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罗瑞卿接棒,拍板发表“真理标准”续篇——胡耀邦与人民日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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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潮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2-08-07 10:30 Posted on 英国

接上篇(12)

1.吴江写出初稿,却为发表犯难

吴江落笔的时间约在1978年5月中旬的后几天。也就是说,他在得知吴冷西的反对意见后,很快决定写出论辩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而且写得顺利。

从落笔到写出初稿用了10余天时间,除请孙长江协助之外,主要执笔者就是吴江本人。初稿撰写中,吴江、孙长江没有和别人谈起这件事。他们要等写完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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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起这篇文章的修改和发表过程,说:“罗瑞卿同志1978年为修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费了很大的力量。”

胡耀邦把这篇文章的起草到发表时间点出来了。

“马”文篇幅大增,达1.6万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6400字)

文章写出来了,在哪里发表呢?

吴江自然想到了胡耀邦。他动笔写作时没有事先报告,但写出初稿后是一定要给胡耀邦看的。吴江回忆:“第一次送稿给他(胡耀邦),他叫秘书给我打电话,交代一句:‘等3个月以后再说。’ ”(吴江《十年的路》第39页)。

对于向胡耀邦拿出初稿的准确时间,吴江的记忆有些模糊了。可以肯定的是,这时胡耀邦按兵不动,要稳住阵脚。那么这篇文稿在《理论动态》上自然不便发表了。由于来自汪东兴等人的批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难以发表了。否则过于对立,也是吴江不愿意看到的。

如此一来,“能发表”的余地就很小了。但是新写成的文章篇幅大,只有“大报”“大刊”才便于刊登。

吴江想到了《解放军报》,但毕竟不在一个系统,过去没有为稿件的事情联系过。

2. 解放军报友人姚远方登门取走稿件

正在左思右想,《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打电话给吴江,说有事要上门相商。姚远方是吴江在延安“鲁艺“的同学,多年好友,自然欢迎。

姚远方上门本是为一件家事和吴江商量。谈罢后,两人将话题转向当前形势。吴江直言相告,形势很不明朗,“真理标准”面临压力,如果不据理力争,会使局面转向不利。

随即,吴江拿出刚刚写成的稿件给姚远方看。

姚远方知道这个命题重大,问吴江如何打算?

吴江试探地问:“军报能发吗?”

姚远方答应将稿子带到报社细看,待有明确意见后告诉。

未过两天,姚远方给吴江打来电话,告诉说:“(解放军总政治部)韦国清主任、华楠副主任都看了尊稿,我们报社可以发。”华楠兼任《解放军报》社长,他的意见更是直接代表编辑部的。

随后,姚远方转达了罗瑞卿对修改、充实这篇文章的意见。

吴江很感动。身为思想理论界高层专家,吴江发表的文章不少了,基本上都是约稿,或者事先与编辑部有联系、确定要用的。但这回却是写稿在先,写稿的时候并没有确定在何处发表。

吴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写文章回忆这段经历,所述与上边的文字略有不同,说自己在成稿之后先想到了认识的《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于是“备了一封信,将文章送给他,也是抱着一试的态度。

吴江长于文字表述,但在90年代的回忆录中不说“写信”却说“备了一封信,将文章送给他”,有些费解。(吴江《十年的路》第39-40页)

10年后进入了21世纪,吴江接受诸暨同乡、当代史学者陈侃章访问,细叙“真理标准”讨论中两篇重要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有的细节是第一次谈到,尤其是讲述了向姚远方递交稿件的细节。

陈侃章据此写的专题文章《真理标准讨论峰回路转之作》,发表于2014年1月3日《文汇读书周刊》,采用了吴江近时的说法——姚远方登门前来取走了稿件。

本文作者和陈侃章先生作了讨论,将两段略有不同的叙述先后表述,供读者参阅。当时记录有缺漏,记忆有漂浮,叙述上有所不同是常常发生的,这个小细节的不同不影响对事件进程的理解。

笔者查分别阅到有关对华楠、姚远方的访问记,均有“从吴江处取来稿件”的记述,由此判断,吴江向姚远方当面递交稿件较为准确。

姚远方到吴江处看到稿件的时间,约在6月4日或5日。

此后的脉络发展就比较清楚了。

3. 罗瑞卿大将接棒支持胡耀邦,延伸“真理标准”讨论

6月7日或 8 日,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将军和姚远方及总政治部的姚康,3人到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处汇报工作。

姚远方对罗瑞卿说,我有个熟人叫吴江,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写了一篇文章,不错。

说着,姚远方拿出文章请罗瑞卿阅读,告诉他,《解放军报》准备用这篇文章。华楠社长已经读过这篇文章,认为可以刊登。

这段时间,罗瑞卿和军报的关系特别密切,差不多每天和华楠通电话还不算,华楠每天要到罗瑞卿处去一次。华楠很清楚,罗瑞卿坚决支持胡耀邦发起的“真理标准”讨论。

华楠将军回忆这件事说,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议上作重要谈话,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第2天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以大标题刊登了邓小平讲话的主要内容。罗瑞卿在发表邓小平讲话主要内容的当天,向军报负责人打招呼,指示军报要根据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组织编发一篇有分量的评论员文章,而且催得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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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6月3日《人民日报》1版报道了军委政工会议

一时之间,到哪里去找这篇“评论员文章”呢?正巧这个时候,姚远方和吴江相见,得知他写了一篇长文章,谈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检验真理。

华楠说:“我们当即便把这个稿子取来了。”“我们看完文章后,觉得很符合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就将稿子送给罗瑞卿同志看审阅。他看了连声赞好,指示我们‘要精心修改。使内容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傅颐《  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和“纲”的转移》,《百年潮》杂志2001年第1期。

4.罗瑞卿勇敢延伸“实践检验真理”大讨论

姚远方立即打电话告诉吴江,军报将以评论员文章的方式刊登你写的文章,而且得到了罗瑞卿秘书长的支持,他还有关于修改文章的进一步建议。

罗瑞卿就吴江的文章给华楠、姚远方回话是这样说的,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文章,但需要充实,理论上要加强,特别是要引用毛主席一贯讲的有关思想观点,如《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

罗瑞卿还说,我也要看看这些著作,一定要多引用一些。二要引用小平同志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的讲话和其他讲话。这样,这篇文章理论上就充实了,为什么要引邓小平讲话呢?罗瑞卿讲了8个字:“立论要稳,无懈可击。”

罗瑞卿补充说,现在有个不好的风气,是抢时间。这篇文章千万不要抢时间,什么时候改好了,就什么时候发表。

4. 胡耀邦说,这回要找“罗大将”

有了解放军的积极回复,吴江带着些检讨的口吻向胡耀邦报告:“我写了此文。事先怕给您添麻烦,所以不敢向您报告。”

此处吴江的记忆出现重叠。他曾忆及初稿完成就报给了胡耀邦,但也说在得到姚远方的回复电话后,就此事向胡耀邦报告。

有一点吴江肯定:胡耀邦告诉他:“罗瑞卿同志已经与我通过好几次电话,还商量了,在文章中如何引用好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等问题。”

看来,胡耀邦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马”文初稿的写作进程,但吴江的初稿完成之后,胡耀邦立即将文稿直接送给了罗瑞卿。

罗瑞卿至少从两个渠道看到了吴江撰写的“马”文。

中央党校资深研究员沈宝祥,不但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直接参与者,还在日后的岁月里成为研究这场大讨论的专家。他在1993年专门访问了长期担任胡耀邦秘书的梁金泉,听他介绍了情况。

梁金泉回忆,胡耀邦收到了吴江呈送的文稿,觉得在自己手里确实不好办。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那种压力。《理论动态》不好刊登了。

考虑了之后,胡耀邦对梁金泉说,有办法了,去找大将,找罗大将。

梁金泉问,为什么要找他?

胡耀邦说,罗大将说要发(表),在哪里发,分量就很不一样了。罗大将在党内威信高,影响大,理论上强,现在用我们这个(刊物)不行了。

胡耀邦将吴江送来的文稿装进信封口袋,交给梁清泉说,我已经打电话说好了,你送去就行。

梁金泉记得很清楚,他将稿件送到了罗瑞卿处。那时罗瑞卿住在北京西郊翠微路南的一个招待所的一层。(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107页)

这实际上还是吴江的初稿,但是不清楚胡耀邦是否还附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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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罗瑞卿(右)回到故乡南充,在老宅院子里和乡亲交谈

5. 胡耀邦和罗瑞卿在延安建立的友谊

胡耀邦和罗瑞卿的友谊建立在延安岁月。

早年在江西中央苏区,胡耀邦并不熟悉罗瑞卿。不满17岁的胡耀邦1932年初来到瑞金的时候,26岁的罗瑞卿已经是红四军政委了。当他们熟悉起来的时候,是在1937年的延安“抗大”。

罗瑞卿(1906-1978)出生在四川南充县一户原本富裕的农民家庭。从小受到较好教育,上了私塾和当地的高等小学,顺利进入中学。后来因反抗封建家庭关系,于1926年夏天到武汉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经历北伐战争之后,于1928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他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于1929年受派遣来到福建,进入中央红军序列,担任团参谋长,师政委、军政委、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

长征后的1936年6月,罗瑞卿进入红军大学一期学习,结业后留校,担任改名为“抗大”的教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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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罗瑞卿

1937年3月,抗大第2期开学典礼,胡耀邦成为这期学员。当年8月学期结束,胡耀邦留校,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教育长罗瑞卿亲自为耀邦调配了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蒋文模当警卫员。

虽然是上下级,胡耀邦和罗瑞卿的友谊很快建立和发展起来。

6.罗瑞卿、胡耀邦共同处理“黄克功案件”

胡耀邦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两个月,1937年10月初,发生了“黄克功杀人案”。

黄克功是抗大第3期第6队队长,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长征中,他在红军二渡赤水、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立过大功。他担任过团政委,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队长,很有希望继续晋升。但是他目无军纪法纪。他在抗大任职后与正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女青年刘茜谈恋爱,经一段时间后刘不愿再谈。黄克功约刘谈话发生冲突,竟拔枪将刘打死。

黄克功犯案怎么办?罗瑞卿与黄克功很熟悉,到监禁室去看过黄。他认为必须严惩,干部的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法律的制裁。”

胡耀邦也主张严惩,他于事后创刊的《思想战线》上发表文章说:“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经过审判,黄克功被处决。

1938年4月,胡耀邦担任抗大第4期第一大队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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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 抗大校部干部在运动会上合影 左2起:杨至成、杨兰史、冯达飞、胡耀邦、罗瑞卿、莫文骅、刘亚楼、王平。

23岁的胡耀邦充满活力,当时苏联在展开“斯达汉诺夫运动”竞赛,启发了这位年轻政委,胡耀邦领导一大队发起“斯达汉诺夫运动”,在挖窑洞和学习、生活等方面展开队与队和个人之间的竞赛,全大队学员精神振奋。

罗瑞卿对胡耀邦的做法很感兴趣,带领工作组到一大队调研,随即在全校推广胡耀邦的经验。这个做法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在抗大的日子里,胡耀邦和罗瑞卿熟悉起来了。

此后,是战斗岁月迎接他们。

(未完待续)