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2008年汶川地震，香港小朋友也把自己的零钱捐给灾区。

2007年，我除了主编论坛版，也开始写「苹论」，即《苹果日报》的社论。 「苹论」从周一至周六，由两、三人轮写，我每周写二或三篇。写社论者毋须相互交流，老板、社长、总编也不过问。总之，轮到谁写，就自己选题和发挥。我对这工作很认真和费心思，不仅用本名发表，也力求每篇都有新意。

2008年我为汶川地震写的一篇「苹论」，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引起香港舆论界和《苹果》读者来信来稿讨伐。而我在众声喧哗中，难免感到忐忑不安。一方面想要不要写另一文章做些补救，另方面也想到必须忠于自己、不畏群情。我没有屈服。

汶川地震发生在5月12日。那天直到夜晚，都只知道震级极高，传闻达到8.2级，受灾人数和死亡人数尚未得知。我思考怎样写翌日的「苹论」。我想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国学大师徐复观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对于地震，我们既要有科学的，也要有非科学的观察角度。科学的不用说了，什么是非科学的观察角度呢？那就是古代常有人以自然灾害来表示上天对帝王的「天谴」，作为对帝王的约制手段。

所谓「天谴」，就是指在专权政治之下，老百姓的疾苦，帝王可以不理；贤臣的规劝，帝王可以不听甚至将进谏之臣治罪。但老天爷的警告，你不可以不听了吧！地震就是老天爷的警告。这种非科学的「天谴」论，常发生在帝王得意忘形之时，它能迫使帝王将他的残暴统治略为收敛，甚至下一个「罪己诏」，采取一些利民措施。在黑不见天的日子里，这种非科学的论述，不能不说是对于约制帝王的权力，发生过一点效用。

我在「苹论」中说，「天谴」论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但据闻现在中南海的要人，颇有些人相信风水、命相、术数。如果他们能够因这次地震而想一下，今年由年初的雪灾，到胶济铁路的火车相撞，和这次的地震，是否有不祥之兆？若再反省一下：三月发生的西藏大规模骚乱事件、贪污在全国全社会蔓延、拘捕异见人士，以及中国在世界各地传递奥运圣火，每到一处就引来当地关注中国人权人士的示威抗议，苛政劣政是否人民灾难之源？如果他们能够像古代帝王那样因大地震而想到「天谴」，想到「罪己」，去除或减少苛政，也算是积德消灾吧。

全篇文章讲的「天谴」，指明这是对掌权者的非科学的警示，而不是「天谴」灾民。但当时香港在左派舆论的鼓动下，市民基于对灾民的同情，不读文章，不究底里，人云亦云，简单地认为我把地震说成是「天谴」，就是无同情心、冷血、恶毒。
当时中共改变了过去对唐山地震的封闭和拒绝外来救援的做法，容许香港及外国记者采访，亦接受全球救援和各界捐款。灾民的惨况，在香港得以广泛报导。牵动了香港居民的情绪，积极捐钱捐物资。

据统计，救援汶川地震，香港立法会拨款90亿港元、赛马会捐款10亿港元、民间捐款130亿港元，合共约220亿港元。远远超过历年来对所有灾害的捐款数字。 1991年华东水灾时香港政府捐0.5亿、香港民间捐了6亿。

清末以来，香港华人的民族感情通常在中国人民遭遇苦难时最为强烈。这次恐怕也是这样。民调显示，自九七以来，2008年是香港人对中国人认同的最高点。有人认为是北京奥运、中国神舟七号上天引发的自豪感，我则认为主要是汶川地震引发的关切之心。

在同情和认同感大增的情势下，长期批评中共的政治人物，也投入募款行列。 《苹果日报》就将几天售报所得，全部捐给中国红十字会。

在这种氛围下，我提出的「天谴」警示被解读为「天谴」受难的灾民，而受到铺天盖地的舆论批判。连某些对中共一向持批评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加入对我的批判行列。

在群情汹涌之下，有三个人对我的「天谴」论表示支持。一个是黎智英。他虽然义卖《苹果日报》，捐钱给汶川地震，但有一天他与一位旅港朋友约我吃饭，明白地说：「天谴」论哪有什么不对？他是报馆里唯一跟我说这话的人。另一是我太太丽仪，她说：根本就是「天谴」。官员借天灾捞钱，香港捐这么多钱，会有多少真正落在灾民手上？ 「我一块钱也不捐」。还有一个是作家陶杰，他用笔名写文章支持「天谴」论，甚且进一步说，即使说「天谴」人民也没有错，因为容忍一个无道的政府，人民也是「共业」。

他的说法，与2011年日本福岛大地震后，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所说不谋而合。石原说：「日本人过于偏重自我，凡事都以私欲为主。地震是对日本人堕落的巨大警戒。透过这次海啸清洗这些执着。我觉得或许是所谓天谴。」

石原的「天谴日本人」论没有引起日本社会的愤怒，反而带来公众的自省。他随后即当选了东京都知事。

这是我自从江南案之后，再一次面对群情汹涌的纠结。我挺过来了。而五年后的雅安地震，形势出现大颠倒，香港人发起「一毛钱不捐」运动。 「天谴」论也无人再批评。只有地下党员的梁振英会时而拿来说事。 （175）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