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围绕“真理标准”展开的敲打与碰撞——胡耀邦与人民日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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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潮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2-07-28 08:24 Posted on 北京

 

接上篇(10)

1978年6月15日这天会议上的讲话中,汪东兴对胡耀邦敲打得颇有些分量。

实际上,就在一周前,有一次相当有力度的迎面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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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移交专案文书档案上的碰撞

那是6月9日,胡耀邦和组织部副部长陈野苹、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前往中南海接受中央专案组档案材料。

中组部已经着手复查“61人案件”,经胡耀邦要求,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同意,中央专案领导小组下属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和“516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的案件全部移交给中央组织部。

接洽办理移交时,汪东兴不同意了。他说,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初期中央决定成立的,现在由华国锋和我们三个人(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现在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但文书档案不能交 。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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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24日,北京举行“粉碎四人帮欢庆大游行”。在天安门城楼上。左起:陈锡联、汪东兴、许世友

汪东兴说明,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定下来的,现在应该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61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

汪东兴训斥了胡耀邦,说:政治路线犯了错误,我们负不起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乌兰夫同志,第三是(张)平化;组织路线犯了错误,第一是我负责,第二是你负责。

汪东兴说了一句气话:”你还要不要工作?”

胡耀邦耐心说明,各种案件的真正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有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都要看文书档案才能弄清楚。

他对汪东兴说,“61人问题”早在延安七大时已经做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30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账?

胡耀邦说,对于这本账,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的,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至于第一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应当统统地交。

汪东兴不予回答。

到当天的移交会议结束,专案的文书档案没有移交。

这件事在第2天有了小部分结果,遵照邓小平和陈云的指示,原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将帅孟奇、王任重、王鹤寿的文书档案向中组部移交。(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第190~191页)

到后来,这些专案文书档案在11届3中全会后完成移交。

2.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

6月15日这天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汪东兴说,特约评论员这些事情,他向华国锋主席汇报过两次。

华国锋如何表态,汪东兴这时没有说。

汪东兴掉过头来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报社要加强理论学习,不能按个性办事,要按党性办事,要抓紧一点。没有把握就不登,像老干部的信这样的文章又不急,为什么急着登?将来推敲起来,错在你(胡绩伟)身上。

汪东兴说:胡绩伟,你那里要搞几个熟悉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的干部办事,不能凭几个青年办事。毒草要锄,不要将来长到你们身上来。

汪东兴还说,《人民日报》很难办,靠我们都看过,不可能。要由你们总编、副总编把关。全靠你们把关也不行,不要急,有些文章多研究研究。

汪东兴在这天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是在座的杨西光在记录,他在会后对照胡绩伟和曾涛的笔记整理了更加详尽的文本。既然有笔记的文字,主讲人的意思就更加明白了。

以通常看法言之,重责之下,噤若寒蝉。

但这回没有。

3.逆风而行,邢贲思《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发表了,还有“解斯”文章

就在第2天——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邢贲思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标准作进一步阐述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新华社全文播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于6月18日全文转载。

会上的批评指责言犹在耳,相关新闻单位就刊发了针锋相对的文章,表现出他们迎接80年代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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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的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和解斯《学习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这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解析了“实践检验真理”的观点。

 

邢贲思的文章酝酿修改了半年之久,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约稿。这篇文章主要从哲学的认识论角度来阐述问题的。

邢贲思,时年48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1978年4月10日,邢贲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哲学与宗教》一文。文中明确指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神、当作宗教来信仰。这是十年历史劫难之后,中国理论界首次公开质疑盲目崇拜毛泽东思想,质疑了个人崇拜。

邢贲思后来回忆,他写这篇文章,跟领导没有沟通,没有高层信息来源,在那时是不敢随便交流的。这样写,是信念所至。

文章发表后,不少人提出不同意见,人民日报也收到一些来信。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批到毛主席头上了,反毛泽东思想,要批驳。他本单位的老同志提醒邢贲思,以后要小心。

邢贲思决心继续探索下去。对于完成人民日报理论部关于“真理标准”的约稿,他是有信心的。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启首部分,邢贲思指出,真理标准问题,马克思早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思维的真实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全部文明发展得最完善最正确的科学总结”的前提下,作者在当时环境中仍然表现出理论勇气,他写道:“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

这时,距离“文革”动辄以“语录”叫阵的岁月刚刚过去两年,仍有许多那个时期的流行言语和行为遗留下来,语录崇拜现象依然经常可见。那么这位作者提出问题就深为不易了。

作者认为,真理是针对不同对象的,因而是具体的。自然科学中许多原理是否真理,需要通过具体的科学实验来检验。

作者通过现实举例说,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开了一个恶劣先例,“只要会背语录就等于有了真理,以至于我选一段对我有利的语录,你选一段对你有利的语录,各自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大打语录仗。”

作者在文中阐述:“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真理的标准,既违背了客观实际,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无需实践检验,无需通过实践来发展的固定的,自明的、自我封闭的认识体系。这样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真理,只能是某个先哲的神秘的精神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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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邢贲思

作者在文章的结尾说,对于在刚刚过去的文革中兴风作浪的林彪、“四人帮”,要充分估计到“对我党的学风文风党风败坏的严重性,他们所制造的理论混乱远没有被纠正,他们的流毒远没有被肃清,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

结尾的话意味着对“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阐述和讨论才刚刚展开。

这篇文章来自哲学研究者,带有浓重的哲学思辨风格,语句较长,采用了较多的哲学概念,需要细读才好理解。新华社的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的全文转载增添了文章的传播力量。

后来,邢贲思担任了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辑。

其实,同一版面邢贲思文章的下方“解斯”的文章,同样诠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集中阐述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解斯”显然是笔名,可以理解为“解释”,或者说,解释恩格斯的学说。

文章将恩格斯批判杜林与文革之后批判张春桥的观点联系起来,层层递进,由远及近,明确得出结论:“我们的认识,包括理论、方针、路线、政策,只能从实践中来,又必须再到实践中去检验,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与上半版邢贲思的文章一脉相承。

总编辑胡绩伟是6月15日会议的参加者,如果要撤销或推迟这个版面,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他没有。

这个版面上的两篇文章,胡乔木是会读到的。

4.胡乔木上门要胡耀邦“停止争论”

6月20日早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专门来到胡耀邦家中,对他说,真理标准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会造成党的分裂,我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理论动态,不能再发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

他敏锐地感觉到,“真理标准”将引起激烈的争论。胡乔木的意思是停止讨论。

他说华主席“不满意了”,然而华国锋是如何表述的?未见胡乔木明言。事实上,从整个“真理标准”大讨论进程而言,华国锋表示出了宽容的博大胸怀,历史是要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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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11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在北京召开,胡乔木在会上作报告。

身为长期以来中央的“大笔杆子”、理论权威,他的意见影响很大。作为有长期党内生活经历的政治家,胡耀邦不可能不顾及面临的不同意见,以及不同意见形成的压力。

这时候,胡耀邦的心情和处境都是复杂的。

就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言,文章不是针对什么人的,更没有什么后台。胡耀邦提出这个命题,就是为了提供一个破除新旧个人迷信、粉碎新旧精神枷锁的理论武器。他希望表述的是,无论谁说的话,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由实践来检验正确与否。然而这恰恰是权力崇拜和个人崇拜的要害。触动了这一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恼火,主张君权神授的教条主义者也害怕。由于这个原因胡耀邦才承受了广泛的压力。

面对压力,胡耀邦既要把“真理标准”(亦可称作“实践标准”)讨论进行下去,争取广泛共识;又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和华国锋、汪东兴等领导人的团结,争取他们的支持。

这一点,在胡乔木登门之后就看得更加清楚。

5.胡耀邦要“冷却一下”,吴江决心论辩

送走胡乔木之后,胡耀邦很快找来党校理论研究室负责人吴江和阮铭,表示说,当前形势“不太明朗”, 可以将这个讨论“冷却一下”。

表面看来,胡耀邦准备退却一步了。

没有想到座中的吴江没有吭声,更没有应声附和。这时的吴江,已经自己动手,把针对吴冷西观点的辩论文章已经在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直接支持下写成了,眼下正在作最后的润色,过几天就要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发表了。

此时的吴江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胡耀邦心里明白。

这就是“历史合力”的体现,大势所向,此起彼伏。当胡耀邦感到力有所不足,打算稳一下阵脚的时候,麾下的一名助手却突出阵前,在思想领域里短兵相接了。

吴江执笔,孙长江协助的长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正是5月13日在胡耀邦家中参加讨论吴冷西电话意见之后,吴江思虑良久,很快就落笔撰写的,写出来对吴冷西的意见作正面辩驳,从而延伸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阐发。

是什么促使吴江下了这样的决心?多年之后,吴江向来自他的故乡、一位正在深研“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历史的学者陈侃章作出了回答。

首先在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吴江有直接关系,是他确定了这个题目,接着才收到光明日报转来的胡福明初稿;此后又是他决定,由孙长江将大致写成的稿件与胡福明的稿子融汇到一起,然后交由吴江本人修改定稿。

吴江对此有发稿人的责任。他不愿意对吴冷西的指责保持沉默,与其沉默不如据理力争。否则,包括他本人自去年开始在党校的讲课,都与《实》文一脉相承,也会被追责。如果他保持沉默,他的领导人胡耀邦可能陷入很大的困境。

因此,既非领导布置,也非同行鼓动,完全是理论探索的使命驱使,吴冷西的电话激发了吴江的决心,他确定自己执笔撰写这篇文章。实际上一旦动笔,他还是请孙长江给予协助,但主要执笔者是吴江,是确定无疑的。

“真理大讨论”续篇中的扛鼎之作很快就要问世了。

(未完待续)

   2022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