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关于中国民族性的正面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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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康正果昨日奔驰二百英里,当天来回,去拜谒余英时教授之墓冢,并赋诗《余英时教授去世一周年赴普林斯顿墓园祭奠》:

去者日疏来者亲,
迟迟行道载悲欣。
曾私淑艾终难忘,
一束鲜花奠素芬。

他回到家就发给我这张照片,令我神伤与羡慕,我没有他这种决断,说去就去,而先生辞世很快就满一周年了。说余先生的话已经很多,却一直没说,辞别中国,在海外偶然遇到他,就沐浴了另一种文化和精神,那究竟是什么?当然我至今说不清楚,忽然想起一些读书札记,比如读钱穆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也曾是我理解余英时的某种尝试,又因为他总是讲得深入浅出,凡大师总是如此,对曾经历「反传统」洗脑之我辈,实有醍醐灌顶之效。关于中国「民族性」的经典,首先自然来自五四的鲁迅,他用一堆人物把这「国民性」糟蹋到家了,至今在中文里维持着顶级权威,想骂两句中国人就信手拈来;再下来数谁最妙?不好说,估计柏杨的「酱缸文化」最流行?总之是「否定」方向,我们从来没有从「肯定」方向去想过,虽然我只杂乱地记了一些钱穆先生的句子,就像文学青年抄名句一样,今日读来,仍可谓字字珠玑。 】

关于中国民族性的正面说法,
关于传统经典,
关于中国人的哲学、审美、世界观等。

读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从一个国学大师通俗的讲法中了解传统

钱穆说:

『我们最需防戒的,是千万不要用空洞的名词,现代的观念,来轻率批评我们的古人。 』

中国知识分子把所谓“国民性”作为思考和批评的对象已近一个世纪,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否定的思路和方向。该听听另一种思路和方向的说法了。钱穆所说的“民族性”大约是针对这种“五四”思路和方向,特意反其道而行之,专朝肯定的思路和方向来说的。

一、性格

西方重先天自然
中国重后天人文

中国人的天性﹕和合性多于分别性
——男女长幼的先天分别性,到后天人文就趋向和合性﹕中国人的家庭和社会;
——西方多讲个人,中国多讲人伦。夫妇为人伦之始,然后才有父母子女;
——西方讲征服,一个民族向外征服而成为帝国,如罗马;中国人只讲对朝代的京城的政治凝结;
——西方历史之常是分,中国历史之常是合;
——西方有宗教,因为讲人与天的分别;中国没有宗教,因为讲人与天的和合;
——中国文人同当政者的关系,不讲革命、推翻,也不无条件服从,是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大家不信我的道理,我还是我,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中国当政者对文人,如鲁哀公之悼孔子﹕“昊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这种厚道,是不用你也礼貌敬重你,可算仁至义尽。 (还有孟子、王斗、范睢等故事,说明当时游士们的气焰高涨。钱穆以此说明,中国并非四千专制,贵族与平民的礼貌相处,西方没有。)中国统治者推崇孔子,并非自汉武一人始。
——先秦诸子很少“国家主义”,都只有“天下主义”。抱“国家主义”的只有屈原一人。吕不韦广召各家学者汇撰「吕氏春秋」,并不为秦国一家,是为天下统一开先路;西汉初的「淮南王书」及汉武帝的表彰五经,亦如此。

二、行为

西方重英雄性
中国重集团性

从历代创天下的人和事来看,大英雄不成事,反而是平庸之辈率一群英雄才成事。每一集团的领导人不易见其英雄性,英雄性之表现,常在领导人之下。钱穆观点如此。

——这种历史,起于秦末楚汉相争,大英雄西楚霸王项羽失败,刘邦说,我能用萧何、韩信、张良三人,项羽只范增一人,不能用,所以我得天下。
——三国时,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但刘备绝无英雄性,曹操也是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唐太宗幕府十八学士,宋太祖、明太祖均非英雄。
——「水浒传」之晁盖、宋江皆最无用,英雄是林冲和武松等辈;「西游记」之唐僧也最无用,神通广大者孙悟空。
——汉惠帝时“萧规曹随”故事。
——汉文帝与贾谊故事,“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