动,很多中共建政以来的问题得到反思和纠正。于是,李蔚抓住机会于1980年初以《光明日报》记者身份写内参(附件2),吁请平反“平叛”扩大化,这成为一个导火索,经时任青海省委副书记扎喜旺徐(附件3.扎西旺徐简介)批示,引起了北京中央政府的重视,从而最终推动了“平叛”扩大化的平反,并且最终中央于1980年拨1670万元用于平反补偿(附件4.青海省委统战部1981年4月23日[41]号文件《关于解决1958年平叛扩大化遗留的问题经费报告》)。
此事改变了数十万藏族人民和家庭的命运,功莫大焉,功德无量。藏族人民感谢他,平反当年“在省委举办的少数民族联欢晚会上,省委书记扎喜旺徐同志特地向与会各族人士介绍了我,大家长时间鼓掌,对我表示赞许。我十分感动”(《中国事务》www.chinaaffaairs.org 转载李蔚发言)。
5. 青海现象
青海省是人口稀少、多民族居集的落后地区,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全省有42个少数民族,汉族人口299万人,占50.53%;各少数民族人口293万人,占49.47%,其中藏族约110万,占总人口约24%、回族15%、 蒙古族2%,远高于全国平均数汉族91.11%,少数民族8.98%。
历史上青海汉族多是流放及戍边而至,中共建政后亦然,并加大流放功能,大兴监狱、囚禁重犯、政治犯 (魏京生先生曾囚禁于此)、流放右派、失势高干(陶斯亮等)、各种受处分人员以及三线建设中整建制地、系统地从内地迁移企业,形成了当地独特的新型移民社会——流动性强且没有地方势力。其劳改系统特别发达,是全国主要劳改基地,拥有诸如德令哈、塘格木、香日德、浩门、青海湖(著名的全国五大劳教营之一)等大量监狱。上世纪六十年代高峰时监狱系统生产值约占全省1/4强。改开后这些监狱开始式微,以致撤并。但在暴君习近平任内,监狱系统开始关押新疆维吾尔人,旧的、曾经破败遗弃的监狱纷纷被修整、扩大重新使用。由于关押者人数剧增,在西宁北郊大通县修建新的巨型监狱,这些和曾任新疆党委秘书长、曾在青海劳改系统工作过的李鹏新有着密切的关系。监狱系统是晴雨表,真实反映当下中国政治。
青海当地的执政者几乎都是外籍官员,同时又是边防前线新疆、西藏的后方基地,尤其涉藏基地,是民风淳朴的小地方。那里有一批当年在藏区工作过的援藏干部,他们与藏区有诸多交集。他们文化水平高、正直不阿,有强烈的责任和担当,反对汉族沙文主义,非常关心藏区的状况和藏族的生活,对其痛苦感同身受,对民族关系、国家的未来有着深刻的关切,同时也有许多藏族干部参与其中,他们纷纷写书或发表文章,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称“青海现象”,诸如,李蔚、韩有仁、尹曙生、马万里(曾任省委书记)、达杰、赵振华、次仁顿珠、那仓等人,以及许多像李蔚一样默默无闻的体制内外良知人士。
李蔚对民族政策焦灼和悲悯溢于言表,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对体制内的朋友韩有仁先生进行支持和鼓励,为韩有仁反映青海藏区平叛屠杀的书《一场被淹没了的国内战争》奔走联系,并在作者受到迫害时为他呼吁。
6. 永远的遗憾
论到当年推动平反时最惊险的细节,当属李蔚的报告上报到扎西旺徐书记那里以后所发生的,当时执政的干部多是“平叛”有功而高升者,尤其在藏族干部中这个问题相当突出。当年他们被中共洗脑,“平叛”中身先士卒、对自己的同胞大开杀戒、骨肉相煎,迫害有加,甚至可以说是踏着同胞的尸骨高升。现在如果平反,意味着以前做错了,他们下不了台、不能面对,抵制者各个层级的干部都有,阻力很大。当然,他们也是中共的工具和棋子,最终也是受害者。
鉴于此,据说,扎西旺徐书记为减少阻力独自一人到北京,行前没有跟省委打招呼,到北京后用尽办法“巧遇”邓小平,报告“平叛”扩大化,最后拿着邓的签字后方才班师回青,正式启动大规模平反运动。李蔚知其全过程,作为一个当事人,亲历其中很多精彩细节,均是珍贵史料。我们约好等他夫人出院安顿住了,到西山我家里做这段口述历史,他先做准备,届时将详细说出当年所经历的细节并提供文字文件,以为后人留下历史真相。
此后我几次打电话给他,因为奔波忙绿经常出差,我们始终没有碰上双方合适的时间。到2018年习近平反动倒退,全面收紧,形势越来越恶化,出狱的709朋友先后数人告诉我专案组在审问他们的时候反复追问到我,或其家属带信要我小心,同时已确切得知我由国保‘升级为国安监控“,彼时我在北京、青海的住处都有明显的警方迹象,我心里非常着急,电话里又不能明说(被监控),几次打电话催请他上山来坐坐,他全然不知情况紧急,总是说不急,等等,等合适了···
当年秋季我流亡美国,鉴于他年纪大、子女在体制内重要岗位、怕被牵连几无联系,然竟不料,不久,友人发来关于他的讣告,他于2020年10月22日去逝。又失去了一位同道、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带走了历史、带走了良知,我内心非常难受。
李蔚先生是他们那个时代良心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中共紧抓不懈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邪恶真相,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最终要走的是民主宪政道路。他对中共的残暴统治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着切身感受。他坚守公正、道德良知、坚守人性常识,一个平凡人却做出不平凡的事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对大肆杀戮给藏族人民带来的灾难极力解救,他希望国家向好,希望民族平等和睦。
在表达对李蔚先生敬意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中共残酷统治是我们祖国苦难的根源,我们当永远纪念象李蔚那样为了公平、正义,为了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不计得失、前赴后继、付出生命和巨大个人代价的志士仁人。
2022年6月23日,藏人行政中央边巴次仁司政访问美国时,与王安娜合影。
李蔚先生,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国内不能发声的藏族同胞,感谢您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感谢您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诫勉自己做藏族人民的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藏族人民的事业,和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为保存自身文化,争取自由公平、实现中国宪政民主而共同奋斗!
李蔚先生,向您致敬,向您所代表的良知中国人致敬!
王安娜
2022年7月21日于华盛顿
附件1. 1958年青海平叛扩大化统计表(王安娜《1958年青海藏族起义及在“平叛”名义下种族屠杀报告序言》2021年3月10日光传媒)
附件2.李蔚先生以《光明日报》记者身份所起草的内参(李江琳《迟到的感恩和悼念》光传媒2022年7月18日)

(原件首页)
《光明日报》内参稿,请审阅。
同意发。扎喜旺徐元月五日
2500字 1.8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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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严重

据记者从最近召开的青海省统战工作会议上了解:

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很严重,使这个地区二十多年来民族关系上结了一个大疙瘩,急需很快解决。

青海省百分之九十六的地区是牧业区。一九五八年,牧业区一些地方发生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对叛乱进行平息,是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平叛斗争完全是必要的、正义的,主流是好的。但是由于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对形势作了“左”的估计,平叛中发生了严重错误。据最近零星反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抓人太多。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只有廿地公社羊让部落二十五个人参加叛乱,在平叛中全县却逮捕了六百五十八人。这个州平叛前后,共捕办、管制、劳教、监督劳动、戴帽子的一万0五十七人,占全州总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四。其中,在关押劳改期间死亡的两千二百九十一人。在全面叛乱的十个区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群众被集训。集训中由于生活困难、疾病等原因而死亡九百二十一人。黄南藏族自治州是在叛乱平息以后捕人的,同仁、泽库两县分别逮捕了一千九百六十九人、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均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泽库县赛日德三个小部落逮捕了三百0五人,其中有二百四十人死于在押期间的劳教中,占捕办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三,而这里面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冤、假、错案。

二、对叛区和非叛区未加区别。当时全省六个自治州中,玉树、果洛两州基本叛乱,海南、黄南两州局部叛乱,海西、海北两州没有叛乱。但是当时省委作出了“牧业区发生全域性叛乱”的错误估计,扩大了打击面。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幷未叛乱,但在“先发制人,防患未然”的思想指导下,由上面拟定捕人数字,全县捕办了六百四十九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五。另一个未叛乱的地区——泽库县恰科公社尕什扎四小队和多禾茂的五个小帐圈,被捕办的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点八。海南赛宗寺没有叛乱,为“预防叛乱”,打死了该寺的活佛、阿卡和寺院的长工十八人。贵南县四次集体错杀无辜群众八十六人。一次把四十多个群众召集在会议室里“开会”,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投进去,全被炸死。一次把三十多个群众诱骗下山,几十顶帐篷堆在一起,点火烧了,人被一阵机枪扫射打死,其中绝大多数是贫下中牧,内有党员一人、团员二人,年龄最大的七十岁,最小的十五岁。

三、误整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海晏县幷未叛乱,但是少数民族干部被捕办了六十七人,占全县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泽库县团委书记杨旦,对抓人时严重地捆绑吊打看不惯,说了句:“捕办是法律,乱打乱捕不好。”被说成同情反革命,逮捕入狱,死在劳改队。这个县当时有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五十五名(其中,“千户”三名、“百户”十四名、活佛三十三人),多数没有参加叛乱,但在平叛中全部被逮捕。和日部落的“千户”哇加,是副州长,解放后一直靠拢政府。甘南叛乱后,他听到消息,就积极动员本部落的人向政府交枪,说服群众不要参加叛乱。叛乱平息后,他到省上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奖了一面锦旗,但回到州上就被捕了。海南州政协委员普鲁哇,在平叛中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平叛部队侦察敌情,争取群众,多次立功受奖,但是平叛一结束就被逮捕法办。这个州的民族、宗教上层代表人物中,原来安置在省、州、县、区担任科以上职务的一百四十三人,平叛中捕办了一百一十九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二二。

四、平叛期间,只要被看作“叛匪”,物资即被全部没收。据调查,贵南县仅一九五八年四个月时间,没收的现金、存款、银元、羊毛、皮张、粮食、面粉、民族装饰品等共折价达四十八万元。这还只是没收财物中有帐可查的部分。大宗的财物、成群的牲畜,没收后,无帐可查。到底没收了些什么,弄不清楚。负责没收的,有商业科、财政科、统战部、办公室、公安局、宣传部、畜产公司、税务所、供销社、民兵连、步骑大队、粮站、农场、外贸公司、劳改队、集训队、兽医站、运输队、银行、乡政府……,不论任何单位、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没收他人的财物,而没收来的东西,管理又很混乱,问题不少。

对上述问题,青海省于一九六二年曾根据西北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作过一些解决,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此项工作没有作完,遗留问题很多。藏、汉民族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最近,青海省委书记扎喜旺徐[藏]在黄南调查时,连续走访了五十多顶帐篷,没有喝上一碗奶茶[这是藏族对来客起码的礼貌]。 ”——此句定稿时被删去。李蔚注)。据反映,玉树驻军下乡时连马草马料也买不上,藏民不给卖。小孩子哭闹,大人吓唬说:“汉人来了!汉人来了!”小孩就不敢哭了,把民族隔阂心理传给了下一代。黄南宗教首领夏日仓,一九五八年因策划叛乱被捕,但当地群众说他没有搞叛乱,要求征聘复查他的问题。去年十二月此人死于监狱后,同仁、泽库两县多数群众在春节期间,不喝酒,不穿新衣,不放鞭炮,不走亲戚,以示悼念。前不久,达赖的归国参观团,到夏日仓寺院参观时,上千群众自动围上去,哭诉说:“我们的寺院拆掉了,活佛抓掉了,红保(头人)没有了”,影响不好。据玉树军分区一位负责同志私下估计,由于民族关系紧张,牧业区重叛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

粉碎“四人帮”以来,随着其他方面政策的落实,这个问题显得愈来愈突出。玉树被判刑的三千多人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现在要求复查。海南共和县原文卫科副科长格洛,年老病重,刑满释放后,盼望在死前将沉冤得到昭雪。本人死后,家属又指望在她死前为丈夫伸冤。

在最近召开的青海省统战工作会议上,来自牧业区各地的同志强烈要求彻底解决平叛中的遗留问题。大家说,甘肃省甘南地区叛乱问题,逐人作了调查,落实了政策;云南沙甸事件作了平反;宁夏固源地区八次叛乱问题也解决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把扩大化问题继续拖下去呢?大家建议省委:

一、把复查解决平叛扩大化问题作为当前落实政策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

二、将省委原来关于牧区叛乱问题给党中央的报告,根据事实加以修订,重新上报。

三、组成省、州、县调查组,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拿出具体的政策规定。

大家反映:在青海牧区这样落后的地区,在落实政策、引导群众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原则下,由国
家适当拨一笔款,作为某种补偿,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本报驻青海记者李蔚

附件3·扎西旺徐简介(维基百科)
扎喜旺徐藏文བཀྲ་ཤིས་དབང་ཕྱུག་1913年7月28日-2003年10月16日),男,藏族西康瞻化人,曾任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主席、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1]扎喜旺徐先后当选第一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
扎喜旺徐出生于西康省瞻化县(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的一个牧民家庭。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来到甘孜,建立“博巴政府”,扎喜旺徐很偶然的当上了”民族代表”负责军务,逐渐对红军由好奇转为支持。1936年5月,博巴政府(即“藏人政府”)在甘孜成立,扎喜旺徐任骑兵连连长。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也来到甘孜,扎喜旺徐帮助红军筹集粮食、宣传政策。后扎喜旺徐、桑吉悦西(天宝)、萨拉等藏族青年跟随红军北上到了陕北,他是红二方面军唯一的一名藏族战士。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以扎喜旺徐为首的工作团到果洛地区,果洛获得和平解放。与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喜饶嘉措交往。当时青海省虽然成立,但果洛地区仍然处于封闭状态。1954年1月1日,果洛自治区成立,扎喜旺徐任主席。1954年9月,扎喜旺徐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前往北京出席会议。12月,扎喜旺徐任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是当时青海惟一外地来的藏族领导干部。1955年7月,果洛自治区改名为果洛藏族自治州,为首任州长。

1957年,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领导主持在青岛召开了民族工作座谈会,扎喜旺徐作了简短发言,谈了一些民族工作中值得注意和需要改进的问题。为此,1958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扎喜旺徐和冯白驹作为两个”地方保护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扎喜旺徐被“三撤三留”,即撤除中共八大代表、青海省委常委、书记处副书记职务,保留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委委员、副省长职务。

扎喜旺徐反对以开荒生产的名义破坏牧场,主张保护草原。1959年,扎喜旺徐对“平叛扩大化”提出意见,认为在“在去年的平叛斗争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错误”[4]。后扎喜旺徐被撤销中共八大代表资格、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职务,并送往中央党校学习。在青海出现大量人员饿死情况后,省委书记高峰被撤职,扎喜旺徐恢复副省长职务。1962年,在兰州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扎喜旺徐作报告发言,得到李维汉肯定。同年8月,李维汉受到批判,扎喜旺徐等人受牵连。1964年,副省长职务再次被撤销,扎喜旺徐被调往中央民委政法司任司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扎喜旺徐被定为“走资派”、“地方民族主义”,被称作“双料黑货”,先后被下放到吉林湖北进行劳动改造。1972年,在周恩来关照下,扎喜旺徐返回北京,重新担任政法司司长。1979年后,扎喜旺徐得以平反,并历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职。1981年2月,扎喜旺徐进京提交报告材料,要求解决1958年“平叛扩大化”的问题,胡耀邦专门举行了书记处会议,对报告予以认可。同年6月27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释放1958年涉及的人员。11月,扎喜旺徐任青海省人大主任。1997年8月,扎喜旺徐任青海省政协主席。[1]2003年10月16日,扎喜旺徐在北京去世。[1]

附件4· 青海省委统战部1981年4月23日[41]号文件《关于解决1958年平叛扩大化遗留的问题经费报告》,对中央所拨专款进行了分配:玉树州520万,海南州310万,果洛州270万,黄南州260万,海东地区160万,海北州60万,海西州50万,西宁市4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