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苏晓康:天地闭,贤人出——追念余英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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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中国透视:天地闭,贤人出——追念余英时先生

余英时先生唐奖脸书截图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苏晓康先生:《河殇》总撰稿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前执行主席

余英时其人其学

1) 天地闭,贤人出

陈:一年前的今天,余英时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是,大家都不愿相信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仍感觉到他的存在。在此周年忌日时刻,不禁想起他在千禧年 2000年写的一段话:

“中国史上经历过多次’天地闭,贤人隐‘的遭遇,但都阻止不住往下一个‘天地变化,草木蕃’时期的必然降临。今天也不可能是例外”。

如果改一个字,可以澄明余先生的独特历史地位,那就是:“天地闭,贤人出”。

在现代中国,“天地闭,贤人隐”是常态,而余先生却是在天地闭的黑暗时刻,毅然站出来的大贤人。他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人。由于余先生的典范性存在,我们对“天地变化,草木蕃”时期的降临更有了坚如磐石的信念。

苏:关于“天地闭,贤人隐”,我的理解是另外一种,2000年底我有一则日记写道:余英时为文称八九年以来是“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经》,他说此话如今只对那些不识时务的知识人才有意义;在早已无“神”的“神州”,知识分子被“先锋队”视为“乱源”,“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陈寅恪1953年的诗句覆见于新千禧年伊始之际,这不是“天地闭、贤人隐”又是什么?(“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第61期(2010年10月号):页36-38。

余先生在另一处也曾非常感叹地指出,从1989年的民运之后,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快速提升至全球大国的地位,使得中国这个“神州”出现了千古未有的“盛世”。然而,正因为这个因素,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份子快速地成为“识时务”的俊杰,拒绝对当前政局提出批判,不再替底层百姓请命。因此,他借用易经当中的“天地闭,贤人隐”来形容当时的处境(注4)。中国知识份子的集体噤声,是令人感叹的事情,但这也与统治政权统治策略奏效有关。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但在经济实力上持续增加,其在全球的政治和军事等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余英时先生十多年前忧心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所预感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桴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阉割手术,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并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州,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都未能逃脱重重劫难。

这是一段中国读书人的这段耻辱史,对它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著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

打通三界 卓然大家

陈:余先生的学术传承受到中西两方面影响。1950年,从中国大陆出走,那时他20岁。1950年到香港,拜钱穆先生为师,受到很深的熏陶,然后又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受业于极有学品的杨联陞教授,并获得广泛的西方学术训练与熏陶。在其“童子功”以及中西两面的学术渊源之上,在其殚思
竭虑,嘎嘎独创之作用下,诞生了他引人注目的学术原创性成就。

余先生1974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获颁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和2014年获得首届唐奖汉学奖,均具有很丰富的人文涵义。我们放宽眼界,从国际学术界的观点来看,像美国所谓的中国学,就是所谓Chinese Studies,还有缘自欧洲的“汉学”传统 Sinology,还有中国
传统的所谓“国学”,加上西方学术主流中的历史学,余先生可以说在这几个学术领域中都是打通了的。

余先生作为能够打通三界,而且超越这些传统的学者,非常不容易的。他得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这么一个大奖和唐奖首奖,说明他已经得到了西方的、美国的史学界、人文学界和中文世界的相当高的尊重和认同。

大家知道,中国学者过去在西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当然有不少成就。但是,一般来说,客观上是被学界主流认可为是所谓地域研究。“中国学”,就是所谓地域研究的学科,而不是西方主流核心的人文学术传统。而现在,我们刚说了,余先生打通三界,更进一步,得到了主流的西方史学界、人文学界这样高的荣誉,就说明这方面的研究、这样一位卓越学者,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国际学术界相当高的认同,进入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它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它是在这样广阔的学术视野范围内提升了中国文明的地位,提升了中国历史的地位,在中国文明连绵不断但同时又处于深刻危机的情况下,从国际学术的视野来看,余先生这两个得奖说明了,“东亚研究”也好,“中国研究”也好,“汉学”也好,“国学”也好,都正式地进入了国际主流学术界的视野。

三峰鼎立 文化重镇

余英时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堪与胡适、陈寅恪这两位大师比肩。他们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上的重镇,三峰鼎立,各成气象。往者已矣,余英时成为当下的“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在“引领风气、开辟言路、提携后学”方面,余英时一脉相承于胡适。在“文化守成、学术深度、知识发现”方面,余英时又直接赓续于陈寅恪。而且,容我直言,像胡、陈、余这样在文明交替时期的硕果仅存的大师,已成绝响。他们是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人文产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恐
怕将再也不复见于国中。

从外缘的视角看,余先生曾任康乃尔大学胡适讲座首席客座教授(1991-1992年),撰有专著《重寻胡适历程》(包括了旧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以及新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余先生关于《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论著反映了他对前辈史家陈
寅恪相知之深。

余英时著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日益风行,他关于中国思想道统的现代变迁、中国反智主义传统的研究、中国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与当代“创世纪”、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朱熹的历史世界、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等思想与论著,都具有原创性格,别开生面。同时,它们对于中国知识界与国际学界的沟通,亦是功不可没。像你就对余先生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对中国激进主义的梳理特别有体会。

苏:前不久康正果专程去普林斯顿墓园,拜谒余先生墓塚,回到家就发给我一张照片,令我神伤与羡慕,而先生辞世很快就满一周年了。我忽然感到,我们说余先生已经说了很多,却一直没说,辞别中国,在海外遇到他,就沐浴了另一种文化和精神,那究竟是什么?当然我至今说不清楚,比较简略地可以讲一点:

他梳理的“激进主义”,中国思想史上可谓无人论及,巧合的是,他那篇著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恰好发表在一九八九年,跟天安门学运同步。浓缩一下:

一种对于现状的态度

1,对于一种现存的秩序(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来说,认为基本合理,主张维持的态度称为保守;认为不合理而要改变它的态度称为激进。其间还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立场,从较温和到最极端(两极化);非两极化时应有一个共通领域存在,如美国的自由传统(liberal),又如中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政治秩序等。

2,中国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没有一个秩序稳定过,因而没有一个基础可以用来衡量保守或者激进,也不可能在两者之间产生一个共通领域。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没有一个政治现实是值得维持的,没有一点可以定下来,其结果是保守主义没有办法根据一个现存的秩序来说话,而激进的力量则长足发展,推翻一个东西未能达到目的,就再往下一步走,形成了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

3,从清末开始怀疑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却一直无法确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又永远回不到传统制度上去,这个“变”就没有底了,也不知道变到哪里为止,不知道要达到什么地方才可以不变。

4,四阶段

康梁变法: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都未触动中国的政治伦理秩序,到康有为始提出“速变”,从此中国再没有一个系统、一个共识可以被大家接受。变政治伦理秩序就涉及文化,康有为还想改儒家为孔教,还承认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谭嗣同则把康的思想推到最大限度,要改变整个伦理道德秩序,这显示政治激进主义者已经关注到文化层面。戊戌的失败导致革命,即表示政治理念又一步激进化;但袁世凯的复辟借助孔教,激进化不可避免向文化层面引深了。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社会政治退化,新的秩序建立不起来,旧的权威已经崩溃,只剩混乱,这样保守主义无法根据一个现状来说话。

五四运动:要用西方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文化,但涉及到价值系统和政治制度这两个方面,又有激进和保守之争。前者体现在“科玄论战”(1923年)中,激进派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由此为“唯物主义”开了门,所谓“玄学”即宗教无用;后者体现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1930年),民族危机使保守派主张接受一个独裁方式的政治中心,激进派则赞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五四”以后,中国不复有真正的保守主义,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就成为保守派,第一流脑筋的中国学人和思想家,如章炳麟、刘师培、熊十力、粱漱溟等也只是说到不要变得太过为止,原先激进的人很快就被后来者视为保守派。

抗战后期:对于国民党政治现实的失望和内战的原因,知识分子普遍感染盼望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的左倾思潮,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五四”所引进的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又变成保守的观念,此时思想界已无有价值的发展。

社会主义时期:“新中国”终于提供了一个政治现状,知识分子的负面评价引起了“反右”运动。毛泽东则一路激进,从抛弃“新民主主义”到否定“社会主义”,一直走到激进主义的终点:“文革”,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这三个主流均被否定。

以上四个阶段,为第一个循环:从“五四”的个体主义迅速向社会主义的整体主义转化,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形成一个以群体为核心的新宗教。

“文革”后,第二个循怀即开始,又回到“五四”的起点:个人主义和反传统,全面谴责中国传统文化和拥抱西方现代文化,这是激进思潮的再抬头,其象征即《河殇》。

陈:就史学谱系和撰述机缘论,余先生自1958年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发不可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陈先生的论著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数种,风传海内外,遂与著名史家陈寅恪结下了四十多年的不解之缘,寅恪先生在世时亦称“作者知我”。余英时,正如陈寅恪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守护者,在北京政权摧毁中国文明的滔天洪水中,一个在外,一个在内,以自己的写作和研究,在严肃地审视和评判着北京政权的作为。他们代文化立言立德,代历史立言立德,记录下了其身处之世华夏文化衰微的悲剧性轨迹。

悲天悯人 音容宛在

1)【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缘起

陈:1989年,中国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余先生悲愤之余,先是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公开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六四屠城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被迫流亡海外,他又仗义出手,奔走筹措,在一位普大的美国校董约翰.埃略特(John Elliott)的慷慨解
囊下,余先生创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亲自挑选和延揽了二十多位学者作家于普林斯顿大学继续研究,以庚续文化命脉。

余先生称学社的人都是历史创造者,是制造历史的人,而不是写历史的人。他谦称自己写历史的,但不会制造历史。

但我认为,余先生当之无愧,既是写历史者,同时又是创造历史者。仅就创办学社一事,即在创造历史。在国运与文化的危难时刻,余先生此举,德配先贤,义薄云天,影响历史。更不用说七十年代他返港出任新亚书院校长见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等功业了。

余先生当之无愧是“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人物。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成立后,开初主办了苏晓康为社长、孔捷生为主编,我为主笔的刊物《民主中国》,后来变为网刊。 其后,从2008年起,又主办了我主持的《纵览中国》网刊。

学社亦举办过《从五四到河殇》、《中国知识人与达赖喇嘛尊者对话》……等研讨会。

2) 大灾祸之后,与优异人物沟通心灵,诉诸人世间的精神力量

苏:在中国学社,我跟余先生余太太接触最多,也是因为我们出了车祸,他们夫妇抢救傅莉、帮助我们,真是恩、重情如山。然而更重要的是,余先生教会我如何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去走出困境,这份精神财富,真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

车祸后我被崩溃感笼照,已有年余,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应。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时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刚从台湾回来。先生为我指点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一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

两年后,余先生又相送《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两件手稿的覆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刚从台北回来,其中《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便“完稿于台北旅次”。近乎墨新书香的两件文字,令我回家连夜读得如饥似渴,惊叹不已:一是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犹如一次“史学重构”,完全印证了余英时八十年代初对陈诗的释证,恐为当今仅见的学术奇迹;二是,该书收录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之于俗啼之桎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当箭牌;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做李商隐也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烟没。”这种气概,余先生称之为“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大文字”,但是这文字对于我辈而言,四九后身在大陆却未知“天蛮地荒”,也看惯了“衰翁变奼女”,就有石破天惊之效。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谈了近六个小时,旁及人生和学术诸多话题。先生说我:你静心修练几年,会成完全另外一个人。他说,为中国忧虑的人常常会遭遇大不幸。你要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跳出来你才更理智清醒,缠在里面不好。要有长期准备了,也许是一辈子没有尽头的,从最坏处著眼,期望不要过高,你才不至总被失望击倒。去同历史上的优秀人物接通心灵,充实自己。陈寅恪四九年后就是在极度的悲苦中只写心史的。我想谈陈寅恪,先生则对我谈了很多粱启超,他说,超越自己的过去不容易,梁启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断超越自己,后来康有为都说“我不如卓如”。

我觉得,这份精神财富,也是余先生研究考证陈寅恪当中发掘出来的,他发掘“文化遗民”,提出“文化气节”,也通过洞穿历史,寻找人的永恆精神,这是他关于士与中国文化、士与现代知识人的系列研究的重大拓展。

3、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陈:三十年来,我曾陪不少访美的学者前往拜访余先生。在余宅书房,缕缕书卷气,一室生香;对学界往事逸闻,余先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满座如沐春风。然而,每每当闲聊转入正题,谈及中国大陆学界和社会诸种情状,他就变得目光炯炯,语调肃然,面容也逐渐凝重起来,呈现出人文学者的本色。

宋人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余先生一生中完美地体现出来了。

余英时先生是中国文化之托命人,是典型的学者、知识人,他并不直接投身政治;但面对公共事务,他绝不回避,而是挺身而出,坦率批评,慷慨陈言,勇于道义担当。这正是在“天地闭”之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他的等身著作,正是为往圣继绝学。余先生堪称知识人的典范,他的
一生,堪称完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