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介绍：辛可，学者、作家，居北京东城区。出版有《逼下梁山》《斯文扫地》《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等著作。常用微信公号xinke7155。

按照流行的理论，旧帝国大多死在农民起义手中，这种看法很值得商榷。事实上农民有几亩地勉强糊口，就不可能铤而走险去造反。真正造反的是流民，也就是生活在城市边缘或游离于城市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人群。

大家捋一捋，《水浒传》里的108将，有几个出身农民？要么是斗败了的官吏，要么就是混不下去的市民，要么是小生意人，或者是没有出路的小知识分子。他们虽来自不同阶层，但境遇大同小异，都丢了饭碗或者找不到合适的饭碗，只好被迫上了梁山跟朝廷作对。

尽管做强盗也是一份工作，但强盗这碗饭也不能吃一辈子，于是就有了所谓受招安。就算梁山好汉自个吃强盗饭快活一生，可老婆孩子怎么办？继续当强盗吗，就算想继续当强盗，也未必有老子的能耐！

这个道理梁山上的大哥宋江最明白，江湖道义、国仇家恨，这些都是讲出来糊弄别人的，实际上一本《水浒传》就讲了两个字“饭碗”，为饭碗而造反，为饭碗而受招安。在当时，体制内不能解决时就在体制外折腾，但体制外折腾终归不是长远之计，最终还得回到体制内。

晚唐的黄巢起义、明末的李自成造反，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等，其主体都是生活在城市边缘或游离于城市和乡村社会之间的流民，而非所谓农民，很多农民只是后来被裹胁加入而已。

陈胜、吴广是刑徒，黄巢是贩卖私盐的小老板，李自成在公家的驿站里打工、洪秀全是没有出路的小知识分子，杨秀清是烧炭工，他们没几个是正儿八经的农民。他们之所以造反，就是因为游离在城市与农村边缘，跟很多人一样没有适当的饭碗，只能通过特殊手段获取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

需要强调的是，每个人关于饭碗的定义或期许是不同的，有人为了吃饱肚子，有人需要发展甚或发达的机会，所以我用了“适当的饭碗”这个修辞。

李自成原本在公家的驿站里打工，也就是体制边缘勉强度日，如果这种日子能维持下去，他也不会去造反。后来大明朝廷为了节省开支，关闭了驿站，像李自成这样的人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证，要么饿死，要么就起来造反。至于后来有了更大的政治目标，那是解决饭碗以后的事，开始不过是为混饱肚子而已。李自成等刚开始折腾时，也曾响应朝廷的招安放下武器，但朝廷并没有给他们饭吃，所以又拿起武器反了。

太平天国也是如此，造反的核心力量来自烧炭的民工，如杨秀清、萧朝贵等等，他们依赖城市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源，可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小生产被破坏，大家丢了饭碗，活不下去，就跟失意的小知识分子洪秀全等勾结起来造反了。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在城市边缘生存不下去，可以回去种地啊，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他们的土地在哪里呢？就算有尺寸土地可以耕种，他们也未必愿意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就像今天很多人在城里找不到饭碗，几无立锥之地，但依然游离在城市边缘不愿意回乡务农一样。城市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物质刺激不是乡村社会所能比拟的，虽然他们未必能享用这一切，但依然抱着虚幻的想法，以为只要混下去，终归能等到不错的机会。特别是对于广大的青年人，更是如此。

为此，中国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个个庞大的帝国在流民的暴力革命中轰然倒下，经过数百年累积的社会财富也因之毁于一旦，无数人头落地。更有甚者，如明崇祯年间，流民的造反给了异族入主中原的机会，我们从此拖着尾巴苟且了数百年。

如果当时的统治者能够认识到城市边缘存在的危险，采取灵活的政策，对流民们进行妥善安置，至少给他们一个饭碗，一条生路，大致就不会酿成后来的悲剧。历史的教训是，被忽略了的往往是最危险的。崇祯皇帝永远也不会想到，把他送到景山公园吊死的并非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而是一个在驿站上打工的微不足道的小员工。他当初只是为了有一口饭吃，大概连当个七品芝麻官的奢望也不会有，遑论黄袍加身君临天下？无论英雄还是强盗，基本上都是逼出来的，不是天生就准备要惊天动地。

昨日的帝国当然不能跟现代社会相比，但在某些方面，历史的教训依然有效，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实际上随着人口的膨胀和城市的扩张，现代社会也拥有了往日的帝国所无法比拟的类似流民的群体。尽管大家不能把今天生活在城市边缘或游离于城市和乡村社会之间的群体与往日的流民简单划等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大家同样需要饭碗，同样需要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如果没有，可能也会采取极端的方式，就算不会出现类似晚明时代那样的悲剧——因为历史条件已发生了转变，但如果不能及时地调整政策，对他们妥善安置，很可能出现严重的规模化非理性行为。

如此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如果闹得更大一点，极可能引发全社会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城市二元化比城乡二元化更可怕的原因。中国的农村社会几千年来虽出现过各种问题，但基本是稳定的，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主要在于城市边缘。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尚且如此，何况以工商业经济为主体的今天？

难道我们真是杞人忧天，大家没有从现实中看出一点端倪吗？那些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人，大部分就来自于城市边缘，岂非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些疯狂鼓吹无节操城市化的伪知识精英，是不是为国家之命运计，应该有起码的社会良心，做一点起码的反思？城市不是为少数人的享乐和审美而存在，城市必须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饭碗。当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没有饭碗的时候，你们的饭碗还保得住吗？

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搞的是什么型号的制度或模式，最关键的事，第一是饭碗，第二是饭碗，第三还是饭碗。所谓制度或模式的优越性，也最终要体现在能为大家创造多少体面的饭碗。如果谁忘记了这一点，必将付出惨重代价，而且这种报应总会来得很快。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黑头发抑或红头发，对老百姓而言，跟饭碗相比，其他的事都微不足道，尽管很多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颇不以为然。他们更喜欢玩弄各种虚妄的概念，所以他们永远只能是历史的闲人。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如果他们还自欺欺人，沉湎于虚妄的概念无法自拔，我想再过上一万年，结果还是两个字：失败！

辛可于北京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